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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韩青辰的小说，实在是读得晚了。大概地说，是晚了十年。 1998年，她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了短篇小说《撇嘴》和《LOVE地久天长》，可说是她儿童文学创作上最初的尝试。现在看去，它们仍是那样成熟、优美、洗练。校园中十四五岁的少女们朦胧的初恋般的心境，被写得十分传神、到位，而又把握着很好的分寸，不像现在某些畅销的通俗青春文学大肆渲染，乱编故事，假得可气复可笑。我当时从刊物上读过《LOVE地久天长》，暗自赞叹了一番，却不曾记住作者的名字。那时《少年文艺》上优秀的新人新作确乎令人目不暇接。 她就从那时开始一发而不可收，连续五年获得《少年文艺》的“好作品”奖，这一奖项是以小读者的投票为依据的，从中也可看到她的小说受欢迎的程度。我只在参加评奖的时候，或通过选刊，零星地读了她一些作品，主要还是报告文学。今年春节，我集中读了她的十几篇小说，包括两个中篇和一个长篇，这才获得总体印象。说心里话，我有点震惊。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着儿童文学中的“纯文学”，一直为纯文学新作的稀缺而苦恼甚至悲哀，这样一株枝叶日见繁茂的纯文学之树在眼前越长越高，我却视而不见！作为一个批评者，这不能不说是失职的。 我的震惊，首先因为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或者说是形式方面的东西，那就是她的叙述和白描，即那种粗线条的勾勒。我在十多年前就有一个发现：年轻一代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大多不会叙述，她们能很抒情很细密地描绘一件事，却不会疏简传神地勾画事件的轮廓，即不会以少胜多。这就很难使她们的作品变得老练起来。我曾给几位新锐作者(比如王蔚)作过很具体的解说，可是没用，这是和一个作家内在的审美习性相辅相成的。然而在韩青辰的小说中，这样的叙述和白描比比皆是。比如，《撇嘴》中写深受女生们喜爱的那位男老师的消失： 男生堆里莫名地热闹，女生堆里却故意平静如水，没有人谈论范伟博的失踪，大家仿佛都在回避这个事实，好像谁先提起谁就输似的。还是消息灵通的芙蓉那天晚上跑到我们的宿舍恶狠狠地说：“范伟博请假回家结婚了！” 她说的那句话就像搬起一块石头用力砸向一锅水，然而那石头没能激起一丝波澜，大家都保持缄默。只是熄灯后我分明从李凡凡和丁俏俏她们的交头接耳中听到了范伟博这个名字。 这是白描，很跳跃，一百多个字里包含着重要的过程和大量的审美信息，从白天写到晚上，从教室写到宿舍，而教室还是全班都在的大场面，写得全不费力，进退自然。中间还有不少精彩的细节，如“好像谁先提起谁就输似的”，这是心理细节；熄灯后的悄悄耳语，则是客观的细节。这样的文字，极粗放又极细微，是需要读者更认真地去体验的，是经得起反复品味和咀嚼的——这不就是纯文学的重要特征吗？它不同于外在的华丽，不同于感情式的渲染，不是硬往你耳朵里灌却是悄悄地拨动你的心弦，它需要共鸣，需要一种共同的审美创造。 叙述和白描，看起来线条粗疏，却因不一味拘泥于细部，下笔反而轻重自如，或近或远，十分自由，所以能穿插更多奇妙的信息，也更能发挥作家的创作个性。韩青辰的老到，与她进入创作前的大量阅读和暗中练笔很有关系，与她由散文转入小说可能也有关系。这样的文字，会让人想到孙犁、汪曾祺、沈从文，而这几位，正是她一直喜欢的作家。 但韩青辰的价值，并不只在文字上。她的题材、人物和她所注重表现的生活，更显示了她的独到，也体现了她不应小视的文学贡献。她的小说题材，主要是学校生活和乡村生活两大类。写学校生活，她越来越关注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的苦恼，尤其关注那些农民工的孩子、破碎家庭的孩子、学习有困难的孩子，甚至有显赫家庭背景、处处让人羡慕的女孩她也着意发掘她们内心难以排解的苦楚。中篇小说《我们之间》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写农村生活，既着意表现乡间孩子的纯朴和美，也不回避他们的孤寂、贫困乃至无知和野蛮，当然更不回避成人社会的种种黑暗和不平。中篇小说《阿玉》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们之间》写了一群进入重点高中向高考冲刺的学生，他们应是天之骄子式的人物了，可生活却是那样地不平静。风风火火、热爱集体的班长庞剑红因为有当官的父母在背后支撑，反弄得她被动、心虚而不愉快，最后离校出走；成绩优秀的李湘湘没有任何背景，便以清高孤傲的外壳抵御外界的一切，学得如林黛玉一般；面临父母离异的金金渴望友情，依赖友情，却总是人为地制造或决绝地放弃友情，她心眼小，嫉妒心重，格外患得患失……作品中的几个女主角都逐一显出了自己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她们都有善良向上的一面，又多有不知如何克服的难题。作者以解剖刀一样的笔，深入到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的内心，让我们看到了校园里真实的心理冲突，看到了高材生们成长的烦恼。相对来说，其中的“我”着笔比别人更多，初入名校功课跟不上时的惶急和随后的咬牙拼搏，也写得十分感人，但后来的她似乎只是一位感受者、体验者、观察者，虽然也显示了她的同情和善良，却总感到不够丰满，我以为，是她没有像别的人物那样复杂起来，她其实也可以有情感的危机，也可以在尴尬的处境中发现更多自身的缺陷(这在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就处理得更聪明、更真切)。总之，写出这一代人真实而复杂的内心，正是这篇小说的贡献；她将这些表现得那样精炼而生动，不能不让人惊叹。 《阿玉》写了农村中的一场骤变，一个好好的家庭因为一个案子陷入了困境，母亲是受害者，九岁的孩子阿玉是小证人，而作案者是村里最有权势的余支书。于是，阿玉面临了余家人的攻击，其中有当了老师的余金花和同班同学余春光姐弟，他们暗中或当面恶狠狠地威胁报复，势利的村人也跟着孤立他们全家，胆小的就再也不敢和他们打招呼了，孩子们则跟在她后面追骂……阿玉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忍受、抗争，她也反击，甚至连夜跑到派出所去找周公安。当然这中间，也让她看到了人间的温暖，感受到底层的压抑不住的正直和真情，一点点真心的支持也会让她泪流满面。世上到底还是有正义，坏人终于判了刑；阿玉升到了小学四年级，还顺利当选为班长。作者没有跟着外在事件走，依然着重写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许多内心的细节丝丝入扣，读来感人至深。这篇小说的结构很有点像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是全景式的描写，一点不回避黑暗，写出了生活和人心的复杂，却又给人以希望，让人体验到积极的人性之美。作者在创作时没有读过赵树理的这些作品，也许，正是农村生活的真实逻辑，造成了这种创作上的相通。在大量的作家多以轻松、好看、好卖作为至上的追求时，认真剖析生活中的黑暗面并写出真实人性之美的小说变得少而又少，这就使《阿玉》这样的作品水落石出，显现了纯文学的光辉。 如果说，在韩青辰创作的武库里，还有什么缺漏的话，也许是编情节的能力稍弱了些。她的优点也在这里，即不脱离生活的真实，但在文学中，有时编比不编更真实。因为生活里有着可以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广阔背景，而小说毕竟是有限的人生图景，就像任何广角的摄影都没法和实景相比一样。如《阿玉》中，案发当晚女儿是睡在妈妈怀里的，这就减少了案发的可能性，这种地方不妨编一下。又如在短篇《别》中，一个让女孩讨厌透顶的男孩转校后，她忽然又怀念起来了，这在生活中不无可能，因为生活中有种种看不见的触机，但在小说中却不甚可信，除非你写出了她心理转变的触机，这就又要编一下了。还有，短篇《桃李》中女主角的死，也令人感到突兀，她要走到这一步，也是需要再增加些情节的。老作家周立波当年说过的“不可不编，不可太编”，我以为，值得有志于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们永远牢记。 当然，韩青辰还另有可以提高之处。虽然她的文字已十分洗练，但像《阿玉》和《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那样的作品，其实还可写得更简洁，更轻灵。它们和《铁木前传》或《李有才板话》比，就分明显出了笨重和繁杂。我想，那还不仅是文字功夫，两位老作家恐怕是站得更高，对于自己所写的沉重的生活能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这才有了更为简要传神的美的勾勒。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了鲁迅所说的那种“重压之感”，却丝毫没有减损他们想要表现的生活的复杂性。韩青辰的有些作品(如《水自无言》和《春暖花开》)确有“重压之感”太过之虞，这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是应该避免的。 在眼下的通俗文学的大潮中，韩青辰可说是一株独立支撑的树。虽不是参天大树，但只要长着深根，有自己蓬勃的真生命，又有源头活水，那就一定会长大。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