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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紧跟全球化脚步走进“大众娱乐”的同时，不应将“消费时代”仅仅理解为单一发展娱乐性文化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努力建构我们的经典文化背景，给今天的文化消费人群“补课”。 ●我们需要花更大的力量、集中更多的资源——包括艺术创作、演出推广、媒体导向、政府扶持等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共同引导当代与未来的受众进行经典性的“文化补习”，因为这种“补习”单靠市场行为是绝不可能完成的。 ●“市场”对于“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文艺作品要以自贬身价的方式去迎合市场、迎合大众，而在于建立“通道”，让真正有质量、有品位、有益于心灵滋养的经典文化产品与娱乐性文化产品一起共同面对大众。 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是以“文化消费”、“大众娱乐”为重要主题语的，“收视率”、“票房”成为娱乐性文艺作品体现自身价值的最直观的量化指标，这应该说是合乎时代潮流的。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娱乐戏剧”、“商业戏剧”汇入文化主流，成为主流戏剧的组成部分，这同样也可以说是合乎时代潮流的。 对于“大众娱乐”成为“文化主流”的一部分、“商业戏剧”成为“主流戏剧”的一部分这个文化现实，我们当然应该面对和接受，但面对和接受并不等于盲目地随波逐流，不等于放弃对文化本身的价值体现和传播形态进行判断思考。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客观地、历史地、动态地理解这个从西方流动而来的大众娱乐文化潮流，并从我们与西方文化的这份相似中看到不同，以及这不同所映照出的今天文化生态的缺失。 在全球文化语境中所说的“大众文化”或者“大众娱乐”，是在工业文明高水平发展并深度进入后工业文明之后，在现代都市族群中产生的一种“后现代”文化形态。这其中有健全的市场体系下的商业文明愈加成熟、信息产业与传媒产业爆炸式扩张的发展背景，更有高新技术创意产业和旅游、服务、娱乐等第三产业逐渐成为支柱产业的发展背景。这样的文化形态是从高度发达、高度成熟的商业文明、市场体系里发展出来的，所以消费性、娱乐性是其先天随带的本质特性。当商业与娱乐紧密联系成一体时，艺术与受众的关系便自然地由“艺术创作”与“审美欣赏”的关系中衍生出了一种“生产制作”与“消费娱乐”的关系。 这种西方后现代“大众文化”中的“大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而特指商业性娱乐文化的受众，特指以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有相当文化程度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消费群体。这个“大众文化”概念与我们常说的近似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些区别。 进而我们应该直面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由于无需回避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的当代文化发展并没有完整地经历从“经典”到“现代”的积淀过程就直接进入了“后现代”。我们之所以能跨越式地“匆匆进入新时代”，既是托改革开放的福，更是因为文化“全球化”的强力推动。可以说我们汇入大众娱乐的时尚潮流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动的，是被“WTO”裹挟着进入“后现代”的，用时下流行语说就是“被后现代”。 我们因为“被后现代”而追上了时代发展潮流于是没有“被淘汰”，这当然是幸运的，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份“幸运”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拥有了与“后现代”相适应的现代文化底蕴，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经典文化”这一文化积淀的重要阶段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不可或缺性。直面这一客观事实的根本性意义在于：在我们紧跟全球化脚步走进“大众娱乐”的同时，不应将“消费时代”仅仅理解为单一发展娱乐性文化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努力建构我们的经典文化背景，或者说，我们特别需要在经典文化这个层面上——包括我们自己民族的经典文化和西方的经典文化——给今天的文化消费人群“补课”。 这种文化补课可以与经济补课相类比，而且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丝毫不亚于经济补课，但却没有那样显而易见，没有那样无可争议。因为我们似乎还没有在一个清晰的事实面前完全达成共识，那就是：跨越式的发展虽然为我们“节约”了时间，但却使我们当前的文化生态倾向于单薄、浅显的娱乐化，缺少足够的经典文化的积淀与支撑。 西方现代都市文化经历过经典文化、精英文化的充分滋养，经历过从经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积累传承，故而呈现出有深厚积淀基础的多元并存形态。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文化、大众娱乐，是一种表面繁芜多元实则有序共存的、看似充分自由实则有自我调控节制能力的后现代文化形态。也可以说他们的“大众娱乐”是一种 “有着深厚经典文化背景的当代娱乐狂欢”。 比如说，在商业化程度最高、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其演出艺术中既有拉斯维加斯赌场里令人叹为观止的歌舞杂耍秀场，也有各个大城市的众多交响乐、芭蕾舞等经典艺术表演团体，更有林肯艺术中心这样世界著名的高雅艺术殿堂；仅就纽约的戏剧表演而言，既有集中在时代广场附近以演音乐剧为标志的“百老汇”商业性的娱乐文化、也有散落纽约各处以演主流戏剧为标志的“外百老汇”非赢利性的精英文化，还有数不胜数的以演实验戏剧为标志的“外外百老汇”同样为非赢利性的先锋文化。更不用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的非赢利性剧团和遍布美国全境的大大小小的莎士比亚戏剧节。 我并不想说欧美娱乐文化比我们的娱乐文化发展得更健全，我想说的是：具有准确内涵的“大众文化”才是真正服务于大众的文化，具有完整外延的“大众娱乐”才是真正属于大众的娱乐。我更想说的是：欧美社会的商业性质只会比我们更强，市场体系只会比我们更成熟，相形之下，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仅仅受利益的驱动而将经典文化、精英文化置于大众接受和选择的主流之外。相反，我们需要花更大的力量、集中更多的资源——包括艺术创作、演出推广、媒体导向、政府扶持等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共同引导当代与未来的受众进行经典性的“文化补习”，因为这种“补习”单靠市场行为是绝不可能完成的。 文化作为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必然会作用于社会并产生深刻久远的文化影响力。既然“消费文化”在后现代语境下成为了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娱乐戏剧”也成为了“主流戏剧”的一部分，那么“娱乐”就应该承担一部分主流性的文化责任。这主要体现在所表达的文化价值观、社会道德观应该与主流道德规范以及所谓“公序良俗”相适应，至少是没有明显抵牾的。其实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主流道德观原本是由经典文化、精英文化来建构、定义的，娱乐文化要做的是与之相符并通过自己的方式向更大的社会层面进行传播。但正因为我们的所谓“后现代”文化中经典文化的基础铺垫不够充足，在大众娱乐层面强调传播主流价值观、遵守公序良俗底线的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反过来，这也更说明了在大众娱乐时尚潮流中有意识地进行经典文化“补课”的必要。经典文化艺术的“补课”意义重大但却倍加艰难，因为文化艺术的延续和积淀对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像经济“补课”那样能很快收到实际功效和利益回报。文化艺术的社会作用无法立竿见影，更不能直接用量化的经济指标体现价值，这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品社会中是一件颇有些尴尬的事。但如果在我们的现代文明发展中，经典文化、精英文化不能在主流文化中坚实有力地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娱乐文化必将毫不客气地填补空缺甚至恣意泛滥，由此造成的深层负面影响若干年以后必将无可避免地显现出来。 无论经典文化还是娱乐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其文化影响力都要通过传播与接受或者说是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来体现，但我认为“市场”对于“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文艺作品要以自贬身价的方式去迎合市场、迎合大众。“市场”对于“文化”的意义在于建立“通道”，在文化推广、娱乐销售的过程中为文化产品与受众群体建立广泛而有效的连接通道，并依靠这样的通道让真正有质量、有品位、有益于心灵滋养的经典文化产品与娱乐性文化产品一起共同面对大众。既将“新酒”摆进卖场，也将“老酒”推出深巷。 当代都市的戏剧演出面对的是以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有相当文化程度和物质生活条件的都市大众。他们的格调、品位、修养，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和艺术鉴赏力，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整个城市的文化气质甚至整个国民的文化气质。而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舞台，他们是只能被动地浸淫在简单而又过度的“大众娱乐”中消费自己，还是能自主选择时常返回经典文化中接受熏染陶冶，对此具有更大影响、更强掌控的，其实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也就是说能否为大众保留文化接受的选择权，关键在于我们这些文化产品的创作者和传播者。 当代都市大众在消费娱乐文化的同时需要保留接受经典文化的选择机会，这可以说是他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基本权益。身为文化产品的制作者和传播者，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理由妨碍甚至剥夺了大众对文化接受的选择可能性，不是有意无意地制造一种文化传播与文化接受的信息不对称。这当然不是贬低“大众娱乐”，这是希望全社会共同享有“大众娱乐”的同时，让“大众”中的一部分人有机会也有能力选择接受更具经典文化含量的艺术产品的熏染，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众观念”。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13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