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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林兆华现象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徐馨 参加讨论
继林兆华工作室推出的“新三言二拍”首轮演出之后,最近,林兆华带着《说客》“转战”天津、大连等地。年过七旬,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鲜有后辈能与其并肩,是为林兆华现象之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如黑马一跃成为当代话剧领军人物至今,他对中国话剧表演艺术、舞台艺术的拓展,鲜有人论述,至今对其艺术的评论仍停留在“反动”或“先锋”、“形式主义”等标签,是为林兆华现象之二。
    林兆华现象好像一支三棱镜,透过它,可以反观我们多年来的戏剧创作和评论。 
    先说创作。从数量来说,和国内几大正当壮年的导演相比,75岁的林兆华始终没有离开过戏剧,每年至少一部新戏;从影响力来说,纵观多年来其作品在我国戏剧界内外的反响,在国际舞台演出后所得的评价,鲜有后人超越。
    这个现象的意义,既在于它是林兆华创造性的印证,还在于它暴露出戏剧界创作力的匮乏和艺术大家的断代。真正具有探索性的艺术家,是既尊重我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又能在戏剧的舞台和表演艺术上有所贡献的人。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一群体并非只有林兆华一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的导演徐晓钟、王贵,剧作家刘树纲、过士行等人,都是中国当代戏剧的开拓者。遗憾的是,他们的多数淡出“戏剧江湖”,而人们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又远不够深入。
    和戏剧整体创作的水平相关,多年来我们的戏剧评论亦鲜有到位之作,更不要说推动创作。还是以林兆华戏剧为例,近30年来,关于他的评论,一是类似“反动”这种停留在剧本文学的表层,不理解主创者思想的评论;一是用“先锋”等标签一劳永逸地套在他的创作上——似乎这样一来,就不用思考他为何要排这样的戏,为何多年来他的戏剧不被“学院派”接受。
    先说“反动”。纵览林兆华30年来的作品,不难发现:这个不在乎奖项或头衔的导演,恰是一个“爱国者”——其爱国表现在他对社会、时代的观察和思考——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思考的力量,是林兆华戏剧的灵魂。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林兆华有感而发:“农村戏大有所为”。那时,他多次带着作家、演员扎进农村,陆续推出3部农村戏:《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和《田野田野》。值得品味的是,今天看来,这几部戏(尤其前两部)的艺术性依然立得住,其思考依然有现实性。90年代以来,林兆华的创作以过士行的“闲人三部曲”和名剧改编为主:寻找剧作和当下的连接点,依然是创作主线。排名剧时,则提出导演的“第二主题”。《三姊妹·等待戈多》,提出与爱情相比,等待更是人生的主题;《理查三世》传达出人对阴谋的麻痹;《建筑大师》在批判当前各种“学霸”之余,表现“自我超越”对艺术创作者的威胁和成全。作家史铁生生前曾说,戏剧的价值在于提出问题,但不负责回答问题,“现代人总是没有问题,这不是比提出问题但不能获得解答更可怕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动”这样的评语,恰恰道出林兆华戏剧中可贵的思考的力量。或许可以这样说,当前一些艺术评论,并不着眼于艺术,就像林兆华的《窝头会馆》,从剧本到舞台艺术,未必能成为经典,却能收获丰厚的回报:奖项和票房。
    再说“先锋”和“形式主义”。被北京人艺滋养成长的林兆华,虽然有先锋精神,但不是为了先锋而先锋。他的戏剧特质,除了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反思精神,就是他从不为任何“主义”或理论排戏,因此无规律可循。如果非要找到规律,那就是他的舞台以戏曲美学为主线,辅助线则是“因物赋性”,即根绝每个戏的特质和自己的思考选择形式。
    面对他多样的舞台形式,习惯套用各种理论的学界,基本“失语”,那就用“形式主义”来批评他的创作。殊不知,当某个作品能够被既有的理论术语所框定时,也就意味着该作的功德至多是“守成”,而与“开拓”无缘。其实,在被戏剧界奉为导师的焦菊隐那里,就提出了“先有形式后有内容”的经验之谈。
    除此之外,评论界始终缺乏对林兆华戏剧表演艺术的研究。“没有表演的表演”,“表演的双重性”,这是林兆华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另一大贡献。最为受益的演员当属濮存昕。目前,濮存昕戏剧表演艺术的巅峰是他在林兆华导演的《建筑大师》中。去年这个戏赴挪威,被易卜生后人称作“对原作最精彩的演绎”。今年1月,林兆华再次走进德国塔利亚国家剧院,此次是上演《说客》,不着痕迹的导演,看似松弛的表演,让德国媒体和评论界反思自己的戏剧。
    上世纪80年代,林兆华初次访问欧洲戏剧界,英国国家剧院艺术总监提出“戏剧有一个莎士比亚就够了”,林兆华回应“戏剧的未来在东方”。不久,他受邀为塔利亚国家剧院排戏,拒绝了对方期待的布莱希特,选择用带有强烈东方文化特点的导演手法给他们排中国的剧作《野人》;在接下来的30年中,继续着对话剧中国学派的探索。西方同行如彼得·布鲁克、皮娜·鲍什,曾叹服林兆华的戏剧形态,而我们或者拒绝着这位导演,或者以简单粗暴的方式为其贴上各种标签——曾有剧作家感慨说:“如果今天人们再不去研究林兆华,就会像我们错过焦菊隐那样再次错过他。”林兆华的戏剧并不完美:排过“臭戏”,近年的创造性不比从前,似乎对其不足,我们的评论也绕道而行。
    评论与创作远不匹配,不仅发生在林兆华的身上——如果我们依然怀抱着传统的艺术观不放,坚持认为只有能被装进某个理论框架里的作品,才是好作品,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艺术创作的魅力和生命力;如果艺术评论者不具备专业的艺术修养,不磨砺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而只能在“故事”主流与否上做文章,我们的艺术评论将永远无法走到创作者的前面,而只能囿于自我满足的小圈子,彼此称赞,共谋利益。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7月27日 03 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07月27日03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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