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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揭晓后，引来各方关注。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其中五位历经两届评选的评委孙绍振、陈思和、丁帆、周伦佑、刘亮程，他们就这次评奖的总体印象，怎样理解散文创作中的诗化倾向，如何凸显“在场主义的”的写作理念，散文理论建构该作何努力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优秀散文更新我们对散文的认识 记者：请您结合评奖的过程和结果，简要谈谈这次“在场主义”散文奖的总体印象。与首届评奖相比，本届在整个过程中有哪些不同？入围作品方面是否也较上届有所突破？ 丁帆：我在第一届评奖会议上就强调过，所谓的“在场主义”散文就是要面对现实，当然这个现实主要是文化精神层面的，它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批判性的。我认为本次评奖仍然没有偏离这个重心。虽然打头的作品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但就其整个精神指向而言，依然是有深刻的人文批判立场的。我个人感到遗憾的是百岁老人周有光的文章没有成为领衔之作。 周伦佑：与上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相比，本届的一个不同点是评委人数增加了，从上届的7人增加到了11人。评委人数的增加自然使评奖作品的票数趋于分散，也就是说，竞争更激烈了。为了保证本届能评出最好的、有公信力的作品，在场主义散文奖组织团队，特别是组委会主任周闻道先生，抱持着对这一民间大奖高度负责的公益心，在年度作品的搜集，推荐，在评奖规则的充实，完善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为本届评奖提供了程序性和基础性的保证，使本届评奖在票数分散，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经过三轮角逐，以多数票评出了获在场主义散文奖大奖和提名奖的作品。 另一个特点是，本届散文奖入围作品比上一届更广泛，涵盖面更宽；而台湾作家获本届散文大奖则无疑是本届评奖的最大亮点，体现了在场主义散文奖的全球华人散文大奖的视野。 记者：作为两届评委，您对于在场主义的理念是否有新的认识或想法？ 陈思和：我个人所理解的，具有“在场”精神的散文，一是应该对当下时代抱有鲜明态度、不脱离当下具体生活环境的散文作品，而不是单纯依靠文字虚幻、空灵取胜的文章。一篇好的散文，它的内容可以指向多个方面，比如可以写历史，但它的主题应该指向当下的生活，作者的感情必须是从当下出发，他的精神根源扎在今天的生活之中，他的思考对当下的生活有人文观照。二是，我所欣赏的散文，是具有知识分子人文立场、能体现对人类社会未来有关怀的散文。一直以来，我都坚持这种立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学术传统。它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与主流的正统价值观不一样的作用。 去年林贤治获得了“在场主义”散文大奖，尽管我个人不尽赞同他的所有观点，但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那种对当下的关怀，对当下文化现象的批评，以及新文学传统中的战斗意识，我是赞同和欣赏的。这次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也很有风骨，她讲述了时代大变化中个人的坚持与追求，体现的也是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我于1986年在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时有幸见过齐先生一面，后来又读了她主编的三册《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尔雅版），都有很深的印象。 周伦佑：在我看来，连续两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评下来，这一奖项所标榜的“民间性、公正性、权威性”准则已得到了基本的彰显，特别是评选程序的公正和评选过程的透明。几乎所有参加评奖的作品，都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荐，或获奖的；评奖过程中，所有评委不见面，也不打电话通气，只是在初审或终审完成后，由大奖组委会在内部通信中将评审结果向全体评委公开。评奖程序的公正和评奖过程的透明，是在场主义散文奖区别于国内其他文学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这一奖项“公正性”、“权威性”的根本保证。我想，这是在场主义散文奖应该继续坚持的。 关于“在场主义”的基本理念，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作了比较多的表述，目前暂时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只是在有关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评选标准方面，我认为应该更注重“当下性、介入性、精神性”这三个基本要求，因为这也是衡量散文写作是否在场的基本尺度。 刘亮程：作为一种理念，在场主义散文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我在评选散文时不会局限于一种理念，只选自己认为最好的散文。事实上，那些优秀的散文一直在更新和丰富我们对散文的认识。 倡导真浪漫、真性情的孤独写作 记者：评选过程中，您曾提出希望能够突破纯文学范畴，在中国传统文章的概念内评选散文，能否具体谈谈？我们所需要的大散文，究竟应该是怎样面貌的一种文章？ 刘亮程：这次的头奖《巨流河》，就是一部关乎民族命运的大散文，当然，它也超越了纯文学范畴。 散文在中国，一直担当着纯正和维护汉语体系的作用。散文何以为国文，一是我们的散文传统，国人的思想情感都依赖这种文体表述，《老子》、《庄子》、《论语》，甚至司马迁的《史记》都是散文体。我们比较依赖散文。自古至今，我们的语文教育主要是散文教育，现在的语文课本中占篇幅最大的依旧是散文，我们的语文考试也是考散文，跟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考做文章。文章就是我们传统意义的散文。可以说，散文就是中国人的说话，那些优秀的散文怎样书写，中国就怎么说话。或者说，中国人怎样说话，散文就怎么写。自古如此。 记者：这次散文奖和提名获奖作品，给我感觉有较强的诗化倾向。无论是齐邦媛的《巨流河》、张承志《匈奴的谶歌》，还有李娟《阿勒泰的角落》都充满异域气质。对于散文的诗化，一些人认为正是当前散文创作所极其缺乏的，也有人直言这是一种伪抒情。您怎么看？是否诗意“在别处”？ 丁帆：你提出的问题很敏锐，但也很尖锐，就整个得奖作品来说，的确存在着“诗化”的倾向，无疑，这种“诗化”的倾向是由于这个时代特殊的文化语境造成的，作家风格的集体转型：一是规避意识形态的风险；二是抵抗商业化的诱惑；三是回归浪漫主义经典的信念。就这样的整体的风格转型而言，并非限于散文领域，而是波及到整个文学的叙事体裁领域之中。它带来的直接后果依然是一柄双刃剑的效应：剑锋直指商业的、媚俗的堕落文学；同时又抹杀了文化批判性的内涵。 你说的“异域气质”，我以为那正是浪漫主义最显著的风格特征。这显然是经典文学和“正典文学”最倡导的文学内涵指向。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宗教式的“个人审美经验”的诠释，也是有过之的写作行为。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话来说就是：“经典是具有宗教起源的词汇”；“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这些作为文学本质的元素都没错，而问题是与我心中的“在场主义散文”的特殊要求和使命并不完全相符。 关于这些作品中“诗化”倾向背后作家情感的真伪问题，就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而言，我以为是要因人而异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文坛弥漫着一种伪浪漫和伪抒情的风气，但是，也得承认还有一批极少数的作家在从事真浪漫、真性情的孤独写作。你问我“诗意是否在别处”？我只能回答：在人类的经典文学作品中！ 记者：在评价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旷世的忧伤》时，您认为其过于追求思想性而艺术表现力不足，这也可以看做是对“在场主义”这种散文写作理念的一种批评。您现在是否还持原有的见解？ 孙绍振：我对《旷世的忧伤》至今仍有保留。从思想的锋芒来说，这部作品是顶尖的，但是作为散文艺术，并不是第一流的。我想，我们的理想是这方面最好能达到统一，但是，一时不能统一，这也是正常的，这也许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原因很多，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些在这方面达到理想水平的，近年没有新作，有些顶尖散文家，又成了我们的评委，不能参评。这就迫使我们把目光放到更远的地方，努力发现虽然不能说是很理想、但还是有相当突出的特点的作品。 散文理论还需要有个启蒙的阶段 记者：在对于当下散文情况的解析中，曾有学者认为如今的散文更接近于在读者、出版商、市场等各种因素作用下妥协而成的一种流行文化。您如何看待这种看法？对于充满了“伪书写、伪情感”的作品，我们又该怎样去甄别？ 周伦佑：说当下散文是各种因素作用下妥协而成的一种流行文化，就已经把散文从严肃文学中划出去了。而“在场主义”散文奖所评选的散文和我们这里所谈论的散文，都是在严肃文学范畴内的。所以我不很认同这种看法。在欲望泛滥，人心浮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严肃文学中的其它书写体式，比如诗歌、戏剧、小说相比，散文的读者相对要多一些。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散文已经进入流行文化了。一些读者选择读散文，是因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沉静的心境阅读艰深的或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散文的随意，轻松，篇幅短小，适合了人们逃避沉重的需要。当然，随着网络的普及，散文写作的网络化或网络散文的出现，对散文本身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千篇一律的情态和语词：情感的模式化和书写的流程化。形成了散文写作中你所说的那种“伪情感”和“伪书写”。但即便如此，也还不能把“网络散文”归于流行文化，因为它并不流行，作者和读者仍属于小众。就我的观察，在国内各大网站的散文论坛及散文网站上进行“网络散文”写作交流的作者，达到一定水准的，转去转来大概就是一两百人；加上围观和捧场的读者最多也就是一千人左右。无论如何观感，散文都仍是小众的文学爱好。 刘亮程：评定一个时期的散文，需要看最优秀的散文家作品，不能以流行或三流散文来判断散文水平。文学欣赏须眼光朝上，看高处的风景。 记者：文学日益边缘化，散文这种文体似乎尤为严重。散文作品的质量、相关的期刊发行、理论批评建构等种种现状都无法令人满意。您对此怎么看？ 孙绍振：散文理论落伍，这不是中国的事，是全世界的事，在西方只有随笔，主智的，没有与我们对应的散文。他们的诗歌小说理论很显赫，但是，散文作为文学的一种体裁，他们似乎比我们还不如。这个问题比较专业，有便细谈。 我们权威的所谓“真情实感”论，并不是散文理论，而是对作家的人品和文品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散文理论要有一个启蒙的阶段。 记者：能引领散文发展的走向，至少对此有所影响，是判断一个奖项是否足够成熟的标志。从这次获奖的情况看，您认为是不是可以从中看出一些趋势性的东西？ 丁帆：散文的成熟标志就在于它的巨大的或渺小却有意义的思想力隐藏在个人的审美经验表达之中。 记者：这次奖项的新锐奖部分，还是像去年一样给我一种庞杂的印象。同样的疑惑，该怎么理解体现在这一奖项中的“新锐”？丁帆：说实话，我对于“在场主义散文”的“新锐奖”感到失望，因为没有看到更多的使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出现。这是一个文学时代的悲哀，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布鲁姆语） 记者：本届入围作品中，您个人更关注哪些作品？对其进行一下评价。 周伦佑：绝大多数评委把今年的大奖评给了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这再次体现了在场主义散文奖作品至上的公正立场。我不知道其他评委之前是否知道作者齐邦媛，但就我个人而言，在阅读《巨流河》之前，从没有听说过齐邦媛这个名字，也没有读过与她有关的任何文字。我读过之后，就觉得写得好，是应该获奖的作品。《巨流河》以冲淡、简洁的文笔，通过对自己（和父母）两代人在一个大动荡，大变动时代亲身经历的回忆记述，在个人、家庭与国家、民族苦难命运的纠结分合中，表现了一个赤子的家国之痛和故园之思。我想，这是我看重这部作品的主要的地方。 另外，此次获提名奖的筱敏的《成年礼》、张承志的《匈奴的谶歌》、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也是我所喜欢的，因为采访的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孙绍振：我最关注的是筱敏的散文，但是，她没有得到最大多数评委的认同。我以为，她和周晓枫一样大有前途。 刘亮程：我自己还是比较看重李娟的散文，当然，《巨流河》也非常难得，但就对散文文本的贡献和创新，我还是会选择《阿勒泰的角落》。 原载：《文学报》2011年7月15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7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