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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随着文学素质的加强，文体意识的模糊，散文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90年代凸现出来，使散文“突如其来”地产销两旺，形成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本文试图从散文文类本身出发，在90年代特定的环境及其影响下的创作心态中，探求散文90年代兴起和变革的原因。 一 “散文”被视为一个与小说、诗歌、戏剧相提并论的一级文类，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中，通常与骈文对举，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所有的韵文对举。这暗示了散文的无规则形态。当小说、诗、戏剧演变为三个最为显赫的文类后，散文仍以背景的身份而存在，叶圣陶曾经言简意赅地定义说：“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都是散文。”[1]这显然是一个奇怪的定义。这个定义不是肯定地列举散文的规则，而是将显赫文类排除之后的余数归为散文。这只是一种否定性的定义。 中国的散文源远流长，名作纷呈，但是，这些散文并未遗传下一套相应的惯例或者成规。人们无法在散文文本背后察觉到一个形而上的固定蓝本。事实上，散文的文体不拘一格，它的边界完全撤除。散文可以兼容诗的成份，小说的片断或者论文的雄辩，散文也可以是序、跋、书信、笔记或者铭文。作为一种文类，散文的内涵模糊不定。多种文类都可能以不同比例、不同的变异栖居在散文之中。这时人们可以说，散文的首要特征是无特征。用“法无定法”这句老话来形容散文是再贴切不过了。散文拒绝用几项条款限定它的活动范围，这表白了散文的自由天性。 对于散文说来，文类尺度的撤离几乎使个体特征成为唯一的依据。谈论散文的时候，人们更多想到的是某某人的散文——诸如韩愈的散文，苏东坡的散文，周作人的散文，蒙田的散文，尼采的散文，加缪的散文，如此等等。这些作家的散文十分悬殊。它们可能是一种情怀，一种宏大的思想，一种小小的情趣，或者是一件琐事，一段记忆，一片遐想，他们的表述语辞五花八门，无迹可寻——换言之，它们之间难以见到通用的文类框架。每一位散文大师都拥有不可重复的强烈风格，只有个性特征的强调才是诸多散文之间的公分母。 二 经过70年代末思想解放，90年代初经济转轨的两度冲击，单一的经济、文化体制已经打破，旧的尚未褪去，新的已在生长，意识形态领域并非“沉舟侧畔千帆过”，而是“你未唱罢我登场”，社会生活舞台上呈现多元并存的热闹景象。商品分割市场的行为，本质上是分割消费者，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价值，形成不同的群体，有基于历史原因划分的，有限于现实利益聚合的。不同的群体都在寻求文化上的代言人。 散文的自由和强烈的个人风格使它在9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赢得了活力。比起诗和小说来，散文更直接地联系着人的内心世界，它几乎和人的内心一样宽阔无边，有广阔的接受面，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成为最直接简便的载体。 90年代作家失去了普遍的规则和范畴，他们眼里的现实已经裂碎为无数片断。整体的幻觉与深度的幻觉破灭之后，再也没有史诗式的文类能够令人信服地给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眼花缭乱的流行时尚结束了任何统一的标准，个体的即时感兴成为唯一可信的内容。这个时候，散文的松驰、灵活、自由、零散、轻松都将成为90年代写作所喜爱的品质。散文既可以体现90年代写作放任洒脱的游戏精神，也可以体现90年代写作胸无大志的零敲碎打，同时，散文所承担的片刻消闲恰好吻合了消费社会旋生旋灭的欲望，散文那种不拘一格的写作策略遥遥地呼应了后现代主义“怎样都行”的口号——无论人们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认识到这一点。 三 散文的文类表明，散文理论即是否定一套严密的文类理论。散文的文体旨在颠覆文类权威，逸出规则管辖，拆除种种模式，保持个人话语的充分自由。经过了种种理论努力之后，90年代一些作家和批评家终于意识到这一点。许多作家都对“散文”之“散”给予充分重视。无论如何解释“形散神不散”，作家至少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散”的处理乃是这一文体的关键。“散”意味着敞开防线和混合多种成份。散文应当竭力回避陷入某种单纯的模式。如果说“纯诗”曾经成为诗的极致理想，那么，“纯粹”毋宁说是散文的大敌。忆明珠谈论散文时说过：“纯、正、高、雅，每个字都能将散文箍死。”他希望散文能够“散在骨子里”，甚至不妨“放浪形骸”，拘谨、僵硬已锁住了散文。忆明珠将散文喻为“破罐”——破罐可以容纳各种杂物而无所顾忌。[2]正是这个意义上，一些批评家对散文之中的“杨朔模式”表示了异议。无论杨朔的散文成功与否，任何一种散文模式均该给予废弃。可以说，如果没有获得这种内在的自由，90年代的散文不可能走得太远。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是一种既不能为他人所效仿、也无法由作者自我复制的作品。他不是作者某一段生活的衍生物，而是他全部生命的体验的具象化。《人间词话》有写境与造境之说，对于《我与地坛》这样的文字，二者实难分开。地坛是实在的，也是虚拟的，“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它是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作者的境界由我观地坛始，至地坛观我终，情境相融，物我两通，人在命运的挫磨中与自然交流，变得和自然一样宏阔而豁达。何士光的《田野，瓦檐和雨》有着与《我与地坛》相近的艺术品格，其中的一段话似可作为史铁生写作《我与地坛》的注脚：“你不仅活着，而且还看着你活着；不仅剪拂不开你的思量，而且还看见你在思量，看见你在思量你的思量，在那最深处隐藏着的是你眼光，还是谁的眼光？”这样的散文不可多得地独立存在，他们对于散文发展的影响，有着传之久远的渗透力。 但这种对自由的有意识和个性特征的肯定并不表明散文拒绝重大社会事件，而是表明散文更乐于陈述个体对于这些社会事件的感想。全景式的记录并非散文之长，散文追求的是个体的完整；散文不是满载的辎重部队，散文是个性分明的孤胆英雄。散文撤出了同声合唱而恢复个体的视域。 梁衡的《大无大有周恩来》就以辽阔的心智，游荡的情感，大胆取舍，巧妙开阖，在社会与历史，人格与道德，精神与信念的坐标上，十分准确，非常具说服力地让周恩来这一伟人大放光芒。 严春友在《大自然的智慧》中，自信地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似乎并非复杂的问题。作者从独特的角度和个性化的思考，把人类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剖析得十分透彻。 九十年代散文的另一个有趣现象是“客串”：诗人、小说家、理论家甚至学者纷纷跨出自己的门槛踅进散文之中。散文的自由削弱了写作的专业性，许多业余选手进入散文一试身手。周涛曾经将散文形容为文学楼房里的客厅：“在文学这个公寓里，各种文学的形式都有各自的居室，被墙隔开；只有散文没有自己的居室，它是客厅。谁都可以到客厅里来坐坐，聊聊天，包括文学以外的人，但是客厅不属于谁，客厅属于大家的，他的客人最多，主人最少。”——周涛本人即是以诗人的身份客居于散文之中。身份驳杂的业余选手让散文涌入了湿润的空气，智慧、儒雅、思辩、粗豪、悠远的玄思或者激烈的追问返回散文，他们甚至通过散文拷问命运，沉吟历史。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者散文。学者散文并非始于近年，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就是其中优秀之作，然其从者日众，蔚然成风，却是90年代的散文景观。学者散文似不应简单划定为学者写的散文，它的定义并不重要，它在知识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它以理性化写作夹抒情为主的传统散文样式，其中余秋雨、王小波、南帆等，在不同领域有着自己的开拓，展示散文写作更多的可能性。近两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詹克明异军突起，几篇力作站定一方土地。 生活在陶冶着一代新人的同时，也在陶冶着散文艺术的新格局。进入90年代，新的课题、新的困惑，摆在散文读者和作者面前。散文具有自由天性，使作者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散文成为可能，这又反过来使散文的面目更加模糊，功能更泛，也就更容易被社会演进所改造。 注释： [1]圣陶：《关于散文写作》，《中国现代散文理论》15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忆明珠：《散文——散在骨里》，《作家》1988年第5期，《破罐——我的散文观》，《作家》198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