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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传统是重视阅读经典的，但近些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似乎失去了阅读经典的兴致和耐心，另一些人则借着让经典通俗化的名义将经典肤浅化，甚至庸俗化。处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文艺报》组织开展以“为什么读经典”为主题的专栏讨论，可谓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应运而生、适时而出。这是当今学术研究关注时代、参与现实、服务社会的成功案例和典型表现。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由于“为什么读经典”专栏讨论的论题重要且是适时提出，因此吸引了文学理论界、当代文学研究界等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积极撰文参与讨论，可谓阵营强大，影响广泛。撰文者的视角是多方位的，论述的问题涉及多个侧面、多个层次，讨论取得的成果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和较强的系统性。詹福瑞的《时代挑战与文化选择》敏锐而理性地正视问题，提出首先要讨论“为什么读经典”这个问题的前提，人们为什么不阅读经典了。当我们议论经典阅读这个问题时，说明经典阅读这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已经出现了问题。“问题”就是经典受到了挑战。论者在具体分析经典阅读所遇到的挑战的同时，深入地探讨了如何面对挑战的策略。吴元迈的《也谈文学经典》对文学经典自身进行了有深度的学理探讨，在给出“广义的经典指人类一切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基本界定后，层层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文学经典的艺术奥秘”、“文学经典与我们”、“文学经典与时代调弦”等重要问题。刘俐俐的《叙事探究与文学经典研究》以与人类学视野相关的叙事探究理论来重新思考文学经典研究问题，得出了颇有启发性的如下新见解：人类的叙事本能是文学经典存在的根本理由；人类的叙事本能决定文学经典研究是永无完结的历时性过程；人类的叙事本能使文学经典研究在学习中展开。梅新林、葛永海的《独自去面对经典》深刻地指出在文化消费背景下，“重读经典”活动本身体现出复杂的时代性；基于对复杂的时代性的解析，论者提出了五条今天“重读经典”的有益建议。其他如，刘勇、张弛的《不读而还是经典的》，简德彬、林铁的《永恒的与流动的经典》等文，从不同侧面充分肯定经典不以某些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质和永恒价值；谭旭东的《图书报刊出版与文学经典化》等文，专题研究文学经典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力量，那就是书籍报刊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赖大仁的《当今谁更应该读经典》、朱静宇的《文学经典与人生智慧》、赵俊贤的《阅读经典与知识结构》等文，对今天我们如何更好地阅读经典做出了多方位的探索；田川流的《艺术经典的当代价值》由文学经典延伸到艺术经典，认为艺术经典与文学经典一样，具有极高的文化地位；李玉平的《“文化熟知化”与艺术品质》等文提出区分“经典化”和“经典性”两个概念，认为“文化熟知化”是文学经典生成的必要途径；等等；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或借助不同研究方法对“为什么读经典”这一论题展开了有新意的、深入的探讨。综合起来看，上述各文的共同特点是：关注时代，直面现实，面向未来；在深入分析现状的同时，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措施；力求做到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察和分析。 “为什么读经典”专栏讨论是由《文艺报》慎重提出并认真组织开展的，但组织者并没有囿于己见，其眼光是开阔的，心胸是开放的，所以整个讨论也是开放的、自由的、生动活泼的，能发表多方面的意见乃至不同见解。在人们普遍肯定经典的意义和价值时，王先霈的《经典的两重性和对它的两种态度》特别具有独创性，该文指出，把“为什么读经典”作为一个问题，进行一场讨论，切合当前的需要，这个题目很好，很多人会对此有话要说；但同时，最好还有个相对应的题目，那就是“为什么不读经典”，鼓励有些人的不同意见发表。两个题目相配，议论起来可以避免片面偏颇，避免凌虚蹈空。该文进一步鲜明地提出论者的独到看法：就问题的本身来说，不是一切经典今天的人都需要读，不是任何一种经典对任何人都会开卷有益，不是一切人都需要读各门各科、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经典还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更明确地说，现在有些大媒体、大名人，所鼓吹要读的经典，现时在许多场合流行的经典解读的方式，未必都是适应时代需求的。论者在这里发表的意见，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此外，詹福瑞的《时代挑战与文化选择》提出经典的相对性，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经典保存下来，有些经典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是正常的。张浩文的《文学经典：时间的朋友和敌人》，指出，时间既是经典的“朋友”，时间又是经典的“敌人”，等等，都是论者独立思考的结晶。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