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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敏： 从读你的“重返1976系列”第一篇《我所经历的1976》初稿，到《收获》杂志专栏里你连发的后两篇《从醉白楼到留椿屋》《追寻真相》，关于30年前的这个人间四月开始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就与你开始了悲欣交集的心灵对话。当我读完了先期发表的三篇文字之后，我的第一个直觉是，我读到了近年来最好的纪实文学作品。是的，“总理遗言”一案过去30年了，但对那些亲历的人们而言，事情真的完全过去了吗？直到今天，我才对中国人的政治生命有了一个认识。由于你们的特殊经历，不管你们愿不愿意，你们这一群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你们的政治生命，这生命延续至今，并注定将伴随你们终生。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总理遗言”案真正的核心人物——遗言的文案创造者“李君旭”吧，你塑造的这个人物，是最为成功的。 这里牵涉到纪实文学的一个文本上的基本问题：纪实文学能够如小说一样塑造人物吗？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提供了塑造人物的可能性；纪实文学是真实地呈现生活，是选择了素材之后的表达。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因为你笔下的许多人都是我熟悉的，你的父母，哥哥姐姐，他们作为事件中的一个群体出现时，是如此的栩栩如生。你的母亲董阿姨在你笔下，音容笑貌宛若眼前。但这些人物还不是难写的，李君旭才是一个下笔前非常值得琢磨的人。那么，这个琢磨的过程，是否就是塑造人物的过程呢？ 你与他认识最早，我与他虽然交往不多，从认识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我们说起蛐蛐儿李君旭，几句话就可以勾勒出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说来，他就是最好写的人物。但你又会同时发现，他是最难写的人。这或许也就是你的第三篇《寻找真相》完成之后，你为什么还要补记再三的原因吧。 一方面，你希望真实，因为文学虽然流派众多，但所要表达的第一真谛还是真实，何况纪实文学，真实就是它的生命。而我要说，你在《追求真相》里所描述的那个李君旭，已经是最贴近他本人真相的那个李君旭了。但另一方面，李君旭作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况且这位英雄目前的境遇又是如此的苍凉，我们有必要如此真实吗？因为那个真实的李君旭和我们心目中的那些传统道德文章中所宣传的英雄，毕竟是有距离的，所以我特别理解袁中伟后来给你的那些建议。同时，我也想根据对你文本的阅读和我所认识的那个李君旭，谈一点我个人对这个人物的认识。 李君旭于我是名气在前，相识在后。实际上你们家一平反，我们就都知道你家没有人参与编写“总理遗言”，是蛐蛐儿自己独立完成的，抓进去高压审讯之后，胡乱供出了一些人，那些人是真的无辜。尽管如此，大家对李君旭并没有什么恶感，总归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嘛。这样，我们印象中的李君旭，就是性格有些敏感罢了。李君旭很快就在当时的杭州城里名声大震，我记得当时汽轮机厂有两个大名鼎鼎的年轻人，一个是今天还活跃在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创意策划人朱海，还有一位就是蛐蛐儿李君旭。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作品《啊，龙！》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大奖之后，在浙江文学界也立刻有了自己的地位。我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但感觉中他依然不是一个文学中人，而是一个政治中人。我和他后来在一起开过一些会，记得最大的一次活动是我们一起得了首届浙江青年作家明星奖。获奖者是李君旭、李杭育和我。颁奖大会是在省政协办公大楼举行的，颁奖者为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罗东。那次会上李君旭还专门致了答谢辞。 我印象中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那时的李君旭，有时半夜里会起来梦游。有一天报社发现办公室门上天窗洞开，有人从上面爬了进去，还留下了大脚印。李君旭立刻就去报了案，最后一查，那脚印是他自己的，但是他本人的确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不久后他去了《东方青年》杂志当主编，当年这份杂志发行量很不错，但他真正的悲剧就在这时候总爆发了。我和这个杂志的编辑们比较熟，发现他们都知道李君旭有病，而且办杂志是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在这方面他又是个外行，总之从一些人的口气中，我能够感觉到，人们不再把他当回事了。而他自己的病情也已经越来越重了。终于有一天，他再次重重地摔倒，头部受伤，再也没有恢复正常。 以后的事情你都写到了，父母相继去世，美丽的妻子离开他去了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站起来，住在一个民办福利院中，与一个傻瓜住一间屋子，时间长了，就开始失语。我上一次看到他时他正躺在床上，牙齿没了，一头卷发剃成光头。我不想再说我们看到的场景，我只想说，他慢慢笑了一下——我心中一动，我看到了1980年代的目光笑容——真的，一道1980年代的目光，是从以往逝去的岁月中回放而来的、没有被商品经济大潮洗礼过的目光。 是不是因为1980年代较之于以后年代的不同，而李君旭已经被命运定格在1980年代了，所以他反而成了我们纯洁的青春时代的象征。我并非要在这里刻意歌颂纯洁，我只是想说，那个眼光里透露出的天真的神态，一方面依然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主体精神，另一方面又预示了人的命运中那古希腊戏剧般的悲剧意义。 实际上我们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关于真相的，也就是说人们看到的、以为的、记录的，和实际存在的是否一致；第二才是对这一现象的评判。也就是说，即使表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有许多种道德评判：可以是一种战略战术，也可以是一种智慧；可以是一种善举，也可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可以是恶作剧，也可以是邪恶的报复；可以是回避什么，也可能是妄想症患者；可能是一时冲动，当然，也可能是老谋深算的圈套。人类的精神事象如此繁复，为什么对心口之间的距离我们的判断就那么简单呢？ 正是通过阅读你的这些文字，我对李君旭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毫无疑问，他天性中有着悲剧的元素。一方面，他天资聪慧，形象英俊，有过人的精神渴求，但另一方面性格怯懦胆小，对恐惧有超乎常人的体验与感受。 如果在今天，一个小孩子毫无目的地不停撒谎，大人可能会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相应地找心理医生来对其进行心理矫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年代，你文中提到的那些蛐蛐儿的小毛病，偷个书啊，对女孩子撒个小谎啊，其他一些什么，包括他那种青年领袖式的自我感觉，他的虚荣心里包含的一点小小的野心，还有出于过度自爱而产生的撒谎，比起那个时代这群年轻人在小阁楼冒着生死谈论局势，纵横天下，这些缺点，都还是可以原谅的。有多少这样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经历正常的生活的历练，改正种种性格缺陷，走上了基本正常的轨道。 这样一个心理机制发育不健全的灵魂，如果假以岁月调整修理，是可以整顿好的，实际上青春就是一个整顿与完善灵与肉关系的阶段。但不幸的是，我们青少年时期的整整十年，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这是一个多么不正常的年代。而一旦被捕，因为怯懦而殃及他人，我相信这颗敏感的心是会格外自责的。你知道我读你的文字到哪里最难过，就是看到袁中伟放风时发现一行字：小弟，对不起。我在这里听到了灵魂的呻吟。 一方面李君旭必须承认自己供出了无辜的他人，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甫志高”。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个人如果成了甫志高，那是比死还羞耻的事情，何况他的怯懦确实几乎给所有的人带来了灭顶之灾。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李君旭出狱之后没有劫难，平平安安地生活到今天，在社会开始越来越宽松的今天，他或许不会再有那么强烈的羞耻感吧；如果这时候你们一起来回忆当初的历史事件，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属于撒旦的还给撒旦，该自己挑起来的自己来挑，他或许不会再下意识地隐瞒什么吧。 但是我们都已经看到，实际上他的一切思想都停留在1980年代了。袁中伟说的他比人们想像的要清醒，我想是不是应该特指他1980年代的那部分思想，而在那部分思想里，恐怕他越清晰，就越要下意识遮蔽呢？ 我以为你的文本的意义，超过了我的心理期待的部分，正在这里。你在一个非常深入的人性层面上展示了一个青春群体，促使我们深入地去思考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历史形成的奥秘。正是在读了你的作品后，我对李君旭有了某种“英雄”意义上的理解：失恋可以让人去杀人，也可以让人去自杀，为什么李君旭却在这样的关口写下了“总理遗言”呢？这还是有着他身上优秀素质的那部分的直接动因的。正是这种素质给“总理遗言”带来了强大的感染力，以至于直到今天重读，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历史的真实感，尽管它确实不是周总理写的。 以上我通过谈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解读了你笔下的主要人物。下面我想再谈一个我自以为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所描述的事件中揭示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审美特质。这种照耀在当年我们青春心灵里的理想主义的绚丽色彩，就这个素材而言，如果不是用纪实文学的方式，而是用小说的方式，恐怕真的还会有人怀疑其真实性的。 首先，你所记录的是准确的时代情绪，是全民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时的整个社会，的确就像正要喷发的火山一样，全民的情绪这样的一致，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是再也看不到了。无论李君旭编造遗言，还是袁中伟寻求真理，都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我现在想要谈论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情怀，我指的是一种具有审美精神的理想主义情怀。而且这也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士大夫情怀，它直接接通的是马列主义。主义在此被作为一种信仰，也被作为一种文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的舶来物。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三大来源，都是从西方哲学的源头而来。那么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涉及到基督教文明。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信仰中，道教是主张乐生的，养生、长寿、天人合一，肉体是第一位的，精神是可以配合肉体的。道教不主张为教义去牺牲。佛教以为此生是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意义在修往彼岸，而好好地活着，就是好好地为将来修行。中国历史上固然有着成仁取义的英雄，但从文化背景上说，并没有殉道传统。 而在基督教文明中，早期就出现为坚持教义而牺牲的象征，实际上耶酥就是上帝献给人类的牺牲。马克思主义并非基督教，但在为理想献身的热情上，我以为在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借鉴关系的。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由于杜绝了一切封资修的教育，实际上一代青年人，反而接受的是比较单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青春总是诗，即使是信仰，也会在其中去发现美和享受美。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如果有条件多接触一些书籍，精神的触角一定会伸向更广阔的领域，并引以为自己的精神营养。我们很小就读马克思与女儿的对话，因此有了“怀疑一切”的离经叛道式的眼光；我有一个同学甚至就直接取了马克思夫人的名字“燕妮”。我们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地上的讲话，我们知道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还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我们也想了解什么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还有考茨基，甚至巴枯宁。我上高中时就在老师辅导下半通不通读《哥达纲领批判》，而你也在你的文章中提到了你们偷来读的翻译名著，那些作品大多是欧洲名著，我们往往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它们放在一起，同时作为我们的文化大餐。 所以，你才会记录下那场30年后的生日宴会吧。在这个令人感慨万分的李君旭的生日宴会上，李君旭前女友J朗读当年抄下的莱蒙托夫的诗行：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这才是爱情，人因此不枉来这世界一次，它肯定了生活的正面意义，精神的无比丰富，人性的全部张力和迷人。就是这些星星之火般的精神营养滋育了当时中国的一些优秀青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在杭州，在“总理遗言”案中，袁中伟虽不是编造者，但确实是他们那个小团体的实际核心人物。如今他们都那么普通地融入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中，要是你不把这些记录下来，人们真的难以想像，当年就是他们这一群人，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启迪民心。而在1976年1月之后，袁中伟会只身漂泊到中国各地去寻求革命真理，这就像俄国革命时期的民粹派，又像青年毛泽东拿把油纸伞去考察革命。 “总理遗言”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发生在十年浩劫的尾声，在多方面具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就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精神天地也随之在中国人民面前展开，而有些东西就此告别历史舞台。30年来，我们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我们接上了许多中断的东西，但有些东西却又被遮蔽了起来。你的文字重新揭示了那些精神事象，告诉我们，这样的生活不但是真实的，而且现在依旧以它的精神向度默默而顽强地存在。 你的原意，原本是要通过揭示真相，来展示那个时代一群年轻的受难者的心灵。但你同时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怀想的审美体验，你所展示的这个精神层面的生活，表面上看，到上世纪80年代就结束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杭州人氏龚自珍，他的古体诗曾被形容为中国古典诗体的殿军，一抹最美丽的晚霞。你的这些记录，也让我看到了30年前人间四月那美丽的一去不复返的晚霞。也正因如此，这生活显示了它独一无二的光芒。 我最后要说的是写作者的勇气，这并非是说这个题材有什么禁区，而是想说，一个真正的叙述者直面笔下的世界时，实际上就是在与自己的命运遭遇。有时它甚至还是一个箴言。前不久，我在一次有关翻译家力冈先生的纪念研讨会上发言，讲到了一个观点：文学艺术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前与自己的命运遭遇。我这样以为，是针对力冈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日瓦戈医生》而言。我发现，在作者、译者和作品主人翁之间，有着极为惊人的命运的重叠。同样，李君旭以20出头的青春年华，编造了新中国缔造者之一的“总理遗言”，与此相关的一群青年，实际上已经在这一份“遗言”中与自己的命运提前遭遇。 你的文字有力、简洁、厚重，有的章节力透纸背，细节又是那么真实和独特。你反复核对，不因为可读性而牺牲真实性，而这样一次次重新感受、挖掘、讨论、收集、整合，依然会有困惑和犹豫，依旧会有无法清楚的迷茫，又有在写作中重新唤起的万千往事，因为这一切再勾起的爱恨情仇，甚至新的疑团，越往深处走越不可思议的人性，重新审视的抉择……所有这一切，只有你一个人感受，无人替代，那是孤独的。 但那也正是幸福的。是值得的。 旭 烽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0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