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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格非凭借“人面桃花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报近日对他进行了专访。在与本报的对话中，格非透露了创意的由来以及背后蕴含的深意与独特性，力求探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寻找“乌托邦冲动”与“真实存在”之间的隐秘通道。 周报：你的三部曲皆以20世纪的不同历史阶段为背影，且呈递推之势，是否有打算把它们写成为一部记录20世纪进程的“史诗”系列？ 格非：史诗不敢当，写它的年代也过去了。虽然现在没人再去写史诗，但是这样的梦想依然存在，作家当然希望尽可能深刻地表现他的时代，去描绘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我也有这种冲动。但我不会采取过去编年史的写法，而是想用完全个性的手法，来勾勒一个大的变化。这仅仅对个人的意义而已，具体的历史走向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能否写成史诗，倒是没考虑过。 周报：小说中的一些对白以及人物，如乱用成语的司机小王、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郭从年、神秘而可怕的代号101，都给人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也是你一贯先锋性的表现。这些对于你最终选择悲剧性结局有怎样的联系，是否想借此表达对特定时代的特殊思考？ 格非：所谓的荒诞可以理解为现代主义的方法，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以前我专门受过现代主义的训练，作为写作的资源，我不愿抛弃掉。而且我希望把小说中各种各样的资源，包括中国传统叙事、西方现代主义手法都容纳进来，自然就有一些变形、荒诞的成分，这是形式方面的考虑。其实荒诞的东西并不神秘，生活中许多事都隐藏着荒诞的成分，比方说，如果有个人算命说你会被老虎吃掉，可能吗？城市里除了动物园根本就没有老虎。但是就有一个人真的被吃掉了，那是一只被人饲养的老虎。所以对于生活，完全是看具体的人如何看待，有些事物只是作家发现了其中的荒诞，凭借创造力将其表现出来，卡夫卡就是这方面的名家。我写荒诞，也只是想用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与结局也有一定的关联。 周报：写作《人面桃花》之前，你已经近十年没有发表长篇小说了，主要原因是什么？此外，你对当前的小说艺术现状总体上持何种看法，尤其是良莠不齐的小说层出不穷的情况？ 格非：现今社会的变化特别剧烈，90年代写完《欲望的旗帜》，我想去寻求新的角度，也需要自己停一停。那时压力很大，观察、描述现实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疑虑，看不清楚，又不太愿意重复以前的东西。这段时间是自己付出的代价吧。 时代的变化触目惊心，原来不敢想的都在发生，这个时代确实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和命题，丰富性也超越了想象。当前的作品对于变化的中国缺乏优秀的描写能力，读者也都受制于消费性的阅读，跟功利化的价值系统的蔓延很有关系，因此我对90年代后的作品总体上很不满意。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02月04日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02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