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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至今，高和在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当然，这些书不都是2005年之后完成的。即使这样，高和也称得上是“高产作家”了。这十部长篇题材广泛，本本好卖，新浪读书点击排名第一的就有好几本，还有五本正在改编电视剧……可谓经济效益、艺术质量双丰收。然而作为这些书的责任编辑，我还是觉得高和能够写出分量更重的作品。于是，2008年我便嬉笑着对他讲，别再这样写下去了，数量差不多了，停一停想一想吧，超越一下自我吧，照着大师的标准写一个吧……结果高和并没有眼睛一瞪说：“我已经是大师了！”而是点头认同。 对高和产生这样的期望，是因为我粗翻了几部中国当下的名著。这些长篇小说的作者常常被奉为大师，而且他们自己也很容易找到大师的感觉，但是作品却远不是高不可攀的那种，不仅超不过《白鹿原》，甚至连《废都》都赶不上。回过头来再品品高和，觉得他也没有低到哪儿去。 然而即使真的具有大师的潜质，可大师水平的作品却不是说写就能写出来的。对于高和的这个期望，将是长远的，甚至可能变成一个奢望。可接下来的事情，便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2009年，北京的一个饭桌上，我和高和一起结识了华裔日籍的徐领民。他出身于武术世家，上世纪八十年代闯荡到日本，从捡别人剩饭吃的最底层，挣扎奋斗成为一个在东京繁华区有自己大楼的商人。他想请高和以他父子两代人的曲折经历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听罢，我不免暗自惋惜，高和“大师之作”的努力起码又得推迟一年半载了！动笔之前，高和频频侧耳倾听，还搞了一回东渡扶桑、异国体验。徐领民则是将父亲的坎坷人生和自己半生的奋斗苦水和盘端出。素材确实有些味道，但我还没天真到会对这种家族传记命题之作寄予多高的期望。这种老旧的题材，甚至连一个让人兴奋的卖点都没有。 没什么期望，但好奇心还是有的。高和写到四五万字时，我要了来，一看，还真有点意思。2009年12月，我开始编辑完成稿，结果我这个“阅读冷漠症”患者竟一头扎进稿子里，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个没完没了。掩卷之时，我尽量平复被强烈震撼的心灵，不由得自问：“莫非这就是一部具有大师水准的长篇名著？” 小说的时间跨度从伪满时期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空间挪移从东北到北京再到东京。人物涉及中国的草根阶层、权贵阶层、侵华日军、当代日本各色人等几十位。小说将父子两位武师的曲折命运写得有声有色，非常好看，这本是高和的看家本领。但是小说又绝不只是讲了一个草根品位、评书层次的精彩故事。拨开故事的浪花，我还看到了一部中华民族动荡、屈辱、苦难、挣扎的现代史。 小说魅力的第一个支点是它对历史的真实还原。 将历史编导成一部荒诞剧，是所有邪教洗脑工程的必须环节，而恢复历史的真实，就成了知识分子良知未泯的一个标志。小说的主要功能虽然不是澄清历史，但是真实的历史环境背景，却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魅力的基础，缺乏这个基础的故事就是编排得再巧妙，也会给人以轻浮、欺世之感，况且对于小说的读者来说，被歪曲了的历史在阅读中得到复原，这本身也是饶有趣味的，甚至会被震撼的。高和这部作品的故事贯穿于中国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跨越七八十年，还以小见大地通过故事的细节，映射出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诸如伪满时期的社会氛围，苏联红军在中国的军纪败坏，“文革”期间北京市井的生活状态，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价值取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社会的状况等。 小说的故事本来就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加之真实并赋有质感的历史背景作依托，使故事的厚重、真切、生动超乎一般。 贯穿始终的悲剧性，是这部长篇魅力的第二个支点。 如果说人类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获得幸福、快乐，那么也可以说成人类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痛苦。要摆脱痛苦，就必须充分地反思痛苦、认识痛苦，以减少历史痛苦的重演。此外，快乐与痛苦总是相伴而存在的，在具体生活中，幸福、喜剧状态是理想的，但文艺作品就全然不是这样了，而悲剧性的作品往往会更有力量，更容易发人深思，更能够震撼心灵，更具有深沉的魅力。一个努力追求文明发展的民族，不会以粉饰浮华、耽于享乐为风尚的，而是应该具有一定的忧患、深沉、甚至悲剧的气质。中国近七八十年的国运，总体来说无疑是悲剧性的——遭受侵辱、内战互残、戾政施虐、腹果而心沦。民族国家的悲运，主要反映于百姓之苦难，而不是达官显贵之失意。高和的这部作品，正是草根阶层、小人物们的苦难挣扎与民族、国家悲剧历程相互映衬的命运史诗。 如果说武师爸爸在战乱年代的悲剧命运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那么这一家子解放后在北京忍饥受辱，精神和脸色长期处于灰暗状态的悲剧生活，就不那么正常了。如果武师儿子闯荡到日本开始的几年处于社会底层时的受辱和挣扎是正常的、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那么等到他发达了之后，他的精神世界却沦于荒凉落寞，就不那么正常了。此时的悲剧，就不仅仅是环境的、个体的悲剧了，甚至不只是民族的悲剧了，此时迷失在东京街头的武师已经无所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了，也无所谓是富人还是穷人了，甚至无所谓是现实的人、历史的人、未来的人了，此时他的痛苦和迷茫已经变成了全人类人性深层的悲剧。 这部作品魅力的第三个支点，也是最为重要的支点，便是贯穿于全书始终的，并且随着故事的发展越来越强烈的民族自省意识和自我批判的精神。 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并不是说前两个支点在文学作品中的价值不如这第三个，而是因为这一点的现实意义更加迫切，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最为急切之所需。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我们精神、思想、制度等方面的缺陷，使得中国未来的文明之路并不清晰坦荡。这些内在的问题不解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和强盛，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以今天这种态势发展下去，很可能不是健康强壮的结果，顶多变成一个大腹便便、穿金戴银、昏庸自负、外强中干、精神堕落的家伙，甚至经济民生、社会安定方面也会出大问题，最终连“外强”都难保。而解决这些深层面的问题，首先需要的，就是自省的意识和自我批判的理性力量。书中高和将徐领民的素材给予了这样的升华，形成了全书最为耀目锥心的一个亮点。而这种升华又是隐藏在情节之中的，是不动声色的。 书中武师父子与日本人的恩恩怨怨复杂而绵长，但作者却抛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视角，在尽量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于民族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深沉的自省，对于沉沦的民族灵魂进行了痛苦的拷问，并将这自省和拷问一直延伸到了人性的层面。比起那些盲目自大、片面歌颂的作品，比起那些只知诅咒对手的丑陋而看不到其优点、只知哀叹自己的苦难而无视自我堕落的作品，这部悲剧作品所隐含的，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我们一直斥责二战后日本的反省、忏悔不如德国，可是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又有多少反省和忏悔呢？对于本国本民族自己的历史错误和现实问题都这样，还能指望我们对外有什么高尚优雅的姿态吗？不反省、不认罪、不忏悔，难道是黄种人的通病？其深层的原因到底是制度性的、文化性的，还是心理性的、人种性的？就此，该书在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的同时，在颂扬武师爸爸反抗侵略者的同时，还努力发现和肯定了日本民族的一些优点，并以此为鉴，映照出我们民族自身的一些缺陷。 书中的自省意识和自我批判的精神，还表现于两代武师与国人的恩怨情仇之中。 一个民族的堕落和不幸不可能是局部的、瞬间的，而是全方位的、历史阶段性的。偌大之中国被弹丸日本蹂躏，几近亡国灭种，只解释为日本凶残暴戾吾民善良仁厚，这肯定是不行的，一定是我们自身也出了大问题。看看书中发生在中国人之间那些是是非非的故事，我们为自己的丑陋顿足捶胸的同时，也意识到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那些民族劣根性，一直到今天都没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一头病狮岂有不被恶狼野狗侵扰撕咬之理？全书在抗战、内战、红色中国、当代日本的背景下，通过武师父子等国人的优劣行径和悲剧命运，一次次地揭开了中华民族自己的疮痂，使淤积多年的脓血缓缓流出。这样的自揭疮痂是痛苦的，却又有着几分排毒的惬意。这是痛苦的自疗，它给人以痊愈和涅槃的希望。 此书出版前的半个月我又见到了徐领民。闲谈中得知，他作为一个武师，如今在日本并没有多少民族自豪感，因为在今天日本的赛台上，中国一流的武师根本就不是日本武师的对手，经常被打得抱头鼠窜，教练中途抛毛巾认输投降。而以武术闻名天下的中国某寺院，如今的武事纯属沽名牟利的商业炒作，表演的武僧大多是临时雇来的老百姓。而僧头们根本就不敢上擂台应战，还以“练武是为了修德”来搪塞。可是在日本，追求武道的人不但从小习武，并能够一直保持习武的专一和生活的单纯洁净，成年了都很少上网。而中国的武术冠军在日本的擂台上被打得惨不忍睹，回国来却大房好车、声色犬马、吃喝嫖赌。 徐领民说他的功夫只有父亲的60%，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习武打基础的关键年龄段，正值“破四旧”、没饭吃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武术与“四旧”沾边，父亲又在政治运动中遭迫害被强制劳动改造。徐领民当时没钱买门票，只能偶尔翻墙到天坛公园偷偷练武。没饭吃，身体发育都不能正常，更别说强壮了，这对于练武之人来说是先天不足，对最终的功力影响很大。他童少年的生活和习武条件，竟然还不如他父亲童少年兵荒马乱时优越。悲乎！言语间我还意识到了一个悖论，就是徐领民只有父亲60%的功夫，却能在日本一鸣惊人，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频频得到日本人的帮助，最终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并跻身日本主流、甚至上流社会。而他武艺高强的父亲、全国武术冠军——山东徐，却在中国一生颠沛流离，而且在解放后的和平时期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磨难，反倒比战乱时期更甚，最终是一身好武艺没能得到很好的传承。徐领民说他父亲本来就少言寡语，晚年的心情很不好，最终郁郁而去。父子两代，同怀绝技，两个国家，两种命运，发人深省。 然而血管里流淌着中国血的徐领民虽然在日本富有了，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依旧荒芜。这不仅因为他的苦难家史，不仅因为他艰辛的奋斗历程，更因为他永远是个中国人，所以他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始终都无法脱离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悲剧命运。他虽然加入了日本国籍，但他至死都要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呻吟、呐喊，而无法成为一个逍遥洒脱、充满优越感的日本人。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和迷茫，也是这部小说的结尾。 动笔之前，高和与我也曾有过一些理念层面的讨论，但是书中却不见那种自命不凡、说教味道十足、炫耀浅显哲思的议论，而只有故事的娓娓道来。然而被故事情节启迪了的、被人物命运感染了的读者，却会时不时意识到一个民族精神、道德、政治的堕落，并为这种堕落而忧伤而愤懑。我喜欢这样谦逊、朴实、不动声色的小说写作；我喜欢这种给读者留下广阔联想空间的作品。讨人嫌的文字是写作者讨人嫌的流露，舒服的文字也是写作者舒服的反映。高和无疑属于后者，徐领民则是从善如流、欣然共鸣。 为这本书起名同样煞费苦心，不同的是我毅然决定这次不再考虑市场、卖点之类的俗事了，并获得了高和的赞同。文艺作品的市场价值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但也不与艺术质量划等号。创作出艺术品位高、市场价值大的作品实在困难，所以中国许多曾经的大艺术家如今就只能甘愿堕落，变成了奸商嘴脸、劣娼心态。既然觉得这部长篇很有点“大家闺秀”的气质，干嘛还为了几个俗钱而叫她“秋月”、“海棠”、“夜来香”？既然是大家闺秀，干吗还在乎窥私者、嫖客们的色眼朦胧？讨论书名时高和侧重“挣扎”的内涵，我则倾心于“沉沦”的意境，相争不下，折而中之，冠以不咸不淡的《浮尘》。结果网上一搜，重名，于是便叫了《浮世风尘》。其实对于一部内在质量上乘的长篇小说而言，书名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在该书的终审意见里，唐晓渡用了“丰满”、“厚重”两个词儿，很准。不过相对于买书的读者，写书的和编书的终究还是卖书的一丘之貉，所以读者的评价才真正能够成为历史的回声。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