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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诗歌”的抒情伦理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李弢 参加讨论

    新世纪以来,一种古老而新鲜的文艺类型倔强地站立起来,这就是所谓“打工诗歌”。说其古老,是因为诗对于我们这个歌诗古国来说源远流长;说其新鲜,是因为“打工”这个我们现时代的新事物。打工诗歌作为一种诗歌书写与某种纯粹的知识分子写作不同,其作者因有着打工者身份而被叫做“打工诗人”。打工诗人是劳力者同时又是歌者,他们与诗歌对象的关系既非似古代“悯农诗”里传统士大夫之于耕夫田垄的关系,也非如“知青诗歌”中新老三届知识青年之于广阔农村的关系。打工诗人和打工者合为一体的身份使得打工诗歌具有某种天然的切己性,支撑起诗天地的是他们自己的骨、自己的肉,诗作里流淌着的是他们自己的血、自己的汗。对于打工者来说,他们有如在城市里带着镣铐跳舞的青蛙(刘洪希《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他们就是每天为城市搬运各种东西的蚂蚁(沈奕军《民工潮·流落于城市的蚂蚁》),他们更像没有了脚、失去了手索性用头颅耕耘的蚯蚓(罗德远《蚯蚓兄弟》)。种种卑微的动物意象是他们自我的身份隐喻,打工诗人的目光比以往时代的诗歌作者都要谦卑但又坚毅,他们是站在底层写底层的诗,他们不会只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没有无病呻吟、顾影自怜,他们作诗缘起不是因落寂而寻求热闹,也非由低贱而向往高贵。不如说写诗是他们劳作生活的一部分,诗歌是他们生命语言的延伸,或许他们更能感受到诗的体温,因为诗就是他们生命的精灵、自己的血液,甚至是自己血液所养活的东西(打工诗人陈忠村语)。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是一种“狂暴抒情”,90年代的诗歌则彰显出一种“叙事性”,那么新世纪的打工诗歌似可以说是一种物化的抒情。动物化的种种意象是这种物化抒情的有意识呈现,而主体感知更是在物化的生存场所中得到强化。打工妹诗人郑小琼的诗作《工业区》《钉》《深夜机床》等俨然是她们生存空间的定格,她的作品收集成《散落在机台上的诗》。其他一些打工诗人的诗篇则直接以“切割机”、“机床”和“模具”等机器物件为题,在诗人们眼中打工者的生存位置被安在流水线的卡座上,而打工诗人在生活中却是“一个没有位置的人”(郑小琼《位置》),可是他们写诗。然而他们日夜面对的机床巨物会冷不丁冲来切断指头、砸碎手掌,甚至无情地吞噬他们的身体,在冰冷的工业机器之后的是同样冷酷的厂管和深渊般的制度黑洞。作为亲历非人的物化社会之现世的在场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不如说是一种骨骼写作、一种血肉书写,他们的诗作普遍表达出一种真切的灵魂和肉体的撕裂之疼,而同时他们物化的生存性又导致一种异在的精神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身体的创伤,还因着他们生命中家园的缺失感和灵魂的漂泊性。打工者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涌动迁徙,他们靠打工存活于城市,但对于城市,他们只是暂居者(陈忠村的诗集《城市的暂居者》),城市永远是异乡,故乡的乡村只能是思念、忆想和梦境中的家园,横亘于城乡之间的区隔是他们生活中无法抹去的隔膜。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在城乡两间执著坚韧地生存着,同时顽强地“在生存中写作”,阅读他们的诗我们真正能体会到那椎中之骨的倔强,感觉到那身内之血的蒸腾。打工诗歌的物化抒情充溢着守望相助的群体意识,也坚守着公正社会的底线伦理,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兄弟姐妹们正承受着“一个时代的苦和痛”(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他们作诗是为自己存照,也替工友记传,同时更是为社会建碑。
    今日的打工诗歌已从最初的《打工诗人》等民办诗刊走进了国家级诗刊的专版特号,打工诗人也由早期的散兵游勇式地单兵作战变成年度中国打工诗歌选本中的集体亮相。有论者说它们正成为文坛之外的“主流”,也有评论家认为打工诗歌的抒情主体已历经由小我到大我、从个体自发到群体自觉的转变。在我看来,一类主题性文学样式能为人们所阅读、关注并肯定,它必定要写出人们所见到、所经验且想评说的某种社会现实,同时其独有的叙事和抒情形式必定要具有某种真理性内涵(阿多诺语)。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谈及小说的艺术时曾说,艺术中的形式从来都不仅仅是形式,“每一部小说,不管怎样,都对一个问题作出回答:人的存在是什么,它的诗性在哪里。”在此,若将小说二字换成诗歌,问题依然有效,同时人的存在及其诗性似乎也应成为打工诗歌所内含的真理性质素。打工诗歌因其独特的时代题材而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打工题材并不是对每位诗作者都适用,打工诗人亦有其经验现实的个人限定性。正像所谓“地震诗歌”是某一灾变时段震惊经验的记载和印迹,诗人这部“精神地震仪”需要获得对于历史和现实的震颤性经历的真确感知。巨变的社会历史时期需要有能经验到现实之历史化的伟大的抒情诗人,在此意义上,杰出的打工诗人或可被称为“转型社会历史时期的抒情诗人”。而对于打工诗歌来说,正如打工作家、诗论家柳冬妩在其“打工诗歌”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所言:打工改变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心灵史、生活史、个人编年史,这不仅是身体的、心灵的,也是文化的、形而上的。由此似乎可以说,打工诗歌的文学史价值,正在于其群体伦理的文化社会学意义和个体抒情的精神意旨。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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