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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砭匡正官场时弊，美刺官场是非得失。这是江曾培先生《话说官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所辑近二百篇文章的共同主题。这本杂文集赢得了读者的欢迎，出版不久，便告售罄、重印。 《话说官场》受到欢迎，固然是与当下的“官场文化热”有关。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刻画官场的小说走红，剖析官场的文史随笔热门，十多年来“官场文化”几成“显学”。官场文化所以热，是因为官场不断为民众所关注。这让人亦喜亦忧。忧的是，民众关注官场，是因为这官场至今未能让百姓全放心；喜的是，如今，官场已在民众的笔下、网上不断受到监督。《话说官场》能将官场政坛作为褒贬议论的对象，就是我国政治民主有效推进的一个例证。 话说官场，实乃心系民间。这本杂文集内的文章，不论是对贪官“画皮”的揭露，还是对官场“八股”的抨击；不论是对“政绩”变“政疾”的严辞痛斥，还是对执政新风的欣喜而歌；篇篇无空文，皆“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关注民生、体恤民情、抒发民意，是这本杂文集的精髓。官场时弊，锋芒所向；民生民意，笔底情深。正如有报道说，这本杂文集看似《新官场现形记》，其实是《民生忧思录》！ 据江曾培先生自述，他写的是杂文性的时评，或说是文艺性的政论。这是作者对自己文章特色的朴实概括。时评或政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颇不容易，他的文章具备很难兼得的“四有”。 有报人的敏锐。新闻界前辈赵超构先生在谈到报纸的言论写作时，特别强调要在现实生活中敏锐捕捉素材。赵超老说：“首先是要新闻活泼，素材来自生活深处，有如刚刚从河下捞出来的鱼虾，到手里还是蹦蹦跳跳的。”江曾培先生早年在《新民晚报》工作，亲得赵超老的教诲。他的笔下，常常有蹦蹦跳跳的“鱼虾”，而且，还不时有水花溅出，敏锐如“感应的神经”。翻一翻这本杂文集的目录，看一看诸如《且说驻京办的腐败》、《韩桂芝落马》、《官员道歉的意义》这样一个个标题，便可感知他对新闻的敏锐。江曾培先生不仅善于敏锐地发现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而且下笔敏捷倚马千言，往往是新闻事件才发生不久，他的文章就已经刊发在网上，或出现在报纸编辑的案头。 有作家的文采。“既要有论述，也要有文采”，这是江曾培先生对自己杂文写作的要求之一。对他的文章，曾有行家这样评说：老江十分重视文章的结构，不少文章都有巧妙的切入点，又讲究起承转合，一波三折而又一气呵成；作为杂文高手，老江善于旁征博引，巧比妙喻；他的文字杂味浓郁，老练老辣老到，厚实饱满，经得起咀嚼和玩味（见郝铭鉴《凌云“键笔”意纵横》一文）。郝文所言极是，认真读读收入本书的有些文章，如“三读”（《读<哀溺>》、《读<酒诰>》、《读<诫子书>》），便可窥一斑而识全豹，领略他的文采之美。 有智者的深刻。江曾培先生有报人的敏锐和作家的文采，但丝毫没沾染当下某些记者和作家的“时尚”陋习。如今，有些报人囿于浮光掠影的表象，热衷“花边新闻”。有些作家则浮躁、媚俗，所著“官场小说”颇有当年鲁迅批评的“谴责小说”的毛病：“虽命意在于匡世，却辞令浮露，笔无藏锋”；“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终不过连篇‘话柄’，仅是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而《话说官场》的文章，不仅知识渊博、文采溢然，而且见解深刻，发人深省，显示了作者的卓识。他的不少文章立论明快酣畅，尖锐犀利。例如，有一年我国的贫困人口数出现了反弹，这竟然发生在我国的扶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样的年景下。作者不满于“有关官员”所谓“天灾”的原因解释。他在充分掌握了统计和审计的数据后，写了《“输血”、“造血”与“抽血”、“吸血”》一文，尖锐指出：有些所谓的“输血”、“造血”工程，实际上是向贫困者“抽血”，而有些官员甚至贪污挪用扶贫款，“吸血”以自肥。一针见血，令人震惊！在《话说官场》中，这样文章不胜枚举，诸如：《买官必卖官》、《铲除腐败“食物链”》等篇，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三国志》有言曰：“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江曾培先生的这些智者之言，当警钟长鸣！ 有古人的“稽政”情结。作者在《话说官场》的《跋》中，提到了古今两位文坛大家：当代的一位是《新民晚报》的林放（即赵超老），而另一位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的“美刺稽政说”深深影响了江曾培先生的杂文写作。白居易在他的《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是他创作政治讽谕诗的经验总结，也是白氏重要的文学主张。白居易反复阐明诗歌或文章应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他认为，文士褒贬意在惩劝善恶，诗人美刺旨在补察得失，如果“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因此，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白居易的“美刺稽政”理念，曾是不少中国传统文人的政治、文学情结。而江曾培先生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则以自己的杂文写作对白居易的“美刺稽政”说，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他认为：“政事、政务关系国家与人民的根本，政清则国兴，政廉则人和。关注现实的诗人，不可绕过官场政坛走，不能不‘稽政’。”否则，只是隔靴搔痒，难以发挥针砭时弊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可以说，这是江曾培有关官场杂文创作的思想独白。因此，或官场时弊，或反腐倡廉，或执政新风，凡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治进程的种种话题，都进入他杂文写作的范围。他秉笔直书，有“美”有“刺”，有“贬”有“褒”，目的都在于激浊扬清，鼎新革故，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江曾培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新民晚报》后，在林放先生的关心指导下开始杂文写作。林放先生的《未晚谈》曾令《新民晚报》洛阳纸贵。如今“广陵散”已成绝响。可《话说官场》还是让我们欣慰地感觉到这文脉的某种延续。祈愿这样的杂文精神代代相传！ 原载：《文汇报》2010年01月24日 原载：《文汇报》2010年01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