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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都市报的社会版上，都市生活的戏剧每天上演：死亡、暴力、邪恶，正义、英勇和善良。作为一个市民，我们在这戏剧中扮演角色的机率甚低，但是社会版上的故事开拓着生活的可能边界：欲望能走到哪里，命运多么诡异，罪如何发生罚如何降临…… 所以，这是一个想像的区域，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我们透过匪夷所思的情节隐约地感受到冲破生活常轨的种种力量，震惊而亢奋。社会版肤浅但丰盛地满足了我们对“故事”的本能需求。 相比之下，这个时代的小说疲惫无能。小说家中的大多数像心灰意懒的老光棍，失去了探索人的可能性的冲动，他们无从把握人类经验的纷繁丰盛，用一种犬儒式的诡辩自我开脱：个人经验、个人心灵等等，“个人”这个词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语境中被愚蠢地简化成鸵鸟的脑袋，它使无能的厌世显得很有思想、很有性格。 但还是别骗自己了吧，当你把头埋到沙子里时，不仅离生活越来越远，也离小说越来越远，此时一张报纸的社会版所能提供的“小说感”常常远多于一堆小说。 有例外，比如须一瓜。在两年多时间里，她写出了《地瓜一样的大海》、《尾条记者》、《雨把烟打湿》、《蛇宫》、《淡绿色的月亮》，一个小说家出现，一种悠久而传人的小说精神获得新的力量。 须一瓜出现在相对空旷的地带，她写的是都市、是当下——地点和时间并非衡量一个小说家的恰当尺度，但是，如果这个尺度竟能把大部分小说家排除在外，那么，它就指明了中国小说家经验上的盲区。当然，在这个盲区里，他们有两根拐杖，一根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鸡零狗碎，总之是努力化无聊为有趣；另一根就是酒色征逐、“小姐”文学，诛心而论，我觉得这是很多小说家在自身生活轨道之外惟一略有体会的区域。 而须一瓜如鱼得水，漫游于广大的都市：繁杂的生活、繁杂的人物、繁杂的身份和经验，她的眼光宽而尖锐，好像她是没有“我”的，她随时能够进入任何一个“我”，在这个异质的“我”的内部感受、行动和发问。 ——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能力，也是被很多小说家背弃的天职。当我们谈论巴赫金、谈论“众声喧哗”时，我们常常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小说家首先得能够感知差异的声音，他得具体地把握每一个“个别”：从身体到心灵，从经验到观点。都市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经验和观点的丰富差异，文学史上，小说起于城市、起于流浪和远行，就因为只有当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相遭遇时，“情节”才会发生，生活的可能性才会敞开。 须一瓜沉迷于探索可能性，她具有一种社会版式的世界观，在生活、人性和伦理的极限上观察世界，她的小说里无一例外地都有“案件”：日常生活突然断裂，人物遭遇无可逃避的考验…… 一个在极限上考验人的小说家必然具有强劲的叙事力量，须一瓜的小说“好看”，这是因为她抓住了故事的本质：人必须行动，人在行动中迎来命运。 然而，须一瓜具有狐狸般的现实感，她所知太多、所见太多，她不能满足新闻式的眼光，她的目的并非判断，而是让各种声音充分论辩，那如同一个英美法系的法庭，但陪审团在小说之外；作为读者，我们看到，“意义”世界如何在尖锐的考验中暴露为层层叠叠的幻觉和疑难，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罪与罚之间有着多么模糊游移的地带，看到我们自己难以委决、难以安居的精神境遇。 至此，须一瓜在竞争中战胜了社会版，确证了小说的力量：小说是经验的马戏团，也是意义的奇观。 这也是一种自我竞争，因为须一瓜本人同时就是一个记者：在《厦门晚报》，那个叫徐平的记者专跑公检法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她下笔如飞，写了无数令厦门人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尾条新闻”，然后，这个叫须一瓜的开始耐心地写她的“头条小说”。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小说家的普遍缺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有问题，他们太像作家，除了家务事就是写作，然后就是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文学生活”，他们未能找到一种深入了解他人、拓展经验的恰当方式，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意愿。当小说家说他正在“准备”一部长篇时，你不要以为他会去亲自接触他可能写到的医生或律师，会重走一遍小说中提到的街道，他也不会去查阅资料，写十几本笔记，他通常只是睡足了觉，然后，胡思乱想。 福克纳曾经描述过小说家的幸福生活，原话比较糙，在兹不复述，总之是晚上交三教九流，看人间万象，白天写作。 ——在中国，大多数小说家无意追求这样的幸福，但须一瓜是幸福的：白天写尾条新闻，晚上写头条小说。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年01月19日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年01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