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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想首先把北北的小说界定为一个关于“缺失”的故事。故事产生于“关系”——这几乎是性格冲突、人物矛盾的老调重谈——人与人、人与物结构关系的设置很大意义上决定着小说的张力,而不仅仅是推动情节的需要。借用结构主义的术语,每一个功能单位对于小说的结构都有它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在小说的结构关系中,某个功能单位可能是主角,另一些功能单位则可能是配角,甚至是“不在场”的。绘画中有留白,维纳斯的断臂创造了广大的艺术想象空间。可见,不在场不意味着不重要。在小说中,某些时候,“缺失”的功能单位很可能就是解开小说意义编码体系的关键对象。 在北北的故事中,构成故事核心的冲突和矛盾往往因为另一个人物(或者是事物)的“缺失”而导致,“缺失”的存在和“缺失”的终止构成了小说意义的生产机制———这是北北讲述的故事提供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首先,人物关系结构中某一个单元的撤出,可能为另一个单元的自我面向创造空间。在《寻找妻子古菜花》里,构成人物矛盾核心的“古菜花”并未介入故事主体的时间跨度,“寻找”正是源于“不在”,我们只能通过李富贵的“回忆”———李富贵的视角———形成一个音容形貌的“古菜花”,而看不到一个内心的“古菜花”。某种意义上,“古菜花”只是李富贵的一个想象,或者说“寻找妻子古菜花”这一行为只是李富贵的独白行为,李富贵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同样,《转身离去》也是一个独白。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青年,为了能够让奶奶得到照顾度过晚年,匆忙娶来朴实的农村姑娘芹菜,一夜夫妻的结果是从此丢给这个姑娘侍奉老人的责任、无尽的等待和一生的凋零。整整五十二年的光阴流转,芹菜追想中的“蔡黑子”始终面目模糊。“蔡黑子”导致了芹菜的孤独、压抑乃至自虐,但“蔡黑子”的缺席才使得芹菜能够逐步面对自己的内心。 在《让八哥发言》中,“缺失”继续为人物的独白腾出空间,但“缺失”开始介入了“关系”,从而使两种乃至更多的独白得以相互参照。《让八哥发言》可以看作一个“父亲”和“儿子”的“失而复得”的故事。因为一场车祸,“我”失去了父亲,又被另一个“父亲”(陈三)所收养。一开始,“我”固执地拒绝父亲缺失的事实,所以“我”或者把致父亲于死命的汽车想象成“蛋糕”、“塑料”、“大甲壳虫”,或者想象父亲是一个“蜘蛛侠”、会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的武侠高手。陈三生活在儿子的“缺失”中,他把对儿子的渴望和等待,具象化为照料儿子送的八哥安妮和训练它发言(“领导”)。“我”和陈三的“缺失”同样首先是两个人物的内心独白,我们从中发现了“我”和“陈三”的内心隐秘。到了故事结尾,“我”对陈三感情发生了从对抗到认同的转变,转变的动力是在共同的“缺失”境遇中所产生的二者间的体认、同情和共鸣,两个“缺失”不再是平行线,而是交叉关系。但是,陈三的死造成了新的缺失。值得思考的是,北北安排八哥安妮最后叫出“领导”,是否暗示了陈三的缺失得到了消弥,或者仅仅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北北并不太乐观。在《娥眉》里,更多的“缺失”出现了。“我父亲”许鹦鹉怀疑“我母亲”姜榕树与哥哥许喜鹊有染愤然出走。许鹦鹉的“缺失”是故事的关键———“我母亲”因此失去了丈夫,“我奶奶”失去了儿子。其实,“缺失”早在上一代人就已开始,“我奶奶”被驼背竹篾匠丈夫遗弃,“我外公”姜二的教育方式导致姜榕树的反抗、出走和断绝关系。故事逐渐暗示我们,这些缺失之间的关联,它们相互作用,每个人的人生创痛都介入了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中。这导致了人物和人物之间富于张力的心理空间,姜榕树和许鹦鹉乃至许喜鹊的对抗,姜二和姜榕树的对抗,姜榕树和“我奶奶”的对抗,是各种“缺失”交汇的结果。耐人寻思的是,当许鹦鹉在二十年后重新出现,误会也得到冰释,然而“缺失”却并没因此结束:“我外公”姜二和“我奶奶”的去世和“我父亲”许鹦鹉的被枪毙,故事的中心人物,也就是亲手制造了“我父亲”许鹦鹉这一关键单位“缺失”的责任人姜榕树,面对的只是一个个永远的“缺失”。 在北北的故事里,“缺失”制造了行为的延宕,情节的推进。更重要的是,“缺失”留出的空白建构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关系,也使得人物内心隐秘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较好的呈现方式,怀疑、猜测、推理、联系,借助这些方式,我们走近人物,却不可能直接和真正彻底地进入人物。这是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可以说,“缺失”在北北的小说中具有结构性的生产意义的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缺失”仅仅具有结构的意义,北北也不会让“缺失”到结构为止。 二 “那以后,我母亲可能都没有拍过好照片,尤其是我父亲一走,她就再也不拍照片,一张都不拍。二十年的韶华像水一样流逝,哪一个瞬间都没有被定格下来。”(《娥眉》) “缺失”意味着生活的断裂和破碎。一群小人物,琐碎平庸的日子,卑微渺小的身份,或喜或悲,或苦或乐,各自弹奏着自己的人生,偶尔跳出一两个强音,制造一两个高潮,离不了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底线。但是,一次偶然,一个误会,就可能打破常态,生命的脆弱,生活的艰难就在非常态下变得异常残酷。在《肾虚》中,平静无奇的生活由于一个偶然和误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齐跃强被医院误诊为得了尿毒症,周围的人由此胆战心惊,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疑神疑鬼,一班人马鸡犬不宁。故事结束,一场虚惊而已。然而,被误诊和离婚弄得疲倦不堪的齐跃强,突然从无意中破碎的杯子大彻大悟:“生活其实与这杯子很相像,齐跃强想,也很脆弱,齐跃强想,进了一回医院,几乎尿毒症了一回,就这么一下,原先的很多东西便打碎了,改变了,不可还原了,齐跃强想。” 破碎的杯子是一个寓言。北北的小说中弥漫着这种破碎感。《一男一女》把生活的脆弱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因为一次意外形同陌路,并且很快地彼此遗忘。在故事的开始,北北极力铺陈男女主人公心心相印的爱情之美丽;在故事的结束,刚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男女主人公,却连看都不看对方一眼,虽然他们近在咫尺。这是一个残酷的对比,美丽的爱情仅仅是脆弱生活的铺垫。 生活的破碎感是通过“距离”呈现出来的。在叙述学上,视角是制造叙述人和故事人物距离的必要手段,是构成文本张力的重要方式。从《寻找妻子古菜花》开始,北北小说里的人物渐渐不再像《我的生活无可奉告》、《有病》和《表扬》那样有宣泄内心的爱好。北北的叙述开始为“距离”腾出空间,她开始抽身而退,若即若离地“观看”。在《转身离去》中,小宋从说服者到倾听者的角色转变,正是为了腾出这个距离。在《家住厕所》中,厕所的拱形小洞是观览人生百态的最佳地理位置。有了观看的距离,《娥眉》里扑朔迷离的人物纠葛,纠葛的荒谬,矛盾的无谓,自我的折磨,才能显示出荒诞的色彩;《蔷薇前面》里没有“我”的成长史作铺垫,没有“我”的见闻、猜测、揣度、判断、回忆和思索,吕佳薇广阔的内心场景就无从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认为,《让八哥发言》的故事主角不是“我”,而是“陈三”,不是“我”的欲望,而是陈三的“欲望”,“我”扮演的角色,其实只是类似于打入陈三内心世界的那只八哥安妮。 “观看”的“距离”使叙述人拥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地势,就像隔着一层幕布看电影,惊涛骇浪都变成了余波微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北北对把握人物内心的自信,这种自信使小说中跳动着调侃的气息。但是,从《寻找妻子古菜花》开始,人物的内心开始模糊。在《娥眉》里,叙述人对那桩发生在二十年前的家庭事件和几个主要人物尤其是“我母亲”姜榕树的内心世界,始终处于揣测之中。《蔷薇前面》延续了这种揣测,“我”的成长史只是吕佳薇奋斗史的铺垫和观察、窥视吕佳薇内心秘密的线索———吕佳薇究竟都想了些什么?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处正面的交待。在人物的内心变得模糊的同时,我们发现,北北小说里原先的那种调侃气息也在逐步退出,故事的凝重感则逐步加强。这当然得益于许多叙事因素的作用,譬如意象的密集和叙述速度的减缓。但是,在笔者看来,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于作者表现生活破碎感的方式的转变。如果说,在《让八哥发言》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叙述人所发现的生活破碎感,那么在《寻找妻子古菜花》、《转身离去》、《娥眉》、《蔷薇前面》里,我们看到的则是,作为破碎生活承担者的人物对生活破碎感自发的或自觉的体认。 换言之,人物开始有了“自省”的意识。《寻找妻子古菜花》中的奈月,在历经曲折得到爱情之际却毅然放弃爱情,理想的目标一旦转为现实的存在就不再成其为理想,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奈月才能明白她需要的并不是李富贵,而是寄寓在李富贵身上的理想。在《转身离去》中,漫长的等待和失落终于使“芹菜再也不是过去的芹菜了”,她烧了“蔡黑子”的烈士证,烧了“蔡黑子”惟一的照片,烧了“蔡黑子”给奶奶的信———芹菜试图用这种方式消灭“蔡黑子”这个虚幻的存在。然而,奈月终究没有放弃寻找理想,虽然意识到这种理想的虚幻性,她只是把理想的目标转移到“缺失”了的古菜花身上。而当拆迁办的小宋踩着楼梯发出“咚咚”的声响时,芹菜的脸上浮现出五十二年前的神情。五十二年前的“蔡黑子”,“咚咚”地踩着楼梯来到她身边,又“咚咚”地踩着楼梯离开她,五十二年里她生活在“咚咚”的幻听中。芹菜对“蔡黑子”的拒绝显然是不彻底的。 但是,姜榕树和吕佳薇用不同的方式,抛弃了奈月和芹菜不彻底的“自省”。姜榕树———这个对发生在二十年前的误会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在二十年中始终沉默,在她感到命运不济的时候,总是把过错推给一个在她的生活中事实上不存在的人物,她的姐姐姜辽沈:“要是我姐姐姜辽沈在就好了”。如果姜辽沈活着,那么姜二就不会严厉训练她,她就不会出走,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似乎姜辽沈是决定她一生命运的起点。换言之,姜榕树把生活的“缺失”推给了另一个“缺失”。这并不意味着姜榕树对自己的生活缺乏反省,恰恰相反,正如同她用沉默压抑痛苦一样,姜榕树不过是用这种自欺欺人和自暴自弃的方式推卸责任,抚慰自己千疮百孔的心。 相反,吕佳薇则是积极地建设生活,她失去,但她在争取,她被拒绝,但她仍在付出。在她人生的最后十年中,她的目标就是用自己挣的钱,投拍“我”创作的电视剧———一个以青春时代的吕佳薇为蓝本的电视剧。吕佳薇对这个剧本的热情和努力,不仅仅出于对青春时代的缅怀,更是一种自我认同的需要,或者说是对自己一生的肯定。某种意义上,是生活的挫败感导致了吕佳薇最后的自杀———当她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无能为力,她用自杀的方式表达了对生活破碎感的深刻体认。奈月、芹菜、姜榕树、吕佳薇们所对抗的,显然已不是某种具体的境遇,而是对生活的绝望情绪。对绝望的抗拒使她们的行为带有悲壮的色彩。 三 破碎的生活仅仅是表象,缺失的“意义”才是生活破碎的内核。这时,我们有必要谈到《玫瑰开在我父亲怀里》这篇小说。故事的主角,“我”的父亲傻二,是一个天真、好奇、可爱、可笑的农民。这个富有诗人气质的农民父亲制造了一系列诙谐可笑的故事,他准点看新闻联播,作曲,写小说,组装自行车飞越村里的沟渠,砍伐自家的树木制作飞机,情人节的时候把家里仅有的钱买了一束玫瑰花送给妻子———这一行为最后导致了“我母亲”最后的自杀。傻二屡遭村人的嘲笑、妻子的责骂和“我”的不以为然,屡受挫折却从不气馁永不放弃。在村人和妻子的心目中,傻二的行为离奇古怪,不守本分。试想,一个农民正常的生活状态不外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顶多也就是个耕读传家。而在这些事情上,傻二无所作为。在傻二看来,生活是一件多么好玩的事情,农民怎么啦,农民就不可以作曲写小说?农民就不能制造出飞机?没钱怕什么?他给儿子的答案是“问你妈去”。苦于生活不如意的“李老师”临走前给傻二的赠言是:“你怎么会生在这个地方”。那么,是傻二生错了地方,他不该是个农民?还是傻二不甘愿是个农民———不甘愿守着常规状态的农民生活过一辈子?在笔者看来,傻二的非常举动,正是对这种常规生活的反抗,是他赋予生活以意义的独特方式。傻二试图为他的生活寻找意义和创造意义,这是他隐秘的理想。即使“我母亲”以自杀否定了傻二的理想,枯萎凋落的玫瑰花瓣也是个现实的讽刺。然而,故事的结尾意味深长:“不过再好的花也有开败的时候,有一天,花瓣终于一下子都松动了,轻轻一碰,就雨一样纷纷而下,东一片西一片很虚弱地泊在我父亲的身上。我父亲捡起花瓣嗅了嗅,略有所思的样子,他说,儿子,花瓣掉了多可惜,应该有个法子让所有花儿都不掉瓣的。他突然嘿嘿笑起,儿子,我肯定能想出办法的。” 玫瑰花成为理想的象征,成为“意义”的代表。越是破碎的生活,越是需要意义的支撑,越是不能满足的生活,越是需要为生活创造意义。意义的“缺失”导致了对“意义”的需求,这不仅仅是傻二的人生立场,在北北看来,这是生活的现实,也是生活的规则———也许我们参与了这种规则的制定,然后又被这种规则束缚着、限制着。 所以,与其说李富贵要寻找的是离弃了他的妻子,不如说是要寻找妻子离弃他的原因———同时也是李富贵人生挫败的原因。某种意义上,“寻找妻子古菜花”这个动宾短语是自我指涉性的,“古菜花”是使“寻找”行为合理化———使生活合法化———的方式。同样,乡村女教师奈月等待的对象“李富贵”也是虚指的。在这两个人物各自的意义编码体系内,“古菜花”和“李富贵”只是能指性的符号,代表他们生活的目标,也就是生活意义的来源。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历经坎坷的奈月最后竟然放弃了李富贵———当李富贵在奈月的生活中从“缺失”转化为“实在”之后,“李富贵”这个能指符号的使命也就终止了,目标丧失了,期待中的理想被砸碎了。奈月最后选择了仍然“缺失”的“古菜花”作为目标———这是得以把意义和理想延宕下来从而永不破灭的惟一方式。 对意义的寻求可能是无意识的,它掩盖在无以名状的欲望之下。退休干部陈三的晚年生活似乎平静无痕,打打太极拳,喝喝茶,养养鸟,然而,他的苦心训导八哥安妮(叫“领导”),他对儿子能否提拔的注重,对自己是否正科级干部的计较,他与老领导陈胖子微妙的关系,都暗示了他对权力的欲望,权力是他生活意义的来源。同样,美乳分子马丽可以一次次恬不知耻地鄙弃自己的胸脯,和一次次地实践她的隆胸行动,同样是权力欲望的变形。用北北的话来说,乳房是马丽生活中的兴奋点。但是,乳房只是欲望物化了的形象。对于生长在拥挤的棚屋区、缺乏良好教育和丰厚家境的马丽来说,改变自己的乳房只是改变生活现实处境的惟一途径,她真实的和最终的目标,是摆脱贫困的生活现状和卑微的社会地位。也许马丽自身都不能够意识到,在她一次次的隆胸欲望和行动背后,压抑着的其实是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和生活阶层的强大意识。陈三霞(《群众路口的惠中超市》)的欲望也是赤裸透明的,漂亮的外貌是猎取优秀男人的资本,而男人则是陈三霞改变身份地位的出路。为了这个目标陈三霞竭尽聪明才智、玩耍心计。当这种欲望被摧毁之后,陈三霞的报复就在情理之中。正如马丽的隆胸,这也是陈三霞惟一能够达到的反抗方式。 与陈三、马丽、陈三霞相比,年仅八岁的王小二对自己的欲望不太可能具有支配力。王小二的问题在于他总是在不适宜的时候,滚瓜烂熟源源不断地从口中输出时下热门的广告语。为什么王小二总是不能管住自己的嘴巴,屡受惩罚屡禁不止?我们渐渐发现,问题儿童王小二不过是借助电视广告语的形式,来发泄被父母“遗弃”的愤懑,平缓孤单生活的压抑和恐惧。王小二的内心生活并未展开,在更多的时候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我们无从知晓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他眼中的生活图景到底破碎到什么样的程度。有趣的是,王小二采用了广告语这种突破方式。广告既是欲望的投影,也是制造欲望的机器。同时,广告还是一种权力———欲望正是权力的结构机制。所以,尽管广告语并不是王小二欲望的对象,而是他借以遗忘欲望的对象,我们还是在王小二背诵广告语的天赋和对广告语偏执的兴趣中,看到了广告语给予王小二的难以遏制的快感:权力的快感。王小二的权力欲望来自何处?对王小二来说,成人世界的漠视直接体现为一种权力形式。 尽管王小二的欲望表现出了与陈三、马丽、陈三霞等极不相同的方式,但是欲望的实质是共同的:被社会“认同”。“认同”是个体对自我与社会网络相互关系的界定,也是生产“意义”的重要方式。对于退休老干部陈三,权力是他重进新入社会系统的方式;对于成长于棚屋区的市井姑娘马丽以及和她有着相似生活境遇的陈三霞,硕大的乳房、美丽的容貌是她们打入男人世界的武器,也是打入社会的武器———对她们而言,男人代表的就是社会。《道口事件》里“我父亲”为救人而死,“我”冒险舍弃学业多方奔走,是为了给父亲的死讨一个“说法”。《请你表扬》里的杨红旗从歹徒手中救出一位女大学生,他几次三番骚扰报社,也是为了给他的行为讨一个“说法”(虽然表层的动机可能是出于安慰病危的劳模父亲杨胜利)。“说法”就是“名分”,“名分”则是认同的表征。杨红旗没有得到“表扬”,对他来说就是意味着他的行为不被社会所认同,即无意义。于是,绝望的杨红旗采取了强奸女大学生的报复方式———对他来说,对“无意义”的消极抵抗行为很可能意味着积极获取“意义”的方式。 如果说,上述人物把对认同和意义的寻求定位在“别处”,那么,傻二、奈月和吕佳薇对意义的追寻则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努力在“自己”的身上创造意义。在傻二的不屈不挠、奈月的固执和吕佳薇的挣扎中,表现出来的是他们对生活的不甘心和反抗,虽然这些不甘心和反抗最后都破碎在生活的漩涡里。但是,北北显然很珍视傻二身上那种“固执”的气质,这种气质几乎在她大部分的人物身上弥漫着。在这里,“固执”已经远远不是性格的表现,而是一种品格,一种气质,一种生命的能量。固执暗示了人物对破碎生存状态的体认,也暗示了他们对这种生存状态的反抗,对生活意义的争取。他们身份卑微,生活琐屑,在各自的轨道里纵横交错,喜怒悲欢。但是,即使生活在底层,经历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他们也有追求,有理想,有反抗。在生活的漩涡里,他们固然渺小和无力,惟有固执和坚持,他们才能够在生活的艰难和困苦中,怀有点滴的乐观、向往和信念,支撑他们继续生活下去。这种精神———用北北的话来说,就是“纯粹的品质”———使她的人物获得了震撼的力量。 四 我们回头一看,在北北的小说里,竟然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在平淡无奇的人生和琐碎冗杂的细节里,竟然聚集着如此之多的缺失、断裂、破碎和无意义。除了《我的生活无可奉告》和《道口事件》,我们几乎不能在北北其他的小说中找到温馨的结局。反之,我们一次次感受到具体切实的生命之累和隐隐约约的生命之痛。北北笔下的人物,越是意识到把握命运的艰难,越是认真的反抗,命运就越是逃离自己的掌心,越是陷入更大的破碎和更深的无意义。 北北发现,破碎的人生尽管残酷,却残酷不过亲手毁灭自己的人生。生存的艰难,人情的冷漠,并不是惟一的悲剧命运制造者,很多时候,人们自己制造了自己的悲剧: 二十年啊,他绕了一个大圈,竟然到今天才明白过来。本来憋着一股劲要把拳头砸出去,最后猛一抬头,却发现,这一拳其实是结结实实地砸到了自己身上。原来人与人竟然有着这么大的区别,有人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制造幸福,而有的人,比如他以及我母亲,都傻里傻气地自己替自己把悲剧制造出来。———《娥眉》 这是“我父亲”最后的醒悟。许鹦鹉采用离家出走的方式惩罚“背叛”的妻子和兄弟,寻求生命的尊严,结果证明二十年的矛盾和对抗不过是个荒唐的误会。姜榕树的任性无知、许喜鹊的懦弱无能、许鹦鹉的意气用事,他们一个个成为自己命运的捉弄者。对于事故的制造者姜榕树,好强任性的她最终不得不接受自己摆下的一盘残棋。面对支离破碎的人生———娥眉是这人生的缩影———她又能如何呢?就像故事的结尾说的,这人生“再想起来的时候,它已经在远处”。 在《娥眉》、《转身离去》、《蔷薇前面》等文本中,我们遭遇了众多的人物之间的彼此压抑、相互中伤、相互折磨、既自虐又被虐的畸形关系。就这样,北北漫不经心地揭示出了生命的荒诞:每一个人既是破碎生活的承担者,又是破碎生活的制造者。他们是自己悲剧命运的真正主使。正是这种荒诞,北北把对生活破碎感的揭示推到了极致。 生活的荒诞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作为性别关系中的一员,女性又如何遭遇生活的尴尬、生命的艰难,如何使自己陷入生活的荒诞?在这里,我们看到北北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芹菜在漫长的五十二年光阴中,所计较的并不是这场婚姻的欺骗性,而是“蔡黑子”临别前对她的无谓和忽视———这才是“蔡黑子”缺席的实质———芹菜的一生是在等待一个业已不存在的男人赋予她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芹菜心理中的自虐。某种意义上,芹菜的悲剧根源并不是“蔡黑子”,而是她的自虐与自欺。相比之下,马丽、陈三霞则都具有自觉地为改变自己命运努力的意识。然而,马丽把改变生活境遇的愿望外化为增大乳房,马丽一次次遭遇挫折却并没有因此悔悟,她的愿望仍然是有了钱就去隆胸。当她最后以商品和礼物的身份嫁了出去,她甚至还陶醉在被看上被挑选上的幸福之中。即使有了被愚弄、被不当回事的反省,陈三霞面对失败的惟一方式也仅仅限于报复。《秋天之中》的卫雯欣也认真自觉地经营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从一个印刷厂女工到电视台当红明星,她实现了人生的大转折,然而她的途径不外是从一个男人的床上再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即使个性不羁聪明独立的郑玲子,最终也成为男人权力争夺的一个砝码。在充满破碎与荒诞的生活中,在男性中心的当下社会现实境遇中,女性把握自己的命运,显然要比男性复杂艰难得多。在《美乳分子马丽》、《群众路口的惠中超市》和《秋天之中》这三篇小说里,北北使用的喜剧色彩和调侃气息,似乎也暗示了一个女性的清醒和无奈。 五 北北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生活景象和精神存在?北北的小说创作开始于九十年代中期———在这个年代,人们旅游、上网、赚钱、炒股,热热闹闹地看球赛,打听伊拉克战争的最新情况,谈论ＷＴＯ,发一发全球化的感想,关注一下影视明星的生活细节和业界精英的成功之路。当我们包围在影像和符号之中,游荡于网络里的风花雪月,品味着影视剧里的生生死死,我们何尝有这样的耐心关注一下我们周围的生活,甚至我们自己的生活?北北的小说再一次让我们回到具体而细微的生活情境。市井胡同、建筑工地的民工、发廊里的打工妹、小偷和妓女、偷渡和走私———北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驳杂的生活景观。更重要的是,从生活的“缺失”到生活的“破碎”,从对“破碎感”的体认到命运之荒诞的揭示,北北提供了她对当下生活情景和精神存在的犀利观察和独特理解。 这是北北与池莉们不同的地方。的确,我们在北北的小说中遭遇了众多的小人物,卑微的身份、琐碎的生活和不平静的内心———这些都是被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小说里常见的图景。但是,如果说,我们从新写实主义文本中发现了生活的“琐碎”,那么,我们则在北北的小说中攫取到了“破碎”。它们的区别在于,“琐碎”是表象,是生存状态的反映,而“破碎”则是内核,是对生存状态的反省和体认。这是否暗示了小人物的成长?有评论指出,小人物的叙事视角是北北小说的显著特征。某种意义上,这种视角使“看”的对象和“看”的主体重合在一起。那么,生活破碎感的体认,是否意味着小人物开始拥有了观看和反省自身的能力?如果说这些小人物和池莉们笔下的小人物,同样在生活的巨大漩涡中无力争取命运的改善,那么至少他们并没有淹没在琐碎的生活表象里随波逐流,他们甚至有了反抗的意识。杨红旗最后的犯罪,陈三霞的报复,王二颂(《有病》)对电视台孙记者的威胁恐吓,顺子(《变坏》)的坚持,豆子(《家住厕所》)对警察的攻击,马兰花(《坐上吉普》)玉石俱焚式的自杀……虽然仅仅是最低限度的反抗,也是一粒擦亮这些社会边缘人物卑微生活的火花。 如果一个八岁的孩子都能够感觉到生活的压抑和破碎,那么,是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什么问题吗?北北小说所提供的这些生活情景和精神存在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什么关系?是什么造成了生活的破碎和破碎感?遗憾的是,北北对此似乎并未有更多的表述。的确,我们从北北的小说中发现了许多当下时代的社会场景,譬如艾滋病、犯罪、隆胸、私奔、离婚阴谋、偷渡、走私……北北并不是出于猎奇的心态来发现这些社会新闻和展现这些社会场景,它们只是展开故事的框架或者某个情节的背景。或者说,北北只是使用这些能指符号,引渡我们进入人物广阔的内心,而不是使人物的内心与当下的社会历史语境结合得更紧密一些。当然,我们并非建议北北立志做一个社会生活的书记,但是,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文本看待,那么上述所列诸如此类的场景,无疑是这个文本中关键的符号,从结构的角度看,这些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将是“互文性”的。简言之,北北所揭示的“破碎”和“破碎感”显然与当下的社会和时代有密切关系,如果把阐释的框架仅局限在“人性”的范畴,这无疑是一个损失。 【作者简介】林秀琴,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3 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