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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的言说 ———简评沈义贞《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汤大民 参加讨论

    沈义贞撰写的《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是一本很有个性的审美史著。它实话实说,自说自话,棱角分明,锋芒显露,字里行间充满朝气、锐气和求“真”的勇气。读多了平庸与雷同,能读到此书,精神不能不为之一振。
    恩格斯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真实”是史学的“生命一号”,审美史也不例外。然而求“真”谈何容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时空已积累了太多的隔膜;而当代史更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当代”困惑。对于青年学者沈义贞而言,固然,他有着“近水楼台”的史料优势,还有着不算太短的当代经历和高层次的审美学养,然而,他面对着“当代”支配力形成的语言霸权,“当代”包装术造就了的大师、泰斗、名流神话,各种“当代自大狂”的呓语,“炒家”虚伪广告的狂轰滥炸,还有大量冒牌的反文化、非审美的膺品水货堆成的文化垃圾,他的求“真”操作大约很难无碍吧?当代的散文家绝大多数是活的还在延伸的生命存在与创作存在,你掬起的一碗当代水,能无情于“当代”而诉诸于未来吗?“当代”总是以“盛世”自居的,而“盛世多遗贤”,也总要排斥异端的,你能挖出“遗贤”,还“异端”以公正吗?中国史学多为新朝人修旧朝史,而当代史的论著,少有不把史学变成“当代”的“奴婢”的。沈义贞的书能进入“少有”的不阿时之列吗?
    我是带着这些疑问阅读沈著的。我发现了这位青年学者“跳出庐山看庐山”的可贵自觉。“当代”的失真,主要是由代表当代功利的意志和力量造成的。17年的言语霸权,制造了17年散文的异化,使之变成了政治图解;也正是周扬的体系又把异化的作家和作品美化为时代的代表、审美的精华乃至继武的楷模。“跳出”首先意味着对支配力的摆脱,寻求一种客观的立场和视角。沈义贞自觉地把立场移到了从董狐到司马迁而绵亘几千年的史学独立传统形成的峰巅上,从散文是人文精神的审美化的角度重新审视17年,于是,发现了17年散文“被奴役的创伤”,发现了虚伪的繁华背后的艺术的贫困和散文本体的失落。他在总结50年散文创作正反两面的经验时说,散文家不仅要深入当代时空,还“必须能从这一时空框架内跳出来,站到某种为历代知识分子所坚守与不断修正的、与特定时空框架内客体保持一定距离因而相对独立的人文立场,以观照、批判与表现这一客体”。很难设想,史学家没有独立的人文立场、“局外人”的目光,能够作出这种“离经叛道”的论断,而这一论断又如此准确地点中了关系当代散文乃至整个文学得失的命脉!
    “跳出”意味着实事求是,坚守科学的批判精神。20世纪后半叶的散文史,历经17年、文革10年、新时期23年三个阶段。文革10年为休克期,可以不谈。对“17年”取批判态度,大概会触怒一些功成名就的“大师”,但也不会太犯时忌。然而要批出深度来、批出有益的教训来,却也并非易事。杨朔的最得意也是人们最称道的是所谓“诗化的散文”,散文的“意境美”,沈著以对杨朔名篇的具体剖析,揭示了其基于新旧对比的媚时主题上艺术构思的模式化、雷同和浅俗,从而作出了“完全失败”的无情的结论,是很有震撼力度的。但是,要对新时期散文也取批判态度,那就更不简单了。新时期散文是我国20世纪继“五四”散文后的又一繁荣高峰,按照歌德派“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游戏规则,你如寻疵觅瑕,不能不冒出局的危险;世纪末的文坛主力及新世纪的开拓者,多为沈义贞的同辈人,他们之间同气相求、惺惺相惜,沈君如取批判态度,也难免同室操戈、薄情寡义之嫌。沈著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不顾忌这些,在欣赏世纪末散文操作“回到自我”是“极有价值的思潮”的同时,也批判了“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现实的实践”而“专一经营‘自己的园地’”的“误解”;在肯定“局外人”散文的超脱立场同时,也不客气地提示了某些“局外人”“在体制内争夺某种功利性话语权”的私怨和积愤。科学的批判精神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是以一贯之的,是无私无畏的。它的惟一准则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否则,也不过是新一轮的“同时”而已。
    沈义贞在《后记》中说:“在决定哪些作家可以进入文学史时,我就完全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与艺术标准,将那些没有在艺术上真正感染过我或在我看来不具备艺术性的作家一概排除在外。所以,许多在当代散文领域比较活跃或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本书并没有提及,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接触过他们的作品,而是不提及他们本身就显示了我对他们的一种评价。”这是“跳出”的必然归宿。这样的对待历史,难免有主观主义之嫌,但是,没有“自己的感受”,未曾受到“艺术上的真正感染”,又怎能体味到作家的创作甘苦和灵性轨迹?那些枯燥无味、人云亦云、雷同平庸、随时髦潮流而沉浮的审美史论,不正是“自己”的缺位造成的吗?专门家的感受不同于、不等于大众的感受,但却可能有大众不能感受的独到之处,只要专门家具有相当的审美学养和出于对艺术的虔诚,而不受金钱、权势、时风的摆布,即使偏颇,也是有益的。这是创新的必由之路。
    50年散文的兴衰荣枯,决定于作家及文艺理论家人文精神和审美精神的宏扬与失落,这是贯穿于《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的一根主线。在这个意义上,沈义贞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当代散文的审美心灵史。从这点出发,似乎可对史著提出求全的要求,如对港台散文家排除政治背景的评介,对散文大派系杂文家的关注以及对新时期散文所受西方人文思潮、艺术方法的影响的论述,也不妨提供适当的篇幅。也许著者另有打算,那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210097)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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