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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长的《长调》（首发《作家·长篇小说号》2007年第9期，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07年度长篇小说最佳排行榜。我以为，这既是对文学创作多年小说家千夫长的一个肯定和荣誉，也是对当前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造的一个启示。由《长调》我读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期望同大家分享与探讨。 一、少年经验与文学记忆 读千夫长的长篇小说《长调》，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无论你行走多远，故乡永远在你的记忆里。少年时代的故乡经验，往往伴随你的一生。 《长调》里的故事，是千夫长独有的文学记忆，是不可替代也无法创作和复制的。 阿蒙在寻找阿爸的过程中，自己长大成人了。小说中的三部：牧场、旗镇、阿茹，象征的原生态草原、现代文明和草原的母性，这些蒙古长调的音乐元素，构筑了一部文学元素的《长调》。一个人的成长记忆，变成了一个小说家的文学记忆。 在深入《长调》之前，有两个必要的阅读心理准备至关重要，假如没有这两个有别于一般小说阅读的心理准备，我们会迷失方向。 尽管《长调》里展示了大量独到的少年经验和情怀，但《长调》有区别于单纯的“成长小说”，贯穿始终的一条线，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精神世界的探测。从13岁的“我”在那个凛冽凌晨的出发，到“我”和雅图的朦胧情感际会，再到“我”和阿茹简单而幸福的同居生活，无不充满着“我”通过这两个女人探寻人生的企图。即使是那个一笔带过的因难产而死去的产妇，也在“我”的灵魂里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会经常问自己：“她是灵魂不老，还是因为永远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感觉到那个女人的恐怖像夏天飘动的云影，掠过草地，到处蔓延，无所不在”。这种飘忽的记忆，是少年对生与死的思考，这种思考显然是早熟的、提前的。遍布全篇的这类细节，都让这部小说超越了成长小说所能承载的容量。这或许不是成长记忆的真相，是作者长大成人之后追加或赋予记忆的担当。 此外，《长调》还有一个容易让阅读者掉入误区的陷阱，那就是——“长调”。一些望文生义的人可能会以为这是一本展示蒙古长调的“音乐小说”。其实千夫长并无意为我们展示“长调”音乐的本身，他实在是想给我们讲述一个生命故事，长调只是作为一个象征存在，正如卡夫卡的《地洞》展示的实际上是人类的困境。所以有些试图读出长调悠扬旋律的阅读者，恐怕要失去阅读期待。千夫长并不会把着力点放在音乐上。 千夫长这个出于成吉思汗军团的命名，使我相信，蒙古草原对这位小说家命中注定的影响，《长调》中“我”并非千夫长，但由于“我”与千夫长本人年龄经历相近，因此，评论者可以将其视作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与亲历者。活在活佛的影子里的“我”，从开篇的风雪之夜马车之旅到后来的长调歌手，作者的历史框架中实际上有三个空间，也可视作三种秩序：活佛的宗教空间，神与人的秩序；草原上生命的空间，人与自然的秩序；国家意识形态的空间，以革命为标签人为的秩序。三种空间撞击，五种秩序冲突，构成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动力。 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中，作者预设了一个历史框架，并对“我”的身份做了一个颇具深意的设计：“我”是尼玛活佛的儿子，同时又承继了父亲还俗后长调歌手的职业。 按照宗教规矩，活佛是不过世俗夫妻生活并且没有儿女的，但“我”的父亲因为上个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缘故还俗了。这个人物的设计，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显得新鲜独特。父亲从寺庙回到故乡，“草地上的人们都聚集来到这条路上看望阿爸，‘看望’这个词是政府允许叫的，政府不能阻止人们来看望曾经神秘的活佛，但是不能用‘参拜’这个词，更不能有下跪、摩顶这些动作。”可是，“虽然是还俗的活佛，在科尔沁草原上，活佛永远是活佛”。“我”恰恰活在活佛的影子里。“我”来到人世，去到旗镇，所有的人生出发，都是因为活佛父亲。 引发我兴趣的是作为蒙古人，活佛在千夫长的心目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在我看来，“活佛”是提升《长调》作品的两扇大门：一是揭示文化真相；一是抵达灵魂彼岸。蒙古人自有蒙古人的一套文化体系，蒙古人自有蒙古人的一路文化心理。在汉文化的参照下，其差异性本身就有很大的魅力与意义空间，当然，仅仅靠差异性是不够的。所谓抵达彼岸的努力，从一般意义上说，是从“世道”跨越到“人心”，是对灵魂的追问，而从特殊意义上说，又有可能借一种个人体验上升为对“灵”的追问，进而获得作品更大的涵括力以及可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从这一角度来看，《长调》的后半部的人生经验略嫌单薄，以至于难以支撑在厕所突然发现活佛尸骨这一具震撼力的细节。《红马》和《长调》都是书写作者童年记忆的作品，《红马》里有一份飘逸，一份叙述中形成的速度，犹如骏马驰骋，但作品成之于飘逸也失之于飘逸，叙述节奏产生诗意的同时也有了漂浮感。这一点在《长调》中有了变化，草原生活的描写更深沉了，诗意的表达更凝炼了！千夫长似乎在一步步地接近他最宝贵的童年记忆。我们在享受像《红马》“树上结满孩子”那种场面一派天真的神韵的同时，也有理由要求《长调》“我”与阿茹的恋情有更耐人咀嚼的意味。 对记忆的书写是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无论是个人的记忆，还是历史的记忆，它们总是在历史风云烟尘散去之后，顽强而执拗地呈现出来。历史因此不再是教科书里的一段话，不再是历史学家理性的叙述，而成为具有现场感和盈实人性内容的历史场景，这样的文学使人物再次成为历史的主角。也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我失望于作品止于少年经验层面未能提升，惋惜于珍贵的诸多细节未能焕发出更大的艺术光芒。这里既有艺术技巧，比如长篇小说编织故事、创造冲突、幻境想象等处理手段的丰富，更有作者本身艺术境界对蒙古草原文化深层进入高度契合的程度问题。“我”作为活佛的儿子，完全可以三个入口进入那段特殊的历史：活佛；我和亲人；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三种生活空间和社会秩序不但是作品的叙述动力，更是作品提高艺术境界的最大着力点。 二、“原生态”值得小说家去发掘 显然，《长调》吸引阅读者的是作者铺陈开来的少年生活经验、青春成长疼痛、辽阔草原的壮观，和蒙古人融于自然亲近土地的生活方式。无论从扩大人生视野阅读经验，还是阅读快感审美享受上，千夫长都没有让我们失望，排挞而出的生活细节，浓重难化的生活气息，蒙古人与日日相守的动物的生命交流，都让我们在享受的同时，沉醉、赞美，乃至向往那种返朴归真的人类生活状态。我不但为长调与马头琴声的歌声琴声倾倒，而且为马生驹、羊生羔、狗生崽那些生命本真的过程感动，同时也为公骆驼发情追逐女人，公马要骟去卵子那些闻所未闻的细节惊奇。 当然，更加吸引读者的还是那些纯朴的草原人情，千夫长用心灵书写的母爱、情爱、亲人之爱，作者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渲染，情感的把握、节奏的控制也都拿捏得恰到好处。亲情贯注下的草原生命之河，流淌着美，流淌着令都市人向往的质朴生命的活力，就象长调《故乡》里唱的： 我的故乡没有遗址 马群就是流动的历史 只要温暖的春天来临 我们就会把寒冷的冬天忘记 严酷得寒冬，近乎原始的草原生活，却遮蔽不了蒙古人纯朴的天性与从不怨天尤人的生命精神，这种美是《长调》的优点，也是千夫长的优势所在。 千夫长，一个地地道道的蒙古人，科尔沁草原的儿子，现居深圳，来往广州。他近年的四部作品：《红马》、《长调》和《城外》、《中年英雄》，可以视作是他两段生活的写照：少年时代的草原生活；中年时代的都市生活。《城外》被誉为中国首部手机短信小说，是一部“4200字卖出18万元，一个手机时代的激情故事”，被称为2004年度文坛最为轰动的事件，美国《纽约时报》、日本《富士山报》、中国内地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上百家媒体争相追捧的一出文学事件。 我读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城外》，心中却不以为然，认为是媒体事件大于文学事件，媒体叙事大于文学叙事。也许手机小说有其天然的新媒体阅读方式，用纸介平面阅读，其本身的空灵轻巧飘逸的感觉荡然无存，何况以我近年评论80后文学的经验判断，千夫长人到中年，尽管进入都市世俗生活似乎不浅，但情感书写依然显得踏实有余而飘逸不足，缺少一种与新媒体形式相契合的青春的灵气。笔滞于物，情驻于世，人到中年，飞翔已难。千夫长尽管敏感，但此类题材显然非其所长。 虽然相隔千里，虽然离家多年，千夫长的根还在草原，他作为小说家的优势也还在生他养他的草原。 中国的小说写到今天，沉浮千年，颠覆百代，内有古代经典，外有世界名著，即便是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我以为也到了“原生态”翻身的时刻了，21世纪的中华“原生态”当有非同寻常的“亮相”。无论是“原生态”的生活，还是“原生态”的艺术，至少在以下方面具有优势：代表一种地域文化，一种文化资源；体现一种历史性，与历史没有割断的延续；体现一种自然性，与自然没有疏离的亲密关系；一种独特性，与全球化之后天下趋同相反的独特性；以及于生俱来的别一样的艺术风格余韵味，总之，独特性，多元性，自然性的“原生态”合乎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合乎今天社会保护多元文化的总体要求。况且，还有稀缺的优势。就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他们的优势还在于具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弃自然追求彼岸的精神境界，使之天生先定地解决了一个灵魂栖息的问题。这也是我看好千夫长的原因之一。 作为小说家，千夫长积蓄并完成了艺术与人生的准备，他的汉化程度之深，对传统文化理解之透彻，对现代人心理拿捏之准确，在我意料之外，这当然得益于他多年南方生活的无数历练，以及他对艺术潜心琢磨。这真是一位比我们许多汉族还要“汉族”还要“南方”的蒙古汉子！听说，他几乎收集全了蒙古史方面的书籍，对成吉思汗的研究颇有心得识见卓越，这些也使我对他正在进行的“原生态”的进一步展示，有了更加关注的信心和浓厚的兴趣。 三、当前长篇小说出现简约化趋势？ 著名评论家雷达在评价《长调》时指出：作品文字、技术不错，作者有生活，对草原也有一种诗意的表达，但结构略嫌单一，后半部分较弱。 雷达先生关于长篇小说结构的意见，引发我的思考—— 就目前千夫长已经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看，结构基本上是相对单纯的，主人公多是以“我”出现，自传体色彩强烈。细想一下，他对小说叙述与结构的选择在当下具有普遍性，在传统文体观中，长篇小说的结构是宏大的、错综复杂的，仿佛一座迷宫，但2000年以后形势悄然变化，长篇小说结构单纯简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其大致表现为： 1、人物减少，除主人公外塑造人物寥寥无几； 2、情节简化，线索单一； 3、叙述以第一人称加全知全能； 4、自传体色彩增加； 5、心理描写取代景物描写，氛围渲染取代场面。 我以为，长篇小说结构单纯简化的趋势大致原因为： 1、图像时代，小说的描写功能由外向内转； 2、史诗时代结束，个入时代到来； 3、读者阅读习惯、趣味的变化，耐心降低，兴奋度加强； 4、小说家创作长篇小说周期大大缩短。 5、现代经典的榜样：9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全面影响，现代、后现代创作从观念到技巧；比如，中国文学界熟悉的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纳博科夫《洛莉塔》，即便是04、05的诺贝尔奖库切和耶利内克的长篇也是相对单一的长篇小说结构。 这真的是一种趋势？是形势使然，大势所趋，还是作家取巧、避重就轻？ 小说家莫言撰文《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1]，提出长篇小说的标志就是长度、密度和难度。对此，我深表敬意。在我对长篇小说文体的期待中，关于历史意识，关于史诗品格，关于人性书写，关于哲学追问都是一些基本要点，我期望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一探讨。无论怎样，对《长调》来说，我们依然有理由要求一部长篇小说更好地传达蒙古草原文化的巨大魅力，以及人物与更多层面的冲突，同时通过个人成长之痛对时代提出能属于自己的批判命题。这既是对一种文体的要求，又是阅读精品的心理需求。《长调》犹如一块璞玉，千夫长只雕刻了一半就出手了，惜哉！我注意到千夫长对自己也有很高的期望：他希望作品能够成为“蒙古民族的精神废墟”。在《红马》、《长调》的封底印有这样的文字：“蒙古草原上有两个接近神性的灵魂符号，腾格尔的苍狼和千夫长的红马，他们才是草原上真正的主人。”“应该说，是小说里的元素形成一首蒙古长调。这就是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杰出的长篇小说就像不是能一天就建成的罗马，恰如福楼拜所言：其中充满了焦虑和令人疲惫的努力，是智慧与灵魂的摸索，希望与绝望的战斗。小说家的使命在今天已非虚言。那么它是什么呢？我愿用大智大爱四个字来概括。“大”自然是指其境界，指其对一般理论概念的超越与统括，主要落在“智”与“爱”两个字眼上，智是智慧，爱是爱心。智表达作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种洞察与把握，爱表达的是对全人类直至个体生命的热爱、尊重与理解。正是在这一高度，我读《长调》读《红马》，并赞誉和苛求小说家千夫长。 注释： [1]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新京报》2006年1月11日。 (江冰：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