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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年，贾平凹似乎一直在“倒腾”，一方面，是他的美文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是他对现实的理解在困境中的不断调整。从他写作的投入和痛苦状态看，实在应是一场艰难的挣扎。1993年初出版《废都》，贾平凹在《后记》中说：“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地在这儿让长一株白桦，那儿又该栽一棵兰草的。这种觉悟使我陷于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虽然清清楚楚这样的文章(郭按：指《西厢记》、《红楼梦》一类作品)究竟还是人用笔写出来的，但为什么天下有了这样的文章而我却不能呢？!检讨起来，往日企羡的什么词章灿烂，情趣盎然，风格独特，其实正是阻碍着天才的发展。鬼魅狰狞，上帝无言。奇才是冬雪夏雷，大才是四季转换。”四十岁的贾平凹似乎受到了天启，突然间明白了，清醒了，“平平淡淡才是真”。其实，他原先的美文的观念和现在平淡为真的想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起先，他将商州的山水人事写得那么美而动人，是因为那时他确是真心实意地觉得了它的美，才不惜用了蓄满感情和诗意的笔触来宣扬它们。冲突的根本在于他对现实的感觉和观照发生了大变化。他说：“在城里已经住罢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过一部关于城的小说。”可是，第一次写，他就写出了令人惊诧不已的《废都》。波德莱尔可以发现开在颓废、堕落的时代、社会、都市里的“恶之花”，并将它描绘出来；本雅明可以在那个“恶”里分析出颓败、颤动的花的意象，还有它的诗意。但贾平凹却不能，于是，他觉得他的美文的理想和做法必须改变了，这是他面对现实中的困境，首先做出的反映和选择，这也是他最容易有的变化。而现实给他深层的思想和观念造成的困境，就不是那么轻易能走出的了。 “既然我选择了作家的职业，而且还将继续工作下去，讲述商州的故事或者城市的故事，要对中国的问题作深入的理解，须得从世界的角度来审视和重铸我们的传统，又须得藉传统的伸展或转换，来确定自身的价值。我不是个激情外露的人，也不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自小在雄秦秀楚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中长大，又受着家庭儒家的教育，我更多地沉溺于幻想之中。我欣赏西方的现代文学，努力趋新的潮流而动，但又提醒自己，一定要传达出中国的味道来，这一切做来，时而自信，时而存疑，饱尝了失败之苦，常常露出村相。曾经羡慕过传统的文人气，也一心想做得悠然自得，以一以贯之的平静心态去接受艺术，实践证明，这是难做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浮躁，和一个世纪之末里的茫然失措，我得左盼右顾，思想紧张，在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参照系里，确立自我的意识，寻求立足之地。命运既定，别无逃避。”这是1994年4月贾平凹《〈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序》里的一段文字，贾平凹将自己和盘托出了。 作家的身份和职业可以选择，用什么文体、什么方法来表达也可以有自己的主动权，但文化立场却就有些身不由己了。传统是身后的影子，现实是头顶上的光源，全都摆不脱的，真要有摆脱了的一天，也就已不是了人间世。困顿中终究需要作出抉择。一时的迷茫、尴尬、无所适从甚至颓唐、颓废，除了心里感觉到痛苦和孤独外，并无大碍。但贾平凹不会让自己过久地沉陷于此。于是，他一面将他的痛苦和困顿写出，一面也就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新近出版的《高老庄》的后记，是他对自己这些年来心境和文学观及现实观的变化的总结。然而，这样的文字终究只是自我认识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而且从相当程度上说，那只是贾平凹的一个理想：摆脱困顿，于现实之上观照现实。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作品里：自《废都》经《白夜》、《土门》到现在的《高老庄》，我们分明看见了贾平凹的批判和追忆中徘徊的身影。 2 在《浮躁》中，贾平凹还感到一点希望，州河的浮躁只是因为其年轻，“它的前途是越走越深沉，越走越有力量的”。然而，在《废都》里，他却感到了极度的迷茫和悲哀。《废都》一开始，庄之蝶就已是个不健全的人，极具风尘女子意味的唐宛儿激起了他本能的欲望。此时，他已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但他不知道那是“顺应了社会，还是堕落了”，他“需要破缺”，那是一种“如水加热后必然会出现的自组织现象”。西京的“四大名人”中也就是他尚能自持操守。他原本不想介入，然而，最终他不得不介入，静虚庵里都已经没有了独持自守的生活，他又能在何处来做到这一点？对城市、对文明、对人事，他既无力应付又深深地厌倦，于是在一个个崇拜他又理解他的女人身上，他发泄着，逃避着。文明的城市生活使他丧失了生命的冲动(写作)，而他又在这些被文明和社会损害的女人身上，发现了一种让他醉心、沉迷、忘却一切烦忧的东西。他的热情和欲望重新萌动、勃发，然而，这些“纯情”的女人其实并不真的就那么纯洁，她们或是为生存，或是为人伦，或是被胁迫，一个个都弃他而去。她们在他身上引发起的激情和冲动并未使他赢得胜利，反而使他沦于更深的痛苦和堕落。其实，庄之蝶和他的女人们是互相激发、相互塑造的。而且从外表上讲，也是互相毁灭的。柳月说：“是你把我、把唐宛儿都创造成了一个新人，使我们产生了新生活的勇气和自信，但你最后却又把我们毁灭了!而你在毁灭我们的过程中，你也毁灭你，毁灭了你的形象和声誉，毁灭了大姐和这个家!”实际上，真正毁灭了他们的是他们心目中对现代生活的看法。 庄之蝶们的命运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已经被暗示，那朵奇花就是一个谶语一样的象征。 这是一个颓败的寓言。那个突然间使所有人看不到自己影子的太阳，或许正象征着日益强盛的现代文明，自我是身体的影子，在耀眼的强光下，影子没有了，自我迷失了，人陷在一片恐慌和惊惧中。这是“自然力”在向人昭示。可惜，庄之蝶们终究只是人间的俗物。寺庵里的高人或许识得，比如慧明，而能识得的慧明更有高着，她真地做到了“四大皆空”，竟将佛门女尼应守的贞操也置诸脑后。牛月清正是从这里幡然醒悟的。她走出了庄之蝶的阴影，似乎也像是在毁灭中获得了新生。然而，贾平凹却只让她懂得了怎样去顺应、迎合这个社会——更直接地说，就是男人世界。慧明的那一大段既是自白又是告诫的话，实在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女权主义研究文本。“在男人主宰的这个世界上，女人要明白这是男人的世界，又要活得好。”“女人就得不住地调整自己，丰富自己，创造自己，才能取得主动，才能立于不会消失的位置。”“女人要为自己而活，要活得热情，要活得有味，这才是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真正会活的女人。”看起来，这太像一份女权主义宣言了，但是，女人应该“如一条泥鳅”、“如一颗瓜子儿”的话，表明它只是一种现代的御夫术而已。贾平凹的两性观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它深处的冲突，那就是转型期传统和现代的缠夹不清。现代女权主义的原则是平等和自由，而不是手腕，更不是战争。但前现代的中国因为尚未走出传统的阴影，于是视权术为平等的手段。这正是传统的立场上生成的抵抗方式。 庄之蝶之所以沉湎于性事，是因为他找不到其他可以摆脱、逃避的途径，堕落和颓废是迷茫、无着无靠、没有任何认同的自然结果，在他的世界里，似乎只剩下一个通道，那就是女人。惟女人能给他抚慰，给他理解，使他“忘忧”，使他得救。在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现代化带给人的是现代性意识，而现代性意识的产生直接地源自对孤独的体验，孤独是个体在现代的生存状态，是对丧失了的自我意识的反思和痛苦体验，是对冷漠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拒绝。孤独有两种可能：其一是走向自我封闭，它甚至不走向童年阶段的想像世界，而生成重回母体的强烈渴望；其二与前者恰恰相反，它在孤独中超越，在孤独中升华。而贾平凹赋予庄之蝶的可能，明显地属于前者。这一点其实正是贾平凹自身心态的反映，也是他在写作《废都》中感到极度痛苦的主要原因。贾平凹塑造庄之蝶，描述他的性史，不是为了探讨欲望的本体之一——性在人类生命和生活中的意义。恰恰相反，性事在庄之蝶，是逃避、发泄的方式，是绝望和渴求拯救的挣扎，是拒绝认同现实的最后归宿。庄之蝶在他的性体验中，既没有得到痛苦的释放，更没有达到精神的超越、心灵的升华，反而陷入更深的迷茫和绝望。所以，他只能归避到人最彻底的开始和结束——母体和死亡。 贾平凹在《废都〈后记〉》里粗略地介绍了他当时写作此作前的境遇和心态。亲人亡故，悲情怆痛，人事纠缠，流言可怖，“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其困顿可想而知。而他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本书”。于是，困境从实在的生活世界一直延伸到虚构的作品中去，这也正是贾平凹这样的作家必然的结果。“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身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何物。”于是，他将这本带给他“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的书，当作“苦难中又惟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书。贾平凹以死给庄之蝶做总结，实际上也就是要给他自己的困窘做总结，希望从困境中走出来。 3 当他面对日益堕落的都市和都市里的人，从乡土的商州走出来，又一直陶醉在乡土之美中的贾平凹茫茫然不能理解，亦惶惶然不能接受了。而都市，实际上就是现代的集中体现，也是现代对乡土世界实行规约的模本。在《商州再录》里，贾平凹已经明显地感觉到都市对乡村的冲击，现代对传统的侵蚀。但在那时，他还是有信心的。在序言里，他说：“不是为了写过去而写过去，意在面对现实，旨在提高当今。”然而，忧虑毕竟是隐隐地生成了。到《废都》时期，就不再是隐隐的忧虑，而发为迷茫、困惑、回归、逃避甚至颓唐。那么，如何走出“废都”的阴影？《白夜》中的抵抗显然是不成功的，《土门》则仍然是沉醉在对乡土的怀念和追忆中，沉浸在静观都市一角乡土氛围的惆怅和喜悦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贾平凹一下子识破了现代的原来就是外来的、西方的。拒绝已是不可能，但也不能让它一成不变地取代传统。传统是我们脚下的土地，是我们生存的命脉，是我们身体里流淌着的血液。更重要的是，贾平凹并不想、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反现代化者(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产生较大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现实关怀的视点基本上不会离开“民生疾苦”!虽然，他们心里想的却是：世风日下，道心式微，都是因为人心惟危，人心不古。但以现世为重的中国文人，一般并不会将唯心的思想与他们济世的抱负直接连在一起，他们还得从“民生疾苦”开始做起。“绝圣弃智”的“小国寡民”终究只能是一个“理想国”)。他既然已经看到现代化给乡土中国所带来的物质的繁荣变化，他怎么能允许自己去鼓吹“小国寡民”的理想？这是现代人最基本的理性。但是，贾平凹同时也看到了“现代化的陷阱”里种种可鄙又可怕的情景，他又岂能去做“落井下石”的勾当，哪怕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热爱的人民跳入那个陷阱中(这样的尴尬和困顿不始于贾平凹，也绝不会止于贾平凹)？原先他就不明白；怎样才能“釜底抽薪而止汤沸”、“取沙土而灭毒菌”。论理，矛盾是尖锐地激化了，可我们在《高老庄》里虽看得到激化了的冲突，但深层的矛盾似乎已不复存在。贾平凹好像找到了答案。 且看贾平凹在现代和传统、西方和本民族之间选择了一条怎样的路。表面地看，在《高老庄》中，贾平凹似乎已经走出了迷茫，摆脱了沉痛，找到了救世良方。他刻意用了孔门第一代弟子的名字来命名他的男主人公，子路和孔门弟子中是颇有侠义气而又经世有方的形象，但在贾平凹的笔下，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儒生，只想着“立言”，想着自己人种改良的计划。而高老庄在此之前，实在就是一个“小国寡民”的集体村落，子路为之自豪的纯粹的人种，实际上是由自我封闭造成的自然退化(贾平凹的命名或许也有点讥讽的意味：“矮子村却叫高老庄”，是祖上曾经高过的历史证明，还是夜郎国国人自大的表现)。在子路重回故里前，这种封闭已经被打破。小说一开始就出现崖崩和飞碟，其隐喻意义实在是太明显不过了。此外，尚有其后村人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崩塌了的是传统的根基，它的崩塌是因为来自宇宙外的力量飞碟。有意思的是飞碟的喻体和寓意之间的距离，飞碟在未来学中被视为宇宙外世界存在的证明，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它只是一个不明飞行物，这是不是表明了贾平凹对高老庄之外的世界的一种难明又莫名的心理呢？子路除了对那些方言学的材料感到知识的兴趣和价值外，就是尽他人伦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他的角色和身份，高老庄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与他有瓜葛，他的能力在衰退(性的能力只是一个方面)，他的前妻和现在的妻子都在“改变”，而他却毫无办法。渐渐地，他对一切失了兴趣。他似乎只有离开——逃走，可他的归路却是城市。与之正相反的是他的妻子——西夏，一个也许有着外族血统的城市女人。这个身份非常重要，它隐含了贾平凹近来对现实思考的结论，包括他的文化选择的答案在内。 子路初见西夏是在“为了逃避焦虑”的时候，他被她“唐大宛马”一样的“形体美，人格美，以及神秘”所吸引、征服，他“太矮小”了，“没有什么就希望什么”，于是，在古汉语课上他也讲起了大唐壁画，“激赏那个时代的伟大：马是西域的大宛马，人也不是纯汉族，那画中的女子的形体容貌，服饰和发髻，并不是要以胖为美，而是展示了一种崇尚力量的世风”。她的美丽可以不必去说，而她的力量和人格魅力在其后的故事里是得到了充分表现的，当然还有她的神秘——对神秘世界的感知能力。她带着全然不同于子路和高老庄人的新的眼光，和一个开放的心灵，一步步走进高老庄的世界——过去的和现在的。她从被高老庄人遗弃、散落在茅厕旁、荒郊野冢间的碑石里发现了高老庄辉煌的过去——它们曾经尚武、好德、崇义、尊神，他们艰难地从遥远的地方迁徙而来，在民族争斗、种族渗透、文化融合的历史中保全了自己文化血缘和种族血缘的纯洁。而在现实的种种争斗和纠缠中，在蔡老黑与苏红们的两种对立势力之间，西夏看似忽左忽右的倾斜，其实却有一以贯之的立场——对野蛮、愚昧、封建和惟利是图的拒绝和批判，最终为蔡老黑“坦荡而有勇气”的爱所折服。蔡老黑身上有一种雄强之力，可以义无反顾地爱，也可以蛮横而策略地斗；有对文明的向往和文明的观念，也有未开化的野蛮和粗鄙，还有保守的地方主义；有疾恶如仇的心，也有煽风点火、借题发挥、不择手段的本事。他似乎就是高老庄的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体现(或许这就是贾平凹在《后记》里讲到的他的追求——“对于整体的，浑然的，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追求”)。然而高老庄却没人能理解他。只有西夏是理解他的，这就是她开放的胸襟。 西夏开放的胸襟其实就是贾平凹的文化思想。贾平凹早在1984年《腊月·正月》的后记里就说过，“汉代的文化是最有力量和气度的，而比雍容富贵的盛唐文化更引起人的推崇和向往”，而“陕西人已没有了秦汉强盛之气”，“古人崇扬志在千里的良骏，今人看重负重慢行的耕牛”，于是“性格由开放型归于封闭型”。贾平凹止不住要“喟然长叹”了。但其实，他在那时还只想到要求一种“空灵却不空浮，产生出一种底蕴”的“旨远”，并没有将汉唐气象作为他内心深处思考现实的出发点。而且，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和文化界对现实的把握，基本上还持有文化进化的乐观想法。然而，时间的推移，现实的发展并没有显示出多少进化的迹象，尤其是在贾平凹这样的文人眼里。“浮躁”之气的腾起或许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到《废都》时期，就已是一片迷茫了。乡土与城市交媾般地混杂在一起，产出一个不健全的怪胎(贾平凹曾说《废都》里就有商州的影子)。面对乡土与西方不如意的结合，现实又并不提供一条线索、一个前景，贾平凹只有将目光回投到历史之上，希图从历史里寻找答案了。此时的他才真正以汉唐气象为他思想的基点。而从《高老庄》里，从西夏身上，我们也才看到他现在的文化理想：以本土文化为根基，吸纳外来文化的精髓，从而生长出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来。然而，现在究竟不是汉唐盛世。但我们却从此看见了贾平凹这一思路的前提：对中国传统文化尚有化合之力的认可与希望。而矛盾也恰恰就出在这里：现实既然已经呈现出一种衰败的迹象，也就表明传统的化合之力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则这种认可就可能只是一个虚妄的假想。前提既已岌岌可危，所谓的理想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希望也总有变成绝望的一天。但贾平凹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西夏对神秘世界的感知能力，似乎从她将要进入高老庄的世界时就有了。高老庄的神秘其实就是世界的真相——现实的和现实背后的传统的。神怪诡异有时只是现象的表相，是现象深处的内核为自己包裹的帷幕，它拒绝对大众亮相，它只对超越于现象之上的人敞开。也因此这种波谲云诡的神秘就具有了一种实在性，在没有解人的世界里，它就成了实相。换句话说，这种神秘莫测就成为不可捉摸、无法接近的一种真实(比如《高老庄》里的白云湫)。同时，在历史、现实和心灵幽暗的深处，也确实存在着一个人力无法把握的、不可索解的世界。《论语》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语”是仲尼先生对之敬畏的表现。而高老庄人早己没有了敬畏之心，他们只有“唯物”的解释。于是，神怪再不显示它的实相，除了对西夏和子路残疾的儿子。石头的残疾表明贾平凹对子路和菊娃婚姻的批判态度，也是高老庄人生命力退化的表现，而他的神秘感知能力是他作为高老庄精气神的凝聚而集中的体现。然而，这种预言的能力对他周围的人事来说，却是完全无用的! 高老庄由封闭而打开了门，并不说明传统在短期内就完全消逝掉，城市化生活对乡土最具刺激的，首先是物质的富足和日子的安闲，因而，首先被激起的也就是不可遏止的欲望。清纯可以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传统中昏昧、落后的观念，卑琐甚至野蛮的作风却如幽灵一样逐之不去。这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而怪异的现象。人心在没有理性之光照耀的时候，就像一个破损了的网筛一样，盲目地弃与取着。高老庄的情形正与此相同，“富而不贵”的苏红们的所作所为，显示出的不就是前资本主义阶段原始积累的特征吗？而它们所刺激起的对抗却又完全是过去的高老庄所有的方式。而作者对此却表现出浑然不觉的姿态。其实贾平凹并非真的“不觉”。这一姿态正源于他的“初衷”—— “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我们看到了贾平凹的努力，但西夏形象的塑造及其意义，却使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他的努力是失败了的。西夏于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张扬的意象”，成了他不自觉间的选择的结果。 “高老庄”里的选择看上去是一个奇思妙想，然而，当我们对贾平凹的精神背景有了清楚的了解后，我们应该不会惊诧这样奇怪的杂交模式。只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文化由冲突而融合、最终至于优化的组合，并不是和人种改良一样，可以经过科学的调配基因就定能达到期望的效果。因此，《高老庄》里的“西夏模式”未免成了贾平凹一厢情愿的幻想。 4 贾平凹的根其实是深深地植在乡土中的。他不止一次提到的对现实的关心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他而言，当代中国的乡土即是传统的延续。贾平凹的传统当然不是整个中国的传统，而是他深情厚爱着的商州(其实，商州，抑或高老庄又何尝不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缩影？他自己就说，“我现在写《高老庄》，取材仍是来自于商州和西安，但我绝不是写的商州和西安，我从来也没承认过我写的就是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商州和西安。”)。如果没有现代，这个兼有“雄秦秀楚”特点的“飞地”是不会有变化的，其特有的“清净”“单纯”仿佛一泓碧池，能洗尽都市人的污垢，能抚慰他们疲惫倦怠的身心。然而，毕竟“落花流水春去也”。而且，贾平凹所给予它的“清净”“单纯”等等的特性，其实就是自然村落特有的原始属性，一种封闭状态的、未经开化的清纯，一种被混沌之气包裹、氤氲着的、沁人的神秘。贾平凹对此的深爱，实际上即是在情感上的皈依表现，而所谓皈依，实在就是重返原始的混沌。这与庄之蝶重回母体的努力相比较，可以说是其表不同，其理则一也。而高老庄里的子路，要返回的地方却是城市。初看实在有些不明白——贾平凹转变得未免也太快了点。其实，这正与子路的知识学的态度相一致的。高老庄不可能再回复到昔日的状态，“曾经沧海难为水”，人也不能再回到过去的起点上去，总得想办法面对现实，有一个理论支撑他对现实的解释。那就让做的人自去做，我自“巍然不动”，知识学恰好可以做到文化批判要求的“价值中立”。所以，子路任由西夏留在了高老庄，他则独返城市的家中，做他的方言学研究。 更具普遍意义的是，这种伤感的目光是来自于一个旁观者，一个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现代生活的文人，于是，无论批判还是伤感，就都有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意味。 所以，在《高老庄》里，贾平凹自以为解决了的矛盾其实依然是存在的。子路知识学的态度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而知识学的态度正与贾平凹“原生态地写”的“初衷”相吻合。西夏却偏偏义无反顾地留下来了，她要为蔡老黑辩护，要热情地将城里人引到乡下来，充分利用高老庄优越的自然条件，共同合理开发这块土地。子路与西夏的矛盾，其实就是贾平凹心中的疙瘩：现代化欲求与反现代化意识纠缠不清，既无法面对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丑恶的现象，也不愿将现代化带来的生活的富足一并抛弃。惟一的办法就是寄希望于人种优化一样的“文化”——文而化之(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鼎盛时期的汉唐所特有的精神气魄)。 在《浮躁》中，贾平凹是抱着希望的，然而，那时的他恐怕还不能清楚地知道现代化将给人们带来什么，他既然认定“浮躁的州河”总有一天会成熟起来，那么，文明的发展就是精神的丰富、灵魂的安妥和财富的充裕、享乐的满足，两者可以相安无事地并存。他还不能预见一直困扰着东西方知识界和理论界的现代性问题，而且从目前的世界范围内看，现代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西方理论界有一种做法，从现代性问题的产生之日起，一直往上溯源，由前资本主义阶段到文艺复兴，再到中世纪，最终到古希腊、古罗马。因为，既然现代是从传统中产生的，也就非如此不能找到最初的源头。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当然不可能在世界之外找到答案。然而，中国又自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即贾平凹所强调的商州在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向来就有反现代化的因子，老庄的哲学和思想就是其最深厚的资源。而贾平凹恰恰就是以他浸润了浓郁的老庄、佛禅意味的笔，为世所公认的。他的散文中常常可以见到溢于言表的禅意，和扑面而来的仙风道气，小说里也同样时时可见经过精心营建的此种意境和氛围。这正是深藏在贾平凹灵魂深处的东西，它已经融入血液，成为他的精神气质，同时也是其命脉所系。太白系列和商州系列就是有目共睹的、可以稽考的文本。所以，当他面对日益迫人的现代气息时，他不能不感到困扰和迷茫。但他不能彻底掉转了脸，一味地沉于对往昔的回忆中。现实也不允许他完全地逃避开去，否则将难以自拔。而且，在贾平凹的精神世界里，佛禅和老庄是一面，我们不能忽视另外的一面，即儒家经时济世的道德责任和忧患意识。贾平凹自称出身于儒家家庭，而他生于斯养于斯的商州亦同样不乏此种儒家的精神气质。“……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于是，他用写作来思考，用虚构来理解，用想像来设计。这也即是他所说的“我无论写的什么题材，都是我营建我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才是我的本真”的意思。然而，结果却并不那么遂人愿。《白夜》中坚硬如龙鳞的癣疥尚不能抵挡周遭的侵蚀。回头一瞥，见到的仍然是他眷恋着的“土门”。虽然他仍然要说：“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我却应该算作一位诗人”，但实际上，现在的他已不是原先歌唱着的诗人(他曾经用诗的情趣和意境来要求并营构他的世界)，而是走在“不惑”到“知天命”之路上的一“老僧”—— “大风刮来，所有的草木都要摇曳，而钟声依然是悠远而舒缓地穿越空间，老僧老矣，他并没有去悬梁自尽，也不激愤汹汹，他说着人人都听得懂的家常话。”这似乎是放弃的意思，但贾平凹却又并不完全放弃，他只是换了一种思想的方式。 不“悬梁自尽”，意思是说不会为正在失去的，已经过去的，也是他钟爱的文化传统去殉情而死；“不激愤汹汹”，是说以平常心对待现实中的一切，无论美丑善恶、上下进退、沉浮得失；“说家常话”，就是要照实说来，“尽量原生态地写出”，不褒不贬，不破不立。然而，这终究只是愿望。虚实之间的缝隙透露出了贾平凹内心深处的消息。 人鬼兽三界共存，于是有荒诞、神秘和魔幻的杂糅相处。但实际上，在贾平凹的世界里，荒诞与神秘与魔幻又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是有高下层次之分的。神秘世界的代表是贾平凹钟情的商州，及其所特有的山水之灵气，表现的是传统对现代的神奇作用和影响力。魔幻世界就是现实。荒诞感来自于对神秘和魔幻交融混杂在一起的现实之体验。人鬼兽杂处的世界并不是贾平凹创造的，而是他对于现实的感受，是他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解释。 我们知道贾平凹是了解拉美文学的。1984年左右，正是中国大陆文坛大兴拉美魔幻之风的时候。贾平凹说：“在整个民族振兴之时振兴民族文学，我是崇拜大汉之风而鄙视清末景泰蓝一类的玩意儿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读拉丁美洲的文学，就特别合心境，而又悟出许多东西。”(《〈腊月·正月〉后记》)也许，那时候他悟出的是民族形式之类的东西。但他对拉美文学的理解绝对不会只局限在这一点上。有传统的地方就有神秘，传统愈悠久，深入现实也就愈深远，而神秘之气也必愈浓郁、深厚。这一点，拉丁美洲和东方是一致的。 随着中国当代社会再次进入现代领域的实际轨道，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的冲突和矛盾也变得越来越激烈而尖锐，而问题也就越多。取舍之间也就基本上依了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的原则。人似乎越来越难以驾御现实、社会甚至自己，也越来越难以理解现实、社会和自己。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这样界定现代性：“一种普世性的转换每一个体、每一民族、每种传统社会制度和理念形态之处身位置的现实性(社会化的和知识化的)力量，导致个体和社会的生活形态及品质发生持续性的不稳定的转变。在现代现象中，社会和文化制度以及个体处身位置处于自己已然不知自身何在的位置。”也就是说，这种茫然是必然的。茫然中的人要思考、反省，而且，这种思考和反省对知识者尤其重要。然而，用什么来思想呢？怎样的思想才能使自己找到并重新确立自身的位置呢？这一切又都须建立在对现实作出自己的解释之后。传统的深厚增加了现实理解的难度，同时，现实中也有理性肯定穿不透的地方。在理性不出场，或出不了场的地方，即是神秘和魔幻的所在。实在的神秘和魔幻的现实共同孕育了人心底的荒诞感。于是，人只能将种种无力解释又必须遭遇和面对的一些东西交给宿命。所以，我们在不少的篇什里，就读到了人到中年的贾平凹不断加强的宿命意识。但是，宿命毕竟不是神秘和魔幻的答案，更不能解释荒诞。 魔幻的方法使现代和传统联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贾平凹将传统一直上溯到历史最悠远的源头。传统就像一座荒废的古城，到处氤氲着倾圮的颓废气息。衰落、式微中有灵气，也有鬼气。既让人留念、追怀，叫人自豪、骄傲，却也使人感到它沉重的压力和有力的牵制。人在其中，既承其灵气，又蚀了锐气。贾平凹想用魔幻的方式，既显示一种神秘，同时又借助于荒诞来表现其批判态度；他以为子路知识学的角度和观照方式可以使他摆脱困厄，保持平常心，既表现自己对现实的关心，又可以不偏不倚地中立。但我们分明看见了贾平凹彷徨、摇摆的身影——在反抗、拒绝、批判和怀念、追忆、感喟中彷徨，在审美的批判和现实的思考中摇摆。 [作者系华东师大博士研究生] 原载：《当代作家评》1999年第2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