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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告别的时刻，未来学者对新百年文学作出了许多热情的展望与预测，我却想回思过去的百年文学，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有一个话题，曾经热烈的讨论和争辩过，但又被长时间的冷漠，几乎无人理睬了。这，即是文学规律性的问题。规律，包括文学的规律，人们不能创造，改变和消除它，但可以发现它认识它，并可利用和运用它来改造和促进文学的发展。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通过各种现象反映出来。只有对隐蔽或显现的、光怪陆离的现象加以研究和剖析，由现象而本质，从感性而理性，才能认识和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期宾塞说：“违反规律就不能逃避恶果”。那么就让我们从哪些是阻塞、哪些是推进文学前行的现象，寻觅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吧。 1·“文学回归文学”。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热”提出的一个口号，它显然是针对桎梏文学自由的“从属政治”与“工具论”，要求文学回到纯粹文学的自己位置和畅通运行的轨道上来。文学回归文学，看似符合规律的这一提法，历史却表明了它有着正负面的双重影响。五年前，我在《人文精神、新启蒙与文学》一文中谈到，“文学是一块神圣的精神领地，它的独立与尊严自应得到充分保护与珍视，文学一旦遭遇非文学恶性侵扰必将倒退和堕落。从这一点说，‘文学回归文学’口号是正确的。”然而，“文学一旦‘回归’得纯而又纯，轻视了文学的精神支点与价值意识的支撑系统，文学就会变异和苍白了。”当时，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缺乏辨析的狂热接纳，对于“叙事圈套”“语言颠覆”“无价值判断”等，不加探究的一片喝彩，甚至连人文精神与作家使命感置于一边，轰轰烈烈的新时期文学启蒙潮也随之夭折了。于是， 20世纪90年代文学出现的平庸媚俗和滑落深谷的现象，已是有目共睹的。 文学回归文学之后，首先遭遇的一个问题是，文学有没有、应不应该具有价值意识，文学的价值支撑系统究竟有哪些内涵？提出文学回归文学，自然有一个“卸车”的目的。文学的马车在过去附加与装载东西太多太沉重了，政治、写中心，宣传政策，配合运动，这一切都变成了文学载体的承载物了。当文学大拆大卸那些份外物，文学将会轻装进发，百舸争流了。然而，我们不能回避文学的一个基本特质，文学顺臾不可离开自己价值观念与精神支点。它不是单一而是多层面的，涵纳着人生、社会、经济、伦理、哲学和审美等多重的价值观念系统。为了实现文学的真正回归文学，当然需要卸车，抛掉那些不应该强加给文学的东西，但美学理论对文学提出一个不可缺少的要求，这就是艺术的“境界”。请问，境界是什么？古典文论早已说得明白，它必须“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的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这里说的襟抱和学识，显然不可能局限于单一的文学。即使今天共同关心的人文精神问题，难道它仅仅是审美的技艺手段之类吗？20世纪90年代文学事实说明，文学回归文学的提法既有道理又是不全面的偏颇的。一种生命现象总是有它存在的功能和价值，文学向来被认为有三大功能，即认识、教育和娱乐功能。可是当文学回归之后，恢复和强调了长期被蔑视的娱乐性休闲性，这当然是正当的，但由此而否定了认识与教育(确切地说，应该是艺术的感受与感染、滋润与滋补的功能)，并将娱乐性取代文学的其它全部功能，娱乐功能异变为欲望与刺激的代名词，那就不是回归文学而是离文学越来越远了。 文学回归文学，严格地说它是新时期文化、文学的一种思潮。思潮之端是1979年《上海文学》发起的《为文艺正名》的大讨论，它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发射了第一发炮弹，公开批驳了“工具论”，反映了文艺界知识分子要求摆脱“从属政治”的镣铐。文学不是从属于谁，应该回归文学自身，回到符合规律的文学自己轨道上来。后来又出现的“文学就是文学”、“纯文学”、“雅文学”等提法，则是文学回归之后的某种扩展性的延续。但它只强调纯而又纯，雅而又雅的文学，忽视了文学的价值系统和精神的支柱。忽略了应该确立的文学本质与特性，这也是文学回归文学的一个历史局限。 今天，当重新翻阅20世纪80和90年代作品时，前者与后者之间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路标，但在阅读中你会感觉和察觉到，文学在形象、味道和色彩有着若隐若现的一个反差。二者反差是多方面的，其重心是文学从注重价值走向了消解价值，就如马克斯·舍勒所言，那是一个价值颠覆的时代，文学甚至堕入反价值。文学历来追求崇高，忽然间变为亵渎崇高而推崇粗俗，创作变成写字的、码字的“玩”文学。文学倘若没有价值系统的支撑，没有思想烛光照亮生活的黑洞和人生的隧道，拿出巨制谈何容易。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文学回归文学”，在于深入把握文学与多层面价值意识的关系，不是轻蔑和消解价值意义，而是重建文学的人文价值精神。 文学回归文学之后面对的另一尖锐问题是，如何寻找文学的位置，文学的定位究竟在哪里？ 20世纪90年代一个流行的提法，退出中心，走向边缘。它指文学而言，不过有的作家也接受这一提法，给自己定位。曾经作为“工具”的文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从政治中心退了出来，可以说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大突破。问题是“边缘”二字及其内涵，使文学似乎变得含混和尴尬了。有的站在“边缘”，推崇纯文学写作，可是又未拿出更多意味深远、黄钟大吕的佳作。面对变革与诸多社会问题，应该“介入”的文学反而变得“超脱”起来，失去了读者，创作路子也越走越窄小了。其实，无论主流或边缘。民间写作或私人化写作，不过是各自创作态度与多元化文学的一种选择。真正的文学定位，应该从文学的本质的审美价值诸种关系及其联系中，从关系文学生存与发展的规律中，寻找与确立文学的位置。作为文学，它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特点无须否定，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西方文化则认为“文学创作的任务永远是用凝练的形式表现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整体生活”(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一个“时”字，一个“时代”二字，表明中外都在强调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从文学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的特性，文学的功能以及它的使命，文学的定位无论如何也不能疏离了与社会现实与大时代的联系。 一提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的就会认为它是一个“写什么”的题材层面的问题，甚至还没有消除“写中心”的恐惧。事实上文学与现实的本质联系，关系着文学的生存与生命。如今有一个错觉，认为关注现实只是现实主义一种创作方法的要求。事实并非如此，如存在主义大家保罗·萨特，主张文学介入和干预生活，“写作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的豪情”。大名鼎鼎的现代派作家阿尔贝·加缪1957年给厄普萨拉大学演讲时说得明白：“没有现实，艺术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因此，“文学应当表达大家都明了的东西，表达我们大家都密切相关的现实。”而且他还警告文学家们，“一旦与自己的社会相隔绝，他就是只能创作出形式主义或抽象的作品”。可以这样说，关注现实，包括关注现实的时代，不是哪一种创作方法问题，而是关系着文学生存和它兴衰的命运，乃是文学的一条规律，也是文学应该定位在哪里的栖息地。马尔克斯曾批评“博尔赫斯的文学是一种逃避文学”。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对于地域的历史神话与文化生活习俗的描绘，固然令人惊叹。但马尔克斯说，读者所以“对拉丁美洲作家所写的东西发生了兴趣，因为这些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击中了社会弊端的要害。就是说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现实，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所觉悟”。中国文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曾有过魔幻现实主义热，几乎口不离马尔克斯、略萨，描写地域色彩与叙事方式学得活像，比拉美的魔幻还魔幻。可是一些作品却忽略了自己脚下的现实与社会批判。就是说，专注了“形似”而“神非”，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定位错了，小说的价值精神也就几乎失落得无影无踪了。 文学即使写历史的题材，也不能疏离了与现实与时代关系的定位。如美国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写的是连地图也不一定找得到的一个叫科尼小岛上发生的“二战”美国空军的故事，作者约瑟夫·海勒说，创作这部历史小说“跟国内情况，政治形势……两个不同的时代融合在一起”。小说标题本身就是一个自身矛盾的悖论，意味着对战争无法取胜的嘲讽。小说勾画的历史并未引发读者多少兴趣，反倒激发起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思索和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情绪。这部作品被誉为“本世纪最杰出的黑色幽默小说”。黑色幽默固然引人注目，但更为重要的证明了成功的历史文学，也不能割断与现实的血脉联系。中外类似的作品是举不胜举的。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当回归文学之后，文学不论在中心还是边缘，纯雅还是通俗，文学的位置不在别处，亟须在文学与现实与时代之间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脉络。文学建立了这种关系，有了这样的定位，才可能从纯而又纯的象牙塔走出来，从俗不可耐的媚俗中站起来，重新找回文学的良知、人文批判精神与大悲悯的境界，对现实与时代勃发起介入的责任，这才是符合文学运行规律的一个定位。 2·文学依托的道德出现了淡化与失落。20世纪80年代初，文坛发生一次改革与道德的不大不小的论争。它可能被忘却了，文学史著也不大提它了，但它却影响着日后的创作倾向。当时，新时期文学的伤痕、反思正在退潮，改革文学升帐，出现了一篇引起争议的小说叫作《鲁班的子孙》，它是山东作家王润滋继《内当家》之后的一篇力作。当时街谈巷议的是乔厂长“上任”，他被当作新英雄人物加以崇拜。《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与其说是现实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它依然是危难时刻贤臣良将“出山”的传统式，依然是改革与保守思想相冲突的政治模式。《鲁班的子孙》没有多大名气，也不轰轰烈烈，但它面对市场经济新潮浮现的唯利是图的“奸商”行为，提出了商品经济与道德的冲突。它是中国推行经济变革的开初便出现的一个尖锐问题，也是文学不能不面对的一大焦点。当时批评者引经据典，认为小说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把“历史道德化”了，用旧道德尺度束缚了市场经济的潮流。这不是轰动了文坛的大讨论，也没有谁给这场论争下结论，但从创作的日后趋向，不知道是不是恐惧历史“道德化”，可是文学与道德之间却日渐淡化与疏远。即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现实主义新浪潮的那一批小说，重新恢复了对现实变革的关注，直面社会某些弊端，然而它仍然未能充分注意道德的批判。有些批评认为它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现时主义，文学未表达出批判品格。雨果说过：“改革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今天冷静地重新评估那批小说，不能否定它关注现实变革的特点，着意于艰难分享的意义，但也要看到有的作品轻忽了道德理想与价值的批判。送红包、三陪、权与钱，官与商彼此交易，这一切违德违纪甚至触犯刑律的现象，作品不但失之道德批判性，而且在为百姓生存，为社区利益的招牌下，竟然变成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文学回归文学的位置，固然需要价值意识系统的支柱，但更离不开道德理想以及人性、人道的依托，否则文学就失去血性而变得干瘪了。 道德的淡化与失落，不止是变革小说，同样表现于其它品类之中。比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生代”和“晚生代”，是活跃于文坛的一支生力军。但有的疏离现实时代而热衷于描写性欲的狂热和多样的性型态，还有的对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对文学向来追求的崇高加以潮弄与蔑视。这些标榜“写作是在寻欢作乐”，笔下的人物有的身为大学生或白领阶层，但对理想、学业、事业和人生置之一边，大书特书自我烦恼与青春骚动，金钱崇拜与珍馐美肴的饕餮。这类作品因失离道德不但引发中老年传统读者的怨声，连那些与作者同代的批评家也大为愤懑。青年学者陈晓明尖锐指出，“这些人显然没有任何高尚道德而言，没有理想，没有抱负，没有自尊，也不表现自我与个性”。又如女性写作，曾是20世纪90年代特别令人瞩目的一大现象，取得了现当代文学从未有过的丰盛收获。但有的创作一朝变异为“另类写作”以至“身体写作”，疏远了女性意识应有的对社会对人生道德和价值信念，不再理睬自身以外的广阔世界，作品局囿于异性伙伴，家庭闺阁的狭小圈子，多是倾诉孑然一身的孤寂和物欲的烦闷。对这一类写作现象，连一些女作家也提出质疑和批评。方方说得坦率：目前一些标榜“另类写作”“身体写作”的女作家的作品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给人一种腐烂之气，可以说他们行为叛逆而思想陈旧。她们对沉沦与堕落有一种沾沾自喜和自我欣赏，她们所向往的、所追求的、所渴望的所焦虑的一切，都带来了强烈的物欲色彩。 新时期文学的性描写的发端，是作为打破禁区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而萌发的一大现象，它破除性禁锢的封建性，张扬人性和人道主义，涌现了不少好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输入了西方的“生命意识”，有些作品误将汪洋恣肆的性描写当作生命本能和生命意识的展示。有的迎合商品经济和世俗大众文化的需求，对本我欲望铺张扬厉，丢掉了“超我”，从美学取向走上了邀宠媚俗之路，并没有从陈旧和陈腐的封建性观念模式走出来。西方文学作品也将“性”作为私人性，也有大量的淫邪狎昵的东西，但历史沉淀而保留下来的名作有一个特点，“性话语”没有遭受中心意识形态的放逐，肯定了性和性欲的尊严，而且，这性的尊严与人的尊严享有同等的价值，性的欲望体现人的一种神圣感和崇高感。如《十日谈》参与了抗争中世纪的宗教神权统治，以文学点燃人文精神之火。小仲马在《茶花女》中写道，“我并非要传播败德，只要当我听到高贵的心灵在不幸中发出祈祷的声音时，我渴望着能将它传出去”。这可以说是作者的宣言，表示他从道德上支持那些在社会上被摧残，被轻视的不幸者。 在这里，就20世纪90年代文学中道德的淡化与失落列举了一二例证，不是批评和指谪什么，目的在于探求文学与道德之间特殊关系和规律性现象。从上面例证中可以看出，文学不论写什么，审视的对象是什么，都离不开道德意识的依托。有了它文学就熠熠闪光，缺了它即黯然失色。长期来存在一大误解，将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主题。的确，文学容纳多种多样的主题，如亲人的悲欢离合，家族的繁衍与长幼的孝悌，民族的兴衰与人生的操守，无不溶铸着深厚的道德主题。这是一目了然的容易认同的问题。难题在于文学中大量政治的，经济的、商海的、军旅的各种各样的主题，它们是否就完全与道德无关呢？我认为，文学与道德关系最为重要的不仅仅是那种单纯的，圣洁的道德主题，而是非道德主题小说所需要的道德“中介”作用，将人物形象和情节故事升华到审美的层次。席勒说：“道德的伟大，它存在于民族的文化与特性之中”。作为民族文化之一的文学，它需要伟大、崇高的道德作为自己的追求的宗旨，道德则需要审美文学的蕴育和张扬，文学与道德双方依存，互动互补，则是一种规律性现象，文学中的真善美三者是难分难舍、不可分割的。 那么，何谓道德的“中介”作用？比如说，文学不能充当政治的工具，但文学所审视的社会生活中又存在大量的政治。政治是难写的，“复写”生活中一个政治事件也许会感到枯燥，但借助道德的“中介”，那乏味的东西便可进入审美层次而引人入胜例如，古典小说善于以道德“中介”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究竟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事实，还是道德化的艺术形象更为吸引历代读者？诸葛亮与关羽，为什么历代建祠塑像、崇拜得经久不衰？因为后者“拼得一死酬知己，致令千古仰义名”，前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者本是搞政治与军事的，但通过道德中介而强化了忠义赤诚、肝胆照人的高尚人格，成为永远难忘的两座艺术化的道德丰碑。即使当代小说写当代的政治事件，也由于道德的中介而震憾灵魂。如新时期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中涌现的《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它们反思“文革”十年及十七年历史，批判极左，无疑是“拨乱反正”的政治小说，冯晴岚、李铜钟、葛翎这类政治人，但吮吸和闪耀着高尚的人生信念与道德操守，因而以崇高、坚贞的殉道者形象活在读者的心中。 注重文学与道德之关系，乃是中国文学历史的一大传统。如果说文学是国民之灯火，那光源就是浩大的人生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例如道德范畴的忏悔意识，对于文学价值影响是深远的。巴尔扎克《幻灭》中有一句名言：“忏悔是一种贞操，一种道德”。 忏悔意识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精神，必将辐射你的人格，乃至激荡你的创作风格。比如知青文学曾经有过高潮轰动期， 1998年又是“知青三十年祭”，人们都在期盼一批佳作面世。可是究竟有几部作品叫读者满意？不是因为它的艺术，也不缺乏生活，作者大都是亲历那段岁月，还有比较成熟的笔墨。不满意源自它们表达的依然是“青春无悔”，依然是重温那段历史的“浪漫与辉煌”。有的批评，它“应该给当今读者以更为真实的灵魂的声音”。一位有过知青生活经历的女作家说得尖锐，所谓“青春无悔”是“空洞而虚伪的豪言壮语”，应该“低头回首，审视我们自身，也对我们自身说几句真话”。知青文学为什么未能打破它原创期的思维模式，没有完全摆脱《红卫兵组歌》和《理想之歌》的印痕？颇有意味的是，同年问世的一部书却深受读者赞誉，这就是韦君宜的《思痛录》。作者也是回首往事，也是青春无悔，甚至引为自豪。可是书中有一个独特的思想与道德的支点，反思历史又反省自身。 书中说：“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她感到痛苦的是，“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为追悔莫及的。”一位名家读了这部书感动地说““扪心自问，面对她的真话直说，我们何以自处。”韦老的忏悔意识这一支点，早在1982年的中篇小说《洗礼》即初见蕴意了。它写了一位省委书记在“文革”中的遭际，但重点是反躬自问，由己及人。“受了刑的我”，“我也曾刑人”，展示出自我洗礼的精神境界。文学的忏悔的文体，早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初见端倪，卢梭的《忏悔录》已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忏悔作为一种道德意识，不只是以原罪精神自省过错，而且它提升人格，乃至民族与国家之格(如德、日两国如何对待“二战”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古希腊“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命题开始，忏悔意识即绵延承传着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认识历史的人类主题。它关乎一部作品价值，而且也是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和人类文明过程的人性升华。 3·关注人类生存状态，但不能忽略人之存在价值的质询。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也是20世纪90年代相当活跃、实绩相当突出的一支力量。原创作家方方池莉和刘恒刘震云等，不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那么热心旗帜与口号，他们只写小说，是由评论家编辑家几经论争，比较认同的命名是，写生存状态的新写实小说。应该说它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新提法，而且贴合与点出了《烦恼人生》《风景》《伏羲伏羲》《一地鸡毛》等这类小说基本创作特征。关注生存状态也是世界文学一大热点，新写实小说沟通了与它联系的轨道。20世纪和21世纪初，人类遭受了规模有大有小的绵延不断的战争灾难，而且面临生存的重重危机，这就是世界科学家们疾声呐喊的资源匮乏、生态自然环境恶化与人口爆炸的三大危机。这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危机。还有更为严峻的是人之存在的精神危机。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真理、正义、尊严、价值的消失，这种摧毁人生存在意义的消失，我们在现实生活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维也纳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演讲时说：“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这种生存的“空虚感”和“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我们在八、九十年代那些描绘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但文学缺乏一种直面与质疑的精神。我觉得新写实小说注重底层人、小人物悲喜苦乐的生存状态的叙事，而且很真切，“原汁原味”，活活画出“初级阶段”社会各样人物的窘困与无奈，但有些作品却将人之精神危机与人生价值的审视撂之一边了。由灵与肉、肉欲与精神合成的人物形象，一旦缺少了一半，少了魂魄，形象失之完整，作品也就平面化了。叔本华说：“现代人什么都有了，就缺少哲学。”是的，文学倘若只强调写生存境遇，疏离人之存在价值的哲理思索，大气魄大风范之作不会轻意莅临的。关注人之生存状态，与探索人之存在价值，二者并不对立，反而有着亲和关系。近年来优秀小说出现二者交融景象，给读者带来了欣喜。这或许是文学内部情感的思想结构的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文学中人类与生态自然互为依存的关系。文学写人之生存状态必须面对社会环境的困窘，其实人类还有一个面对，这就是必须面对日趋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只有直面社会现实与生态自然的两大环境，文学透视人之生存本相与存在意义才是完整的。缺了任何一方，作为人学的文学，不过是实现宗旨的“一半”而已。人类起源于大自然，依存于大自然，敬畏于大自然。但人类进入工业社会都将自然当作对立物，开始了“征服”与蹂躏大自然。19世纪杰出诗人惠特曼写道：“大地……给予所有人是物质的精华，而最后，它从人们那里得到的回赠，却是这些物质的垃圾。”伟大作家雨果也曾说过：“人类无法逃避温和的宇宙的无限谴责”。以表现人类与自然生态关系的世界环境文学，诞生于“二战”结束之后，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环境文学也出世了。 尽管迟来了一步，但富有良知的中国作家以重建地球生态家园为使命，创造了包括小说、诗歌、报告纪实文学、散文随笔和影视各类品种的多元多样、色彩纷呈的环境文学作品。如《放生》《人类，你别毁灭自我》等多卷多集的“碧蓝绿文丛”收入的中小型作品，还有大部头的《守望家园》《长江传》《大漠魂》等，它们以历史未曾有过崭新姿态，参与现实，干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文学作家表现出一种无私无畏，勇往直前的浩然之气。 当下环境文学创作存在一个缺陷是，有些作品还缺乏“地球村”的宏大意识，没有将人类生存和命运与生态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把环境文学仅仅当作一种题材而已，显得狭窄与平面化。环境文学在今天究竟应处于何种历史位置？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是人与自然二者不和谐而和谐、再不和谐再和谐的历史。人类文明史已经走过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时代，今日已跨入了第三阶段即生态文明的时代。然而在这生态文明时代，作为“人学”的文学却长期处于误解之中，把它仅仅当作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误作人与人阶级斗争关系的“工具”，完全抛弃了人类与生态自然的关系。即使面对今天存在的人与生态自然相冲撞的环境文学，一些人仍然将它与都市文学、打工文学、明星文学等相并列的另一种题材。这怎能不把面向全人类全宇宙的环境文学内涵单一化？为了推动环境文学有一个大的提升与深化，走近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不能不使文学思维有一个大的变革，对于“人学”的文学进行一次大的革命，打破“题材”论，环境文学真正意识到它拥抱的不是一个“题材”，而是全人类和自然生态相生相伴的永恒的文学，新世纪的未来文学。美国学者罗德里克·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一书认为，大自然开始进入天赋权利的范畴之中。人类摆脱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枷锁之后，应该向“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宣战，保护生物、动物和植物，维护山河土地，这是尊重它们的天赋权利。我以为，人类与自然生态双方必须建立平等、互尊互爱、同生共伴的关系，文学走近生存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科学价值观，多元多样化的展现人与自然的多重奥妙与复杂的人性。这样环境文学从形而下与形而上融合中，必将有一天跨入它的巅峰。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1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