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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当然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是文人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作家对生活的解读、反思，对道德、情操乃至人性的艺术的提炼、概括。 古往今来，文学被视为崇高，文人也因其作品的流传而受敬重。即使是文人自己，也向来自视清高，每每自命“清流”，这当然是与 “浊流”对应而言，又常被社会认同。究其原因，是因为作家们立志为社会、为人民代言，勇于揭露丑恶、鞭挞腐朽，歌颂善良、正义和崇高，他们有理由“自命不凡”。有的作家主观意图并非要使自己成为道德楷模，但他们作品中着力塑造的真善美的人物却是公众的理想化身，哪怕带有臆造、拔高的理想主义色彩，却没有人反感。因为它反映了读者对进步、民主、自由和善良人性的向往，符合人类共同信守的文化道德标准和审美需求。 常有这样的例子，即便是无行的文人，或品行不端的作家，甚至是鸡鸣狗盗之徒，可他笔下赋予人物的往往是美好和崇高。这明显是一种分裂，文坛、艺坛绝不鲜见。这种看上去不符合逻辑的人格分裂，也从侧面印证了人们审美文化需求倾向之大，也未尝不是公众给于作家的客观压力，使你不得不“就范”，不能不“从善如流”。否则你就是过街老鼠。 现在似乎有所不同了，有了可以结束“分裂”的迹象，容忍丑恶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于是以丑为美，以垃圾为黄金的作品悄然而生，有人称这是“合理的逆反”，于是充满解构主义的作品纷纷出炉，他们解构崇高，颠覆崇高，戏谑人类公德，挑战美好情操，代之以丑陋的人性，甚至是动物性，仿佛这种丑恶的东西才是作家创作的本源和实质，并称之为“回归”。 姑且说它是“回归”，也是一种倒退向鸿蒙未化的“回归”。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毒害社会和人心的后果不是显现了吗？在电视屏幕上，有人公开宣称“宁坐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这是对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乃至审美标准的公然挑战和亵渎。 有一位作家写了一部描写纯真爱情的小说，却被恶评为“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有人还搞了个问卷调查，据说有80%以上的受访者择偶的标准顺序是：一有钱，二有权，至于相貌、年龄、品行都无足轻重。 也真就有为这种寡廉鲜耻者正名的小说相继问世！ 这样的文学还是大众文学吗？它还承载着教人向善、给人以光明希望和精神愉悦的使命吗？ 古今中外，经典大师们的传世之作，尽管他们立意之初并不一定有着什么伟大抱负，也未必以匡扶天下为己任，刻意要引导道德潮流，但当你受了作品的触动、感染和冲击之后，你不能不承认，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主流，作家是站在潮头的，他们所具备的文化和精神素质，那是绝对可以与思想家媲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体现在他作品中的先知先觉的思想内核，就是时代变革的精髓。 当今的作家，还有多少人具备这种良好的素质？还有多少人追求和向往这种神圣？ 一个作家，一旦与时代脱节，就失去了时代精神，必然空虚，文章苍白无力也就是自然的了。有的人，本来是驰骋文坛的现实主义大家，曾几何时，他的作品却变成了浮光掠影的、萎顿的、无聊的、阿猫阿狗的东西，无病呻吟，展示丑陋；甚至热衷于写暴力、扭曲人性、大谈“诗就是驴叫”，标榜“写作为了赚钱，和摆地摊没两样”……更让人费解的是，他们已失去了对生活的火热情感，用一种灰暗的、世界末日的心态来看待人生，大写兽性、人不如兽，理想、正义、时代使命，统统成了他们嘲弄的对象。杜甫、白居易诗歌中渗透的关注人生、忧国忧民情怀，他们认为十分可笑，鲁迅也被称为“伪君子”，甚至骂他是“汉奸”。一切都颠倒了，在他们看来，世界一片漆黑，文学岂能瞥见光明？ 很难想象，这种心态下还能有佳作问世。 当然，每个作家的生存的时代、环境、经历、教养各不相同，允许他们的作品有多样性，有自己的风格，但不可以脱离时代而成为虚无文学。纵观世界文学史，即使像巴尔扎克那样，被人逼着还债而关起门来写“债务小说”，他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并不妨碍他写出辉煌的巨著。在这里，钱和文学是分开的，为钱而写，作品却是严肃而不带铜臭的，卖字却不卖灵魂。 狄更斯说起他所处的时代，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作家眼中，好与坏并存，所以才要作家用笔来隐恶扬善啊！ 人是需要精神抚慰的，作家的神圣使命恰恰是用他的作品来满足受众的需求。好的作品可以给人疗伤，可以给人以慰藉，使人有精神的皈依、心灵的寄托。 我绝不赞同空洞说教、为政治贴标签或图解政策。我们的文艺创作走过弯路，有过惨痛的教训。那时候审美价值是不能提的，惟一的标准是阶级斗争，今天回头看，令好多作家觉得赧颜，曾经红极一时的名家、名作，成为后来人们的笑柄。那时的写作是把自己装在框子里、套子里，用人物形象去阐释某种政治甚至是政策，还美其名曰“写中心、画中心”，是时代最强音。这是作家的悲哀、文学的痛，其实并非他们没有才华，只是人格被扭曲了，思想被格式化了，开出的必然是变异的花朵。也不必为此妄自菲薄，谁也不是神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道德的强制性标准，你的作品有过偏颇，你的人格有过缺失，都不要紧，谁也摆不脱时代的胎记。但勇于面对、敢于忏悔才是智者。巴金和夏衍都曾对自己在“文革”中当过“驯服工具”而懊悔，巴金甚至自批“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牛”，关键在于“觉今是而昨非”，他才能写出《随想录》以儆后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道德和处世准则，不管怎么变，人类社会总是在进步的，中国亦然。 面对变革与进步，文学的审美作用还要不要？思想启蒙还对不对？鲁迅精神是扬还是弃？鲁迅当年弃医从文，就立志从根上改良人生，改造国民性，他毫不讳言地称自已用文章当投枪、当匕首，他是冲锋陷阵的斗士。他用犀利的文章和锋利的笔，鞭笞丑恶、改造愚昧，他无情地批判没落、腐朽，却不忘在作品中渗透强烈的理想主义，鲁迅是时代的反叛者，又是未来时代的催生者，是始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阿Q正传》《药》最为典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对人民充满了爱，他坚持用崇高理想去影响读者，为青年引导人生。再看当年左联那些热血青年作家，都是自觉以天下为己任，把改造中国当成使命的，他们既是作家又是革命家，面对贫弱的中国，他们通过作品呐喊，个人荣辱与民族命运紧紧融合在一起，他们的作品当然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当今天有人挑剔他们的文章太过浅表化时，我们不妨宽容一些，他们代表的是历史的主流，他们是站在时代大潮的潮头上的弄潮儿，这种以时代为己任的文学精神是不朽的。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应当说都是伴随着时代脉搏在律动的，一大批作家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以井喷一样的气势，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这是反映时代、服务于时代，也推动了时代的一次文学大潮，它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促进反思、奋进开路，对全民族的浴火重生，起到了号角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门窗打开，新鲜空气进来，垃圾也飘了进来，这是不容置疑的。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新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都陆续登场，致使有些本来就是腐烂道德的再次粉墨登场。在文学圈子里，为其张目的各种旗号的文学流派也都应运而生。 那么作家还要不要有与时代相匹配的文学理想、道德追求和时代审美精神了呢？必须承认，传统的理想、道德常常被边缘化了，于是文学理想开始沦落，它是沉渣泛起的没落道德的影子而已，又反过来加速它的腐化。过去称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现在还有光环吗？ 譬如对人性、民生的关注、关怀，有的作家往往是缺席的，倒不如网民来得清醒和激昂慷慨，网上浸透着正义的言论、主张，尽管有时失之偏颇或失度，但却代表着民心、民意和时代的意志，也可说是代表着时代主流意识的，我不知道它进入了多少作家的视野？进入了多少作家的作品？这样的时代，你还在写私人化的“喁喁私语”和“卿卿我我”，无视当下瞬息万变的社会，对此无动于衷，你事实上已被时代抛弃。 作家即使是这个时代的普通一员，也没有理由放纵自己，自甘堕落，那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你用作品去贩卖它，你就有对世人“谋财害命”之嫌了。 文学的滑落与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批评的失语是有很大关系的。不是没有勇气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拜倒在世俗(多种世俗)脚下，文学的两翼折其一翼不可，两翼俱损，还怎么奋翮腾飞？ 文学应不应该理想化？理想是对时代元素的提炼，理想绝不简单地等同政治，更不是“奉命文学”，而是对进步人类、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作家没有理想，他的作品就没有灵魂，作家不关注时代，他的作品就是抽走了灵魂的僵尸。 我已年过七十，走过了50多年的创作之路，我为写作追求过、兴奋过、感动过、悲伤过、挫折过、成功过，我的文学生涯中，尽管有过许多挫折和痛苦，我都视为人生财富，痛苦和欢乐是我生命中的自我享受，惟一的标准是，我必须对得起读者。别人可以不喜欢我的作品，但我努力了，我是认真的、真诚的。即使是我受过严厉批判的作品，当年也是怀着敬畏之心的一种探索，也是严肃的。时代是最权威的裁判，事实不止一次证明了我付出的代价值得。我一直幸福着。 现在有人喜欢说文坛浮躁，最危险的浮躁在于你自己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贫，抵挡不了文坛怪圈的诱惑和摆布。 《易经》的最后一卦叫“未济”，指没有完成，表示大千世界还有缺憾，尚待完善。面对人类文明、国家进步、民族复兴，作家所能感知的一切，能表现的一切，也都是“未济”，文学繁荣的前景留给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作家的空间是无限广阔的。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