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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新年伊始，《文学评论》上发表了美国当代“解构主义四人帮”之一希利斯·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在这篇文章中，米勒认为，随着图像化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幽灵”“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从而带来文学的终结。这篇文章的出现，给新世纪开始时本来有些寂寞的中国文坛制造了一个新的话题，人们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论争。 实际上，如果不把“文学终结论”作为文学界的一次自省，而是把它作为一个预言的话，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从逻辑上驳倒“文学终结论”，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不是证明在一些共同的领域内，文学比其他的文化艺术形式更加优越，而是证明文学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在功能上并不重合。这实际上是在当代的语境中，重新为文学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论证。 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发现，如果说文学的知识保存功能、娱乐功能、再现功能、意识形态传达功能、审美功能，甚至是表现功能与叙事功能都不完全为文学所独有的话，那么文学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其在特定语言的形成、变化、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则是不可能由其他非语言的文化艺术形式所替代的，而且也不可能由语言结构中另外一种非文学的形式替代。文学是语言生成、变化与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对于一种语言的文化品格的形成，文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种语言由幼稚走向成熟，以及这种语言以后的发展，都必须经由文学的历练。是否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种语言是否具有内涵与魅力，以及是否能在与其他语言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因此，假如我们不能够想象人类不再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现有的交际语言不再需要发展的话，我们便无法想象仍然使用某种特定语言的人们，不再需要去创造由这种特定语言构成的文学。 “文学实践对民族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一命题，可以得到大量历史材料的支撑。就英语而言，正如《英语史》的作者加兰·坎农所言，“自1500年以来，英语史的许多方面都和伦敦标准英语息息相关。”而公元14世纪中期到15世纪末这一伦敦标准英语形成的时期，也恰恰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产生了乔叟、兰格伦、威克利夫、马洛礼等一大批诗人与散文作家。近代英语的形成与这一时期作家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文学史与英语史的学者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在十三、十四世纪之交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则以方言为基础，锤炼出一种表达自由、丰富、简便而又优美的民族语言——俗语。一直到今天，意大利语还一直保持着但丁时代的风格。 欧洲这段以文学造就近代民族语言，以近代民族语言的形成促进近代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对梁启超、胡适等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有着巨大的启发。胡适以“国语的文学”造“文学的国语”，发动文学革命，就是要在中国创造“但丁、路德之伟业”。 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确实是以文学为突破口的。现代文学最初承担了创造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的双重任务。如果没有鲁迅、老舍、沈从文、朱自清、徐志摩等人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不仅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将一片荒芜，而且现代汉语也将是一个十分空洞的概念。 然而，在整个20世纪里，汉语文学对现代汉语作出的贡献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当现代汉语的表达趋于僵化、趋于粗俗或趋于失范，需要汉语文学伸出援救之手的时候，汉语文学却往往袖手旁观，甚至推波助澜。 既使抛开实践中失误的因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现代汉语从其产生至今也还不足百年，远未达到成熟的境界，仍然处在建设期。现代汉语今后的建设，离不开文学的参与。现代汉语要想像古代汉语那样在世界上获得足够的承认与巨大的声誉，没有一批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重量级作家与文学作品，也只能是痴人说梦。因此，当今汉语文学的语言使命仍然任重道远。 谈到文学的“语言使命”，语言学家往往希望作家在语言的使用上以规范、典雅为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做出表率。而在作家那里，又往往把规范当成对个性的束缚，把典雅当成陈腐的形式主义。为了自己的文学理念，为了自己情感表达、叙事、描写的“自由”，特别是为了突出自己的个性，作家宁愿牺牲语言的规范与典雅，把打破规范，甚至把语言的粗糙、粗鲁、粗俗、粗暴当成一种风格去追求。似乎没有几个作家声称愿意为了语言的进步而写作。 实际上，语言学家过分用规范与典雅去要求作家是成问题的。假若作家的写作都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那么语言的发展将失去一股强劲的动力。而作家完全无视自己的语言使命，完全无视自己过于放肆的语言使用可能给语言造成的破坏，以及对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在语言使用上的误导，恐怕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汉语的生存环境又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与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汉语日益成为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另一方面，汉语也遭遇到五四以来又一次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既表现为英语这样的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强势语言对它的挤压，同时也表现为互联网等新的文化传媒对其固有形态的消解。来自西方的“强势语言”、在青少年中日渐流行的“网络语言”、到处泛滥的“广告语言”，正在对现代汉语形成冲击，造成现代汉语表达上某种程度的混乱。甚至现代汉语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汉字的走向，都又一次成为问题。 也许，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趋向僵化的现代汉语而言，新的冲击，同时也是一次调整与发展的机遇。而现代汉语的新的调整与发展同样必须有汉语文学的参与。这种时候，其实正是作家应该意识到并主动履行自己的语言使命，并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对当代中国文学而言，这也将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