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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清《地下室里的猫》，《人民文学》2010年第6期 小，仿若螺蛳壳里的道场，《地下室里的猫》写下的是一件仅仅构成微澜的小事儿，这事件真的不大，极容易被忽略。某个邻居地下室内进入了一只猫，它的叫声被一个小姑娘听到了，她告诉了母亲，然而母亲终是无能为力。之后，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终于，这只猫再也不叫了。可女儿出现了轻微的幻听，这当然引起了把女儿当成心肝宝贝的母亲的高度重视，她挂了心理门诊，得到了治疗方案，这方案也异常见效——见效的，也许并不一定是什么方案，小姑娘的“病”也许并不值得惊怪，它本来就已经自愈。写到这里，小说还是微澜，它依然没有我们惯常小说的汹涌、惊乍、刺疼。所以在后面它又加了一段：几个月后，地下室业主易人，新主人打扫地下室，打扫出了两张猫皮。恰好小姑娘也看到了铁锹上的猫皮，没做声，也没和新来的夫妇打招呼，而是自顾推上车子，头也不回地上学去了。 结束了？结束了。它依然没有我们惯常小说的汹涌、惊乍、刺疼。它依然是种微澜，平静得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且慢。我们暂时不做判断，不对它指手画脚，而是让自己静下来，回味、品啜：这篇如此平静的小说写下的是什么？仅仅是一个可能会出现在日常中的故事？ 不，它的平静只是外在，是一种有意的叙述语调，张玉清故意只掀开一角，在这一角的下面，其实仔细观看，里面有着一个巨大的涡流。在经历了回味和品啜之后，你会发现，这件小事儿，原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这里面有死亡，尽管死去的是猫，而且，不是一只。母亲为了治愈小姑娘的病，又买了一只猫，为的是把它的声音录下来放给自己的女儿听，让她习惯猫在地下室里的惨叫，直到对此“脱敏”。你会发现，母亲对小姑娘的爱里有对“他者”的残忍，至少是已经养成的麻木。死亡在地下室里发生了，也许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那只是猫的死亡——只是？且慢，且慢如此轻易地判断，它让我想起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牧师的话：“当初他们屠杀工会人士，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人；后来他们屠杀共产党，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是基督教徒。当他们对我动手时，已经没有人愿意为我出声了”。在我看来，张玉清的这个短篇里面也包含着类似的对人的警告：你对一只猫的生死麻木，它不关己；你对一类动物的生死麻木，它不关己；习惯之后，你自然会对其他人的生死、悲苦产生出麻木，因为它不关己。而如果这种“灾难”真的降临到你的身上时，谁会伸手拯救你？ 鲁迅先生曾发出过“救救孩子”的呼吁，时至今日，依然在我们的耳边萦绕。我们看到在张玉清的这篇小说中，故事的主体是一对母女，母亲对女儿的爱是昭然的、无微的，但，这份爱却值得我们细细地审视：她培养孩子的、教给孩子的，是什么？是脱敏，是对不关已的事与物的漠视、麻木、视而不见。可以说，这种爱和教育，在当下极为常见、平常，张玉清通过这样的一件小事儿，把我们视为常见、平常的小微点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让它呈现了大，让它在被放大之后显现了自己的狰狞。它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在那里，卡夫卡通过变形，通过格里高尔·萨姆沙的甲虫之变，放大了在我们惯常的母子、父子、兄妹感情中一直被掩藏和忽略的细小微点，让这一微小的点儿显现了它的触目惊心。从某种意味上来说，《地下室里的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唤起了对时下普遍认同的、不思忖的“家庭教育”的审视。这篇小说引人追问：非如此么，长此以往，会如何呢？我们的“爱”和“教育”里，是否出现了某种的问题？救救孩子，也许依然迫切。 在张玉清的平静里，在他的不动声色里，我们听得到他其实激烈而真挚的呐喊。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