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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拥有巨大的红色资源，产生过许多红色经典。但除了红色写作，对于革命历史的反映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军队女作家项小米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的题记中写道：“紫色是神奇的，它包含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颜色。”这两种颜色，就是红与黑。紫色，就是红中有黑。用于革命，则是指革命中的不完美部分，或革命者人性中的不完美因素的存在，如太阳中的黑子。如果说红色谱系是革命历史的正本的话，紫色谱系则可视为革命历史的副本。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项小米的《英雄无语》以及邓贤的一些作品，皆可纳入紫色谱系。军队女作家刘烈娃的中篇小说《渡江》，又为这一谱系增添了一颗新的明珠。 相较于红色写作，紫色写作最重要的精神品质就是其反思性。革命是复杂的，不排除个别人是怀着投机的心理参加革命的，混进革命队伍之后，又以革命的名义来达到个人目的甚至进行个人报复。当代文学的反思之作已经几次把革命的盖子掀开，如，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写到了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王纬宇，张炜的《古船》写到了利用土改来报复他人的赵多多，陈忠实的《白鹿原》写到了白灵被活埋。刘烈娃《渡江》中的王德彪、张子腾、菊红身上，依稀可以看见王纬宇、赵多多、白灵这些人物的影子或事件的类似本质。 中国现代革命的主体是农民，他们肩负着几千年封建因袭的重担，身上有些许缺点是正常的，清一色高大全的革命人格恰恰是不正常的，因为，如果完美已经比比皆是，岂非证明了革命的多余？革命并不单单是完美者对不完美者的革命，革命者同样需要对自我进行革命。而如果不能发现革命者身上存在的问题，他们如何能够对自身进行革命呢？新时期开始出现的对于革命的反思和省视，其实是在回归正常。 革命性与人性的融合与冲突，在革命者身上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红色谱系注重革命性的反映，紫色谱系则注重人性的表现。《渡江》中的贺杰身上就集中体现着革命者的人性问题。贺杰或许正代表着那一代革命者的人格：对革命忠贞不二，为大众舍生忘死，但身上依然存在着封建的根性，比如，认为女人不能比男人能干，老婆不能超过自己。这一代职业革命者更重要的问题，则是人格为革命所淹没，一床绸子被面，在贺杰看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危险的，断断要不得的。他对于这床绸子被面和对于女性的态度是一致的。出于对革命的忠诚，他把绸子被面上交给组织，结果，不仅把妻子毁了，而且把自己也毁了。贺杰的可悲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不管什么样的革命，都不能偏离人性趋向温暖的正常轨道，正常的人性一旦被革命所忽略，革命者必将遭到革命的嘲讽。除了纯洁得像一张白纸，除了对革命忠诚，除了阶级的弦绷得紧紧的之外，贺杰还有没有起码的人性？通过贺杰这个正面人物，《渡江》发出了对革命者人性的质疑和批判，对革命者人格的反思和审视。正因为贺杰是一个被通常的价值判断所认可的正面人物，对他的反思、审视、质疑和批判才更加有力，更加令人深长思之。 张子腾这个人物更能体现出革命者人格的复杂。他对于革命不可谓不忠诚，然而，在忠诚的革命者之外，他还是个有私情的男人。因爱而不得并由爱生恨，他参与了对菊红的迫害，后半生便一直为内心的忏悔所折磨——如果所迫害的不是他深爱的一个女人，他还有没有这种忏悔精神？最终，他在领袖的雕像前进行了忏悔，看起来是推心置腹坦诚相见，然而，他把基本责任推到了“上面“，到底缺乏对自己连根拔起的勇气，以及对个体罪责的担当。 跨越中国现当代的许多作家身上都存在着一个“后期问题”。所谓前、后期，是以作家的被改造和自我改造为界限来分定的。所谓“后期问题”，是指这些作家曾经在后期对自己前期的创作进行否定，或者说，改造后的自己对改造前的自己进行否定。但现在看来，他们的成就基本都在前期。其实，革命者也存在着一个后期问题。《渡江》就是以老革命菊红向组织上要待遇开始的。她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哪像现在的人这么精！我们就知道工作，不计较升官发财的事。再说刚解放那会儿，共产党的干部都是这里设一个股，你就是股长，那里设一个组，你又成了组长，过些时候你还可能是主任、部长呢。谁会和党计较这些小事？”可是，当初的“小事”，如今已成为“大事”！已成为昔日革命女神菊红今日烦恼之根源，这是何等的颠覆！ 革命者当初参加革命是热情坚定的，是为了劳苦大众毫无私心的，但革命成功之后呢？少部分人为级别为待遇为职务没少闹心，这岂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晚节问题，而是一个值得追问反思的后期问题。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