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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当代形态中国文艺理论，发出中国文论的声音乃至形成中国文论的话语系统，是中国学界在百年现代化追求和中西方文化的冲突、碰撞、交融之后纠结于心的内在焦虑。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世界大国地位的获得，试图在文化上获得对话的主体身份，输出中国话语，似乎已变得越来越迫切。 输出中国文论话语，应该输出什么？这里，既不可能只是拿老祖宗的家当来输出，也不可能对西方文论进行委托加工再出口西方。文论的对话和输出，一个根本的前提在于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系统，离开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与持续发展，中国文论话语权问题只会成为文化弱势者的心结和永远的伤痛。当代文论建设的母体选择，到底是依托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实现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还是依托西方文论话语，进行所谓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还是依托“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我想恐怕难以一言以蔽之的简单作答。但是，这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和层面，是需要把历史的深邃目光投注到中国当代文论现实，对中国当代文论研究本身进行关注、思考、探讨。舍此，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无异于缘木求鱼。记得胡适当年在论述建设国语文学时这样说：“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从文艺理论建设的角度来讲，就是要形成中国文论问题，即所谓有话要说，要有对中国文论问题的中国发见和中国表述，问题、见解及其表述要有时代性。而这些方面恰恰构成对中国当代文论进行研究的内在需要。 研究中国当代文论可以发现“中国问题”，形成“中国命题”。虽然说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本身应该具有相当的普适性，但是这种普遍性问题的表述是一种概括性统称，并非表明每一种具体的理论思想或理论流派都只关注这些普遍性问题。具体理论的生成仍然离不开对本土文学经验、文学传统的归纳和提炼。中国当代文论无论存在怎样的多元话语杂糅、众声喧哗的困境与尴尬，但这一丰富的理论现实本身所应对的恰恰是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现实和波谲云诡的文学实践，是对现实社会文化和文学进行认真思考的产物，它提出了很多富有时代性、本土性的理论命题。这里，当代文论发展中鲜活的经验和痛苦的历程本身是一笔丰厚的资源，应该成为当代文论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出发点和肥沃土壤，也只有立足于这个现实，我们才能提出在西方也许并不存在，或者西方讲不出来而我们必须面对，或者只有我们才能讲出来的问题，或可称之为文论发展中的“中国经验”。我们不应孤立地希望回到所谓古典文论传统抑或回到所谓“五四”现代传统，也不是要简单地实现西方文论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而是需要认真清理、思考上述多种话语资源在当代文论现实中的碰撞与融合，思考各种理论资源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合理内核”和面对中国当代现实的阐释效力。当代文论已经是中国文论传统中不可分割的活的组成部分。 从已有成果看，学界普遍对中国当代文论的研究重视不够。粗略地说，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主要表现为一些教材中的历史描述和历史记录，留下了一些历史材料，但大多缺乏对历史现象背后理论实质的深入研究；二是理论论争或研究热点综述，或者由于研究者受各种因素所累忙于理论站队，或者只是折衷主义地静态呈现，缺乏历史的纵深性，往往不能超越争论双方本身的理论视域和理论高度，价值不大；三是特定历史界标上的回顾与反思，有一些深入的思考，但权宜性过强，系统性不足，价值取向倾斜，再加上研究者往往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其中的自我标榜和自恋情结甚浓，缺少必要的距离感和客观性。 应该说，对当代文学理论本身的研究有很多层面都未能有效展开，还有很大的垦拓空间，在当前世界理论退潮的历史时期，不但有静下心来认真反思的必要和价值，而且它可以形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生长点，甚至从文艺学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的意义上说，它可以与现代文论研究相衔接，突破现有西方文论研究、基本理论研究、马列文论研究、古典文论研究所组成的研究结构，自成格局，正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从无到有的历史一样。中国当代文论需要在历史书写中进入历史传统。 这里，除了加强和深化已有的研究层面之外，还需要有一些更深入的重要理论思考面向： 其一是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史研究。构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离不开中国问题，正是中国文论问题构成了中国当代形态文论话语系统的当代性、民族性、本土性。但是，中国当代文论在历史演化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到底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哪些只是“在中国的西方文论问题”，哪些是中国文学现实提出的问题，哪些问题随着历史的推移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或者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哪些问题持续有效，哪些问题刚刚浮出历史地表？对这些问题恐怕既不能等量齐观，也不能以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衡量各种理论问题的理论价值。从理论史演进的意义上讲，理论价值与当时的社会影响之间，恐怕是不能简单画等号的。这正如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当时的社会影响之间，常常会出现乖谬的情形一样。否则，很容易忽视理论本身的学术含量，过多关注一些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各种非学术原因而形成巨大反响的理论问题和命题，而一些因各种原因未能产生较大影响但理论含金量很高的理论问题和命题，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形成理论研究的“撂荒地”。 其二是中国当代文论语境中的核心范畴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序列，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形态和体系设计的基本蓝图。在这种意义上说，可以从当代文学理论概念、术语、范畴、命题入手研究当代文论话语、观念、内涵、体系与方法的演变与更新，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可以起到如分子生物学之于生物学一般的作用。我记得卡西尔说过：“一个概念的充分规定极少是第一个引进该概念的思想家的工作。因为一个哲学的概念一般说来更多地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对一个问题的解决——而这个问题只要还处在它最初的潜在状态中时，它的全部意义就不可能为人们所理解。为了使人们理解它的真正的意义，它就必须成为明显的，而这种从潜在状态到明显状态的转变则是未来的工作。”(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因此，要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走向科学、走向现代化，深入考察、认真反思总结当代文学理论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的产生、发展、特点及变异，从不同层面审度其涵义及其在文学创作、批评中的运用、影响，以创建新的民族文学理论范畴和体系，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一项迫切而基本的任务，也是中国文学理论需要对世界文学理论作出的贡献，更是获得与之对话资格的基础。惟此，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才能不仅仅只是作为知识的消费者，也作为知识的生产者而存在。 最近几年所谓“关键词研究”盛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被日常化、普遍化了的一些西方理论范畴的“地域性”和“时段性”。但是，大多数的研究并没有立足于中国当代文论的历史现实，缺乏对范畴在不同历史语境的意义变迁特别是对它们在中国文论系统中内涵的关照；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对当代中国文论有重要影响的重要范畴上，难以为构建当代形态中国文学理论提供具有生发活力的理论细胞；并没有以这些重要范畴为着力点和抓手，寻求对中国特殊的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并没有把来自于很多其他学科的理论范畴“文学理论化”，往往只是泛泛而论一些文学研究中常见但并不属于文学理论框架内的术语、范畴，难以实现文学理论学科内部的有效积累。 上世纪以来，我国文学理论概念、术语、范畴的译介和创造都长期处于主观随意、零散无序的自流状态。近30年随着西方文论的共时性涌入，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大家习惯于模糊性地运用概念，充满着随意性、粗暴化，缺乏必要的科学精神。朱光潜先生上世纪30年代就指出，“对于任何问题作精密思考，第一桩要事是正名定义，作浅近而却基本的分析工作。文艺方面许多无谓的争执和误解都起于名不正，义不定，条理没有分析清楚，以至于各方争辩所指的要点不能接头，思想就因而不能缜密中肯”(《诗论》)。今天听来仿佛如指当下。目前文学理论研究中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情况异常普遍，完全无视文学理论史和学术史的存在，并且很多时候不是往深刻了说，而是往时髦往花哨了说，流行什么概念就使用什么概念。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理论问题的澄清必须以基本概念范畴的匡定为基础。文学理论今天的尴尬处境与其概念术语的混乱密不可分。某些表面上看似文学理论的问题之争，其实却是非文学理论的概念之争并由此导致了大量激烈而无谓的商讨，限制了争鸣中学术水平的提高。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健康发展，不能不考虑起码的学术规范。 正如小斯提芬·G。尼克尔斯在给韦勒克的《批评的概念》所作的引言中所说：“新的文学研究工作会因未能界定基本概念而受到很大损失。……概念规范一经阐明，就会在实际文学研究中不断相互影响，指出什么是理解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最适当的途径。” 其三是理论家群体与学派研究。文学理论史往往都是理论家、理论流派的历史。这不仅仅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也表明没有对理论家以及理论流派思想的深入剖析和完整把握，就难以真正进入一个时代历史深处和思想核心。如果我们拨开当代中国文论的迷雾与乱象，仔细理解与剖析各个理论家的各种似乎有些调和、中庸甚至存在内在矛盾的理论主张，可以大致寻绎到其背后的理论实质，这些理论实质因理论乃至现实等各种原因而未能充分张显出来，但确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在理论探索的道路上艰难寻找，不断推陈出新，经过反复的探索、论辩与自我反思，应该说，文学理论的研究主力阵容已经大致形成了各自理论相对明晰的哲学基础、逻辑起点、核心理念、学理构架、概念范畴、体系面貌、价值取向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内在的连贯性、整体性和完备性，在特定层面也已经能够实现自圆其说、自我确证，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的萌芽和雏形。这一点，我们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一书中有初步的描述。当我们感慨西方文学理论在20世纪形成理论丛林的繁华与多样的时候，也可以窥见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在理论学派建设方面呈现出来的可喜局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群体和学派的深入研究，可以显示出文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为近30年是中国文论接受多重理论资源滋养的30年，也是自觉追求当代本土文论话语建构的30年，这其中虽然一些学派只是初见端倪，但确乎弥足珍贵。中国当代文论家在中西对话、古今对话中所呈现出来的群体性特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文论发展的曙光。这之中，或许就孕育着中国文论的未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