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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我终于完成了《生铁开花》。有人问生铁怎么会开花呢？我学过金属学和金相学，生铁是指铁，北方俗语所说的“熟铁”才是钢。铁与钢的本质区别，在于铁含有“自由碳”，钢不含有“自由碳”而只含有“化合碳”即“碳化三铁”。我固执地认为，没有被化合的“自由碳”，理应开花。 这部长篇小说我写了四个年头，这是第三稿。其实在第二稿时，它即被影视公司购去电视剧版权，准备拍摄40集电视连续剧。但是我依然修改了第三稿，颇有搞好售后服务的意思。 我将这书稿交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天清晨我突然问自己究竟写了一部什么小说。我本应当在构思阶段这样问询自己，现在书稿成了，我却寻思起来。 任何事物都有惯性，人也一样。依从多年形成的思维习惯，我告诉自己《生铁开花》是一部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很长时间以来，我被文坛称为工业题材作家。回望自己的写作路程，我觉得自己并非专情专意的人，二十多年间也写了不少其他题材的小说，甚至“爱情题材”和“通俗题材”，然而我还是被认为属于工业题材作家。 这可能与早年我发表中篇处女作《黑砂》有关，后来又写了一批以工厂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包括前几年的长篇小说《机器》。是的，我确实是个写工业题材小说的人。 这十几年来，据说所谓工业题材渐渐成为稀有题材，所谓工业题材作家也渐渐成为稀有物种。根据“物以稀为贵”的世俗生活逻辑，举凡稀有的玩意儿，由于存栏率低往往容易获得行市。 但是，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并未明显呈现繁荣兴旺的景象。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工业题材与农村题材相比，难以呈现大自然景观，不外乎冰冷的机器、乏味的流水线、繁复的生产操作，缺少人类日常生活的魅力和风光。 一天，我在网上读到评论《机器》的文章，引发了我的思考。有评论说《机器》的作者几乎是在用乡土小说的笔调与趣味，描写着工厂和工人的日常生活，具有强烈的世俗生活气息。是啊，回想我在写作《机器》时，的确忘了这是所谓“工业题材”，只是依照自己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呈现着一个个生活在工业背景下的人物和情节，写出了这部未被概念界定的长篇小说。这样看来，我不属于思想型作家，也不属于具有宏大叙事能力的作家，甚至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工业题材”作家。我的小说人物与情节，只是发生在工业背景下而已。 从此说到所谓文学题材的划分，我认为它更适合高校中文系教学和文学研究的需要。就题材划分而言，它对作家的写作可能起不到什么具体作用。这就是概念的意义。 去年8月交了第三稿，我跟电视剧《生铁开花》的策划人张谦通了电话。他告诉我，这部40集电视剧大纲还在修改，必须着力加重剧中人物青春期的戏份，以强化激情年代的意味。听罢这位仁兄的高论，我深有同感。 放下电话我突发奇想。我这部长篇小说用了三分之一篇幅讲述人物青春期的生活，比如他们在文艺宣传队演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另有三分之二篇幅描写了人物们的成长经历，比如他们走进国营大厂成为各式各样的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称《生铁开花》是一部“成长小说”呢？ 我又想到，《生铁开花》的故事背景从1972年起始，写到20世纪末，那时我的人物们也只是接近中年边缘。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说这是一部“青春小说”呢？ 不，尽管只在工业背景下描写了一群年轻人的成长经历，《生铁开花》仍然属于工业题材小说。我们历来就是这样界定的，虽然多年来被我们界定的所谓工业题材小说越来越少。为什么越来越少呢？看来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前些天，一个朋友推荐英国作家安德鲁·米勒的《无极之痛》，我立即邮购并且读了。这部走红西方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一个自幼毫无疼痛感的男人从生到死的离奇经历。令我惊讶的是在这部小说封面的推荐语里，西方权威书评机构既称它为“流浪汉”小说，又称它为“文人小说”，还称它为一部“成长史”。这不同的命名，使我或多或少明白了几分道理。 一个事物是被命名的。有时候，一个事物有着并不相同的命名。日常生活里，人们往往根据习以为常的方式给事物命名。一个人的一生经历着命名和被命名的过程，小说和写小说，也是这样的吧。 观察中国文坛十几年以来的文学作品，我看到一部部被命名为“低层叙事”或“农民工题材”的小说，它们以农民工进入城市工厂打工为背景，着力描写人生命运，展示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营企业渐渐消失，工厂大多变为私营性质，以往所谓“工业题材”小说所表现的工业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民所有制时代的工人阶级变成“工薪阶层”，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变成“老板”们的家产。一公一私，时代变迁了。 时代变迁了。那些本来应当也被列入“工业题材”范畴的小说们，往往被“农民工题材”和“低层叙事”所命名，以新品种出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以往的所谓工业题材成为“稀有题材”，甚至被新闻媒体称为工业题材的写作陷入“瓶颈”。 是啊，以产业为背景反映工业人生活的小说完全可以继续被界定为“工业题材”，但是面对社会巨大变化，这个被界定的“场”似乎没有及时扩容。你看，一个进入城市在工厂做工20年的“农民工”，完全是合格的工人了，却依然被称为农民工，词语固执地强调着他们的出身。回首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从农村来到城市做工的人，很早就被称为工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很多是从那个群体中产生的，比如著名的全国劳模、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 时光延绵，世界犹存，事物命名继续。这正是我从《生铁开花》所想起的：在中国文学大家庭中，我们的“工业题材”肌体，是否应当注入新鲜血液？我们的“工业题材”作家队伍，是否应当接纳新生力量？多年以来习以为常的命名习惯，也可能是造成“题材稀有”和“后继乏人”的原因之一。其实，河流里有很多的鱼儿，森林里有很多的鸟儿。 让鱼儿成为鱼儿，让鸟儿成为鸟儿。鱼儿就是鱼儿，鸟儿就是鸟儿。当然，我也不反对昵称，就像身边有人叫我“大肖儿”一样。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