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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从199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西安年会上人们提出“现代文学必将被逐渐经典化”的预期后，倏忽十年间，这一判断似乎已经落空。在这“跨世纪”的十年中，现代文学不仅没有被经典化，反而戏剧性地被重构化，材料化。更有意味的是，这种重构经典、重写历史的工作竟然大多出自一批海外学人之手。十年来，现代文学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一批功力深厚、学有所成的研究者纷纷掉头它顾，或进入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热心于所谓“文化研究”；或转治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或沿着现代文学溯流而上，从事古典文学（文化）研究。与此形成对照的另一令人颇堪深思和玩味的现象是，许多海外学者却十分看好这块地盘，纷纷“抢滩登陆”，操持着各自不同的理论工具（新批评、后结构、后殖民等），在这块原本有点“撂荒”的园地中“辛勤”地耕耘，竟也引来不少喝彩，真可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粗略翻翻王晓明选编的那套颇有影响的论文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的目录，尤其是被编者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迈出的“第二步”的研究成果——《批评空间的开创》，更能引起人们复杂的感受。后者收入了11位学者的15篇论文。中国内地5位学者汪晖、陈平原、陈思和、钱理群及主编王晓明各有一篇文章入选，其余10篇论文悉数归于6位海外学者孟悦、李欧梵、王德威、刘禾、张旭东、黄子平的名下，其中收王德威、孟悦各2篇，刘禾3篇。该书称，这些论文“以较强的思想性和探索性展示了九十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最新和最为前卫的主要成果。”[1]假如这些论文的确如编者所言，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和最为前卫”的学术成果的话，从1：2的入选比例来看，中国学者（起码在创“新”和“前卫”性上）确实远逊于海外学者。倘若再从这本书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受关注的实际程度以及以上几位海外学人的个人著述在中国畅销和走红的程度来观察，得出“近十年来海外学者领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潮流”的结论，即便不是共识，应至少不甚荒谬吧。据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尤其是近十年全球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也有人私下里嘀咕：“什么全球化，还不是美国化？”事实上，不管我们怎样不情愿承认，至少“全球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体现得较为充分。至于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国化，看看上述名单的国籍，再瞥一眼近十年日本汉学界和欧洲汉学界的优秀成果却很不容易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界的视野（最起码引不起应有的重视）这一事实，便一目了然，夫复何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激情与活力持续喷涌之后，到了九十年代似乎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人们对学科的自身价值和研究对象的价值以及现代文学研究自身的意义产生了空前的怀疑，许多学者——如上所言——在困惑和质疑中不断探询新的突围路径，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新的学术转向和意义问询方式的转变；而恰恰这时，海外许多学者怀抱利器，以颇为先进的理论视野和雄心勃勃的学术抱负，重新观照中国现代文学这块有些拥挤却略显荒歉的园地。起先，他们以香港的《今天》和《二十一世纪》杂志为阵地，重点从一批现代文学经典的“再解读”入手，采用不同的解读策略，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文本与话语，个人与国族等对举关系的罅隙中重新发掘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架。较为有影响的有黄子平对丁玲《在医院中》的解读：《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刘禾对萧红《生死场》的解读：《文本、批评和民族国家文学》，孟悦对《白毛女》几个不同文本形式及其关系的解读《<白毛女>与延安文学的历史复杂性》等等。[2]这批“再解读”的文章视角独特，方法灵活，思想新锐，的确新天下耳目，令人为之一震。随后，李欧梵、王德威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也由港岛入上海，经由王晓明诸君的努力绍介渐为中国学界认识、熟悉、认同、接受，进而为一些年轻学人奉为圭臬，趋之若鹜，竟为一时风尚。诚如上述，这批海外学者得世界风气之先，挟国际先进理论，重新解读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文本和历史现象，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自然会生产一批“最新和最为前卫”的研究成果。但“最新和最为前卫”的并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也不一定是最切合中国现代文学实际的。他们的研究作为一家之言，可资借鉴，可作参考；仅限于此，不能任意夸大，也不能头脑浑然的奉为范本，顶礼膜拜，因为许多海外学者的研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弊端，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概而言之，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他们所操持的“先进理论”太过自信。研究之前，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为我注脚”。也许因为隅于海外一角，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大有阙闻，或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太过隔膜，不免过分倚赖想象和理论，加之受到西方批评界文本细读传统的影响过深，学院训练有余，社会识见不足，又缺乏中国学术注重历史体贴的治学传统，他们的研究往往忽略掉重要的历史细节，醉心于离题万里的文本阐释。这批海外学者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普遍症结在于：昧于历史，过度诠释。 二 不妨以王德威的著名论点“被压抑的现代性”为例。 表面看来，王德威对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关系的梳理，不过是接过杨义、陈平原诸先生关于晚清文学史的清理工作继续向前伸展，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王德威教授别有怀抱。杨、陈两先生关于晚清小说史的细致梳理，关于晚清至五四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研究旨在重新唤醒一段沉睡多年的文学史，重新勾勒经由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推动文学发展的历史图景，还原那段纷繁错综的历史面影；[3]而王德威先生似乎对远比文本分析麻烦得多、困难的多的史料清理工作没有多大兴趣，似乎也不耐烦对作品－作家－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作更为深入的辨析，更喜欢援引布鲁姆和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和福柯的知识考古理论，仅仅对几部小说的文本分析便遽然挥洒判笔，大作其翻案文章。还是具体分析一下那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文章吧。 文章中，王德威明确指出：“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可能指陈三个方向。（一）它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二）‘被压抑的现代性’指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和压抑现象。……（三）‘被压抑的现代性’亦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试验。”［1］(P12)在论述第一个方向时，王德威谈论到晚清时期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学试验，到了五四时期，这些试验却被定为一尊，都被归入腐朽不足观的传统之中。似乎是五四压抑了晚清时期各种“充满活力”的创造性试验，但证诸史实，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想像，一种“倒着放电影”式的逆断。或许与王德威推断的相反，在晚清以降各种各样的文学生态中，五四新文学却是受到各方挤压，在各种文学惯性的压抑中，在各种历史话语的夹缝中慢慢生长起来的。当年陈独秀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就慨叹，倘若不是因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了一个稳定的生存基础，“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2]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便知，新文学的发生是经受了来自传统文学、海派通俗文艺、北京政府保守派、以及各种各样的反对势力的压制，呼应时代思潮，冲破重重阻挠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由此可知，五四文学并非是压抑别人的力量，倒是真正“充满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在各种压抑中脱颖而出的一种新型试验。 再来分析“被压抑的现代性”的第二个指向，即说五四以来文学和文学史写作自我检查和压抑现象。粗看起来，似乎五四以来文学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汰旧换新的机制，但需要作历史时期的严格界定。实际上这项工作只是在1949年中国的政权更迭以后才真正实施的，而在此之前的三十几年间文学和文学史写作的筛选工作并没有怎么奏效。事实上，王德威先生所谓的晚清以降种种“文艺实验”并没有遭到多大的压抑，而是的确有“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且逐渐蔚为大国。只不过王先生过分相信压抑理论，也就努力“压抑”住自己仔细翻看文学史的兴趣，放任自己的“想像”。文学史表明，无论是创作数量还是读者群体，五四后的新文学远远比不上晚清以来的各类通俗文学。只消到上海图书馆翻一翻民国时期刊载这类文学作品的113种杂志和45种小报便可知晓这种“压抑说”是多么昧于历史，不切实际了。至于寥寥几本文学史的写作，因其无法进入更为广泛的意义生产领域，谈不上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对上海那些忙着“文学试验”的各路文学豪杰更是秋毫无犯。更遑论什么“压迫和压抑”、“及时筛选文学杂质”之类的事情了。 至于“被压抑的现代性”的第三个方向，即指五四新文学压抑了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其想象臆断成分更是毋庸费辞。文学史告诉我们，王德威先生列举的“被压抑”的四种文类——狭邪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和科幻小说——在民国时期一直绵延不绝（科幻小说不甚发达，只是因为社会接受和社会心理原因，并非新文学压抑的结果），有时还香火极盛。下面仅仅列举几种晚清和民国时期颇为流行的分别以狭邪艳情、武侠侦探、谴责滑稽为主题的杂志和报纸，便可知这种“文艺实验”不仅没有被压抑，反而相当流行—— ▲狭邪艳情类：《香艳小品》（1913年）、《眉语》（1914年）、《礼拜六》（1914年）、《好白相》（1914年）、《白相朋友》（1914年）、《销魂语》（1919年）、《红杂志》（1922年）、《红玫瑰》（1924年）、《紫罗兰》（1943年）、《伉俪》（1946） ▲侠义侦探类：《武侠世界》（1920年）、《侦探世界》（1923年）、《罗宾汉》（1926年）、《福尔摩斯报》（1928年）、《大侦探》（1946年） ▲谴责滑稽类：《快活林》（《新闻报副刊》1914年）、《滑稽余谈》（《时报副刊》1917年）、《滑稽画报》（1919年）、《游戏世界》（1921年）、《滑稽新报》（1921年）、《快活》（1922年）、《笑杂志》（1923年）、《笑报》（1926年）、《荒唐世界》（1927年）、《乐观》（1941年，1947年）[3] 三 由是观之，王德威先生关于“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论断似乎过分倚重自己的“文采想像”，忽略基本的史实分析；或许因急于推翻某种成说，于是“搅扰群书以就我”，疏于历史复杂性的辨析；可能由于缺乏谦卑的历史感，致使立论与叙述声色夺人，却底蕴不足，有时不免剪裁史料，强为清言。这种昧于历史或“六经注我”式的批评策略往前再走一步便成了艾柯所说的“过度诠释”。艾柯举例说，清醒而合理的诠释与妄想狂式的诠释之间的区别正在于，是否能够觉得时间副词“同时”与名词“鳄鱼”之间的关系微不足道。妄想狂式的诠释者往往是那种引导我们将这两个特定的词扯到一块的隐秘动机进行胡思乱想的人。[4](P57)艾柯还把这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诠释活动与当代的解构理论联系起来，但他又说，“即便对解构理论最为精明老练的代表人物来说，他们所玩的一些诠释学游戏却并不否定诠释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 [4](P71-72)可见，过度诠释者有时比解构主义者走得更远。在他们眼里，“诠释成了无限的东西。那种试图去寻找一种终极意义的努力，最终不得不向这样一个观点屈服：意义没有确定性，它只是在无休止地漂浮。” [4](P38)这里，试以王德威先生的另一篇奇文《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和砍头》为例，来观察批评家的文采想像，进一步探究批评家采取何种诠释策略，如何颠倒既成的经典排序，解构传统的文学成规。 揄扬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贬抑鲁迅、郭沫若、茅盾的倾向似乎已成近二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股潮流，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架和二元对立的研究思路按下不说，也不谈两者之间相同的造神运动的程式，单就其解构策略和诠释角度而言便很值得仔细分辨。王德威的《从“头”谈起》一文不外于“尊刘贬曹”式的论述框架，但该文之所以受到重视和好评，可能主要缘由二事：其一，把沈从文与鲁迅并置齐观，旗帜鲜明扬沈抑鲁，毫不含糊下断语，而以往的多数研究即便高度评价沈从文，也不会有意识地与鲁迅对雠，更不敢断然评判孰高孰低，孰是孰非。其二，从一个幽魅冷峭的角度——砍头——切入，由一森森然的意象转而窥探鲁、沈二人的文学态度、想像方式，进而评判沈从文的文学成就高于鲁迅。这一论述角度有别于以往强调沈从文注重“文学性”，探索优美、健康、和谐的人生形式之类的老调，而是以其幽峭奇异的想像和辞采华茂的叙述新人耳眼。这篇文章承贯了王德威先生“批评如创作”[4]的文风，峭拔华丽，声光灿然，且看文末一段—— 五四以后的作家多数接受了鲁迅的砍头情结，由文学“反映”人生，力抒忧国忧民的义愤。他们把鲁迅视为新一代文学的头头。沈从文另辟蹊径，把人生“当作”文学，为他没头的故事找寻接头。因此他最吊诡的贡献，是把五四文学第一“巨头”——鲁迅的言谈叙事法则，一股脑儿地砍将下来。他的文采想像，为现代小说另起了源头，而他对文学文字寓意的无悔追逐，不由得我们不点头。[1](P145-146) 王德威对沈从文的“文采想像”可谓别有会心，不由得在论述中大加发挥引申。从鲁迅的“砍头”与沈从文的“砍头”的迥然两样，联想到应该将新文学的“巨头”——鲁迅“砍将下来”，然后诚请沈从文来“接头”，另起一个新文学的源头。由此看来，王德威的“砍头”文章抱负不可谓不大。不过，文学研究（批评）毕竟不是文学创作，任凭你说得“头头”是道，任凭你如何点“头”不已，如果缺乏令人信服的“由头”，不由得我们不皱眉头。 王德威抱怨鲁迅在小说和散文中设置如此之多的砍头意象，无非是指向其感时忧国的道统忧虑，而此中忧虑并无足观。由此生发开去，进而指出鲁迅在批判观看砍头的看客们的麻木、冷漠时，“鲁迅于此反成指点批判看客的高级看客。”[1](P138)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鲁迅若是“指点看客的高级看客”，照此种逻辑推断，王德威则是“指点看客的高级看客”的更高级看客。而笔者在读王德威的这篇文章时，又成了“指点看客的高级看客”的更高级看客的更更高级看客。笔者的这篇批评文字一旦被人阅读或批评，则又产生无数的高级看客……因此，王德威先生和笔者本人以及更多的参与此话题讨论的人竟也和鲁迅一样，其中的怀疑态度，“既惫懒又犬儒，并不亚于他笔下的群众。”王德威在指摘鲁迅的惫懒和犬儒的时候，也难逃他设下的语言陷阱，这样，“写作”（批评）真成了荒谬的活动，“陷身此一轮回中，犹抱此暧昧的耽溺心态”的就不止鲁迅一个人，恐怕王德威先生自身“隐藏在这迹近以毒攻毒的写作姿态下”，也难免陷入层层吊诡之中不能自拔。这也是王先生始料未及的吧。 更有意思的是王德威对沈从文“砍头”文字的诠释。文章指出，沈从文不像鲁迅那样执着于“砍头”背后的社会批判意义，就砍头论砍头，并不“象征”什么，情随意转，意伴言生，进而对沈氏一生强调语言于形式的重要大加称赏，并发挥道：“语言、形式、身体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并不永远附属于超越的意义、内容、精神之下，而自能蓬勃扩散，不滞不黏。”[1](P143)其实这种崇尚语言形式的观点，不过又在重弹形式主义的老调，并无多少新意；而遍观沈从文的作品，证诸他的创作经历和自身经验，沈氏并不反对文字的象征意向，也不排拒文字的社会道德功用。单纯从“砍头”意象和《我的教育》、《黄昏》等几个篇什的文字诠释便轻易得出沈从文“为现代小说另起一个源头”的结论，从而颠倒鲁迅开启的感时忧国的现实主义传统，未免有些武断和轻率。不下功夫深入历史里层，去仔细端详和发掘各种文学话语交锋、对话、协商的机制，不是怀了虔敬之心悉心悉意地去努力体贴古人，“修辞立其诚”地揣摩描述古人心迹，而是靠了文采想像，难免厚诬古人，唐突历史。倘若再细心推敲，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过度诠释”并不仅仅是硬语盘空，逞才使气的问题，其间所暗含的意识形态锋芒，话语争夺用心，“嘉年华式的反叛冲动”，可谓意蕴幽远，寄托遥深。 四 海外学者对现代文学所表现出的这种疏于历史考证，任情想像发挥的研究取向很大程度上还不是由于海外资料的缺乏——事实上许多海外学者重证据，重史料的实证精神和实证训练倒比某些中国学者更为自觉，更有优势——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怀疑（中国有历史吗？）和对西方理论（特别是所谓后现代思潮，如海登·怀特的“书写即历史”等）的过分倚重。如果细细探究这种挥舞西方理论，随意裁减中国历史的优越心态，你会觉得似曾相识。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似乎一直笼罩在西方强势话语的阴影之中蹒跚而行。西方理论和西方经验几乎成了中国学术的唯一尺度。自胡适提出“输入学理”、“再造文明”[5]以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学理的接受与输入几乎从未间断。唐振常曾这样描述中国人接受西方物质形式的情形：“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6]其实，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学理的接受何尝不是如此？此一学术心态在唐德刚先生看来，则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学术”（Developing scholarship）心态。据此，他评价胡适的学术成就，认为，因受制于整个国家的这种学术形势，“形势比人强”，胡适永远只能是一个“发展中”的学者。胡适的悲剧在于永远摆脱不了他的“美国阴影”，他留美7年所受的美国教育成就了他，也局限了他。他永远是一位从事“发展中学术”的发展中学者。至于此种学风的悖谬和弊端，作为在美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几十年的资深学者，唐德刚深知个中三味，也就看得更为透彻—— 今日在美国从事所谓“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专业人员，真何止数千人。因而他们的分工就不得不细，分工太细，从好的方面说，那真是专材如林，因此王大娘的臭裹脚，王小狗的开裆裤，在美国都能找到博士级的专家来加以研究。但是从坏的方面说，则这些裹脚布专家，除了一双臭裹脚之外，他连王大娘的腰带、兜肚都一无所知了。等而下之的则是一些招摇国际间的文化骗子。他连个“光临便饭”的小条子也看不懂，而偏能在知名的学府内，大教其中国古文！最可叹的却是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文化官员们，往往也过分自卑，崇洋成病。……使他们益发以优越人种自居，而对其学污染愈甚。这便是发展中学术界与超发展学术界，过犹不及的两种不同的毛病。[7](P284-285) 这段表面俏皮实则异常沉痛的感慨颇令人深思。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界，这种提醒尤为恰切和必要。许多中国学者的确存在“过分自卑，崇洋成病”的症候，而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倒不尽然是从事“超发展学术”的工作者，但那种天然的文化优越和学术自大却不仅仅是个别现象。 就上述海外学者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倒不存在专业过细，“裹脚布”专家如林的问题，反而令人觉得有专业训练不足，学术根基稍浅之嫌。他们似乎不屑去做耐心细致的考证工作，让人觉得有竞相热衷于玩弄理论，炫耀时髦之嫌。刘禾有一篇颇引人注意的文章《文本、批评和民族国家文学》，其立意的新异，思考的深入，分析的细腻以及叙述的周圆都属上乘。文章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性质作了深入的反思，大胆提出“五四以来被成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8](P295)重点检讨国家民族主义如何在文学领域的占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及文学史写作是如何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使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等等。应该说，这思路已经越出了被作者讽刺为“狗逐其尾，自我循环”的现代文学自身批评话语的范围，延展到文学实践、文学史、文本互动、意识形态批评等更广阔的领域，其雄心和抱负委实不小，但读完全文，实在令人失望。你欣然期许的和作者开首允诺的那种宏阔纵深的视野却仅仅落实在一篇小说《生死场》的文本分析上，一顶硕大的帽子下面是一颗发育不全的小小脑壳，拉了一个大架势，却没走几个招式便匆匆收场。而且，文章一开始指责研究界不应该在现代文学批评话语里面打转转，但到头来，作者仍然用文本解读这种再传统不过的批评方法来完成自己的宏大志愿，最终还是落入“狗逐其尾，自我循环”的老路中去。不管怎么说，只通过一个文本的解读——纵使你把它读出“花”来——很难令人信服地讨论清楚“民族国家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的关系这样重大的问题。作者可能意识到这个致命的论证缺憾，可偏偏正话反说，“不喜欢用伪哲学的抽象语言（这是现代批评的症结之一）去议论文学，所以决定大题小做，举例说明。” [8](P299)到此，作者还意犹未尽，在“注释”中进一步发挥道：“现代和当代某些批评实践把文本当作哲学、心理学或其它理论的注脚或例证来处理。从问题的提出到术语的使用，乃至做出的结论都往往着眼于某种理论的统一性，并受其制约。文学批评要找到新的语言，起码应对这样的批评实践做出反省。”但究其实，萧红的《生死场》便成了作者提出的“民族国家文学”这一观点的“注脚和例证”；至于这篇文章是否“找到新的语言”，至少在笔者看来，其文本分析在某些方面固然有其精彩之处，但终归还是在重弹女权主义批评的老调。 为了照顾“某种理论的统一性”，该文不惜忽略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并对《生死场》进行曲解式的批评分析。在“男性批评家的盲区”一节中，文章认为，鲁迅根本未曾考虑到女性的身体经验，“民族兴亡的眼镜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其实，作者可能未及完整细读鲁迅所作的《生死场》的序言，便戴了女性主义的“眼镜”急着下断语。事实上，鲁迅的批评不仅称赏了萧红对“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给予“力透纸背”的描画，而且，鲁迅接着说：“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添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实际上是在肯定萧红小说对女性感觉的细致体验，对自己观察和生活经验的尊重而不顾忌过多的文学成规所呈现的独特成就。更重要的是下面的一句：“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9]话听起来虽然有点绕，但意思是明了的：萧红的这篇小说除了关于民族国家外，还有许多非功利的、而且让那些痛恨未功利而艺术的人感到有所收获的东西。由此可知，鲁迅对《生死场》的批评是全面而深入的，并非执其一端，只强调它的民族国家的寓言性质，而忽略掉其个人命运感和生存感的意义。 然而，这篇文章过分夸大了萧红对女性生殖与死亡描述所呈现的女性立场，故意消解《生死场》自身抗日救亡的现实意义。文中明显过度阐释了萧红对怀孕、生殖的女性经验的现实主义描写，目的是从中发挥女性主义话题。比如，从《生死场》中金枝对怀孕的恐惧，文章抓住这个由头，进一步阐释其社会对女性压抑、剥夺的意义：“怀孕的意义必定是由某一通过将女性身体规范化来控制妇女行为的社会符码所决定的。……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要控制她的身体，渴求她的贞洁，惩罚她的越轨行为。她的身体如同稻草人一样，被抽空了内容，简约成一个被父权预定了功能的能指。”[8](P308)如果撇开文本生成的现实背景，单纯从文本自身呈现的样貌来看，这种解释亦可聊备一说，因为从萧红的生活经验和自身困境来观察，她的浓郁的女性自我指涉情绪在文章中随处闪烁，颇富光彩。但据此消解《生死场》抗日救亡的意义，并推而广之，认为整个现代文学的批评和接受机制压抑和削删了“非民族国家文学”，似乎稍嫌武断。因为1931年“九一八”之后，中国东北沦陷，继之“一二八”，日军轰炸上海，全国笼罩在一片“国之将亡，奋起抗争”的激愤情绪中，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严厉的新闻和文艺作品审查制度，东北人民的真实的抗战情形很难为人知晓，这时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活的现实描写展示了东北抗日救亡的部分风貌，为迷乱疯癫的上海文坛吹刮进一股清新之气，加之鲁迅的热情推介，二萧这对作家夫妇一夜间成名于上海滩。可以说，正是因《生死场》中抗日救亡场景的描写，正是小说中对北方人民不屈不挠、与亡国的命运誓死抗争的精神打动人们，随之为读者所接受，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念及史实，萧红的文学世界并非仅仅关注女性的身体、欲望、感觉，对于她来说，身体也绝非仅仅是刘禾所谓的“生命意义的起点和归宿”。如果不顾及当时作家和作品生产的背景，昧于历史事实，过分强调萧红的女性立场和身体写作的意义，实在是拘牵古人，曲解作品。由此可以推知文章作者所得出的结论的可信度和适用性。 综上可做出如下小结：近十年来一批海外学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因其新颖的研究方法和批评策略逐渐引起国内学界的兴趣和好评，但他们疏于史实的认知把握和对文本的过度诠释的研究倾向应引起适当注意和辨析。本文通过对部分有影响的学者和论点的分析，指出其论证逻辑的纰漏和批评方法的失当，进而反思这种过分倚重西方理论，轻视基本史实，搅扰群书以就我的研究倾向的局限性。此间不仅仅涉及一个方法论和学风的问题，更关乎对现代文学的价值评判和价值认同的问题，而其背后自觉与不自觉的理论优越感和话语霸权意识尤为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 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2] 陈独秀.答适之[A].胡适文存二集[C].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3] 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A].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 [4] 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诠释过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5]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 [6] 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J].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 [7] 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胡适的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8]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A].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9]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 参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内容提要”，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2] 这批文章被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贺桂梅对这种“再解读”现象有深入精彩的分析，参见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与历史解构》，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 参阅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4] 最近台湾政大中文系教授陈芳明曾盛赞王德威“文学批评对他而言似乎不是批评，而是文学创作。”（参见《“众生喧哗”王德威》，载《文讯》第223期，2004年5月。）谁都知道，这实在不是表彰王德威先生的批评工作，从另一侧面说明王教授的“想象批评”缺乏足够的现实凭藉。另外，据王教授本人称，“夏志清教授也曾经开玩笑说，王德威似乎在写八股文，写的都是四六骈文。”（参见《说“五”道“四”——九问王德威教授》，载《文讯》第223期，2004年5月。）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05期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