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坼裂》的书名是在诱发读者的“地震”想象吗？好像是。汶川大地震过去两年多，似乎没有人轻易用文学方式对其予以表现，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在于，太过发达的媒体已经无孔不入，从当时还在发生中的震灾、劫后余生者的实况，到灾后重建，都一直被呈现于“受众”面前。相对于信息释放、报道实况、告知问题等“认识”的功效而言，文学的介入显然是蹩脚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像“5·12”这样的惨烈灾害，实际上已不容再去进行什么虚构处理，或者是人为的戏剧化模拟了。话虽如此，并不意味着小说只有绕道而走，无所作为。媒体几乎可以呈现一切，但那可能是被指为“真实”和“客观”的“事实”层面，却不见得是想象与心灵的层面，这恰好是只有文学才可以自由进入的世界。这就是一部“抗震救灾”题目下的小说，其价值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相似主旨的纪实作品同日而语，但我们仍然需要用小说去抵近该主题的原因。 《坼裂》的核心人物卿爽，是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类型，她在灾难降临以后依然坚持的东西很多，包括对职业标准，对特殊“国情”要求下的妥协的反对，和对已是国际权威专家的丈夫的严正距离感，以及对一个并非自己“爱人”的军医安危的担忧牵挂。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张弛有致的抗震救灾斗争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世界，而在非常时刻陷入了非常矛盾的“凡人”的内心，反倒要不断陷入濒于失控的局面。另一位主人公林絮从慌乱到镇定的生命姿态亦复如此。《坼裂》不是有关“5·12”地震灾难主题的完美贴切的文本，却是有勇气介入并且警觉到了可能的人文灾难这一小说视域的最早作品。 《掩不住的阳关》的出版，至少有两重意义。其一，这部作品本身具有无可替代的对某些文学表现空白弥补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所谓“十七年”，曾经有过一段军旅文学的繁荣期，一大批表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表现中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胜利的长篇小说，几乎是集中出版并受到读者欢迎。然而，这部理应在当时出版的作品却被尘封，主要原因恐怕就是它写了一群几乎把牢底坐穿的人，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失败者。在一种总体上是欢庆、乐观和凯歌高奏的时代氛围下，描写被长时间关押的“政治犯”、“军事犯”们的日常生活，即便是描写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也很难成为“主旋律”。更何况作品还用不小的篇幅描写了国民党狱方人员的种种面貌，包括监狱制度及管理方式种种，例如试图以佛、道、基督等宗教迷惑或改变“狂人”信仰。作品甚至也让蒋介石出场——为了亲自说服最重要的“人犯”方志敏。现在看来，这些最自然不过的文学方式和介入角度，自然是不可能被当时的出版者接受的。其二，《掩不住的阳光》被推后60年时间出版，虽然读来不免有隔世之感，书中人物、场景、细节却仍能吸引人，原因就在于这部作品高度的写实性。作者于玲的丈夫乔信明就是书中主人公“赵天明”的原型，而方志敏、刘畴西、周群、曾山、陈丕显、徐特立等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也都在书中悉数出现了，他们在真实的世界里，与作品主人公亦有过如小说中一样的密切关系。从文学对史实加以凸显的层面来看，此书向读者提供的，恰是中国革命史书写中常常有意无意被忽略的一个世界：斗争失败、陷入绝境、被关押和残酷虐待，且未能看到自己坚信的事业获得成功的人们的命运。为之作序的曾庆红同志认为，这本书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这无疑是对其历史书写价值的定位。事实上，无论其拙朴的笔法，还是过于直露的“思想主题”，都不能影响这本书对牺牲者们的人性光辉、生命意志和美好情操的出色描绘，以及对生活于黑暗时代的人们渴望阳光这一强烈愿望的坚定表达。 如果一个今天的南京市民，在南京街头突然看到烧杀抢掠的日本军队，他将会作何反应？一个穿着解放军军服的、会讲日语的青年军官呢？他又将如何动作？南京军区作家裴指海如入梦魇般作此想象，在小说中让今天的南京城与1937年12月的南京城不断拼贴叠加，于近乎怪诞的图画中追踪一个城市诡异的魂魄，再现一个城市阴惨的厄运，以及时空位移间集体记忆的缺损与失而复得。而小说的“正面”叙述，则是借由当年南京大屠杀中幸存的国军连长，现已90余岁的农民李茂才的回想来完成的。在我看来，这部称之为《往生》的长篇小说，是典型的因大屠杀历史叙述焦虑的副产品，可以想象，这样的作品还会很多，但与其意图负载的文学及历史使命，距离却注定是遥远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国文学的失语可能和历史事件的悲惨程度及悖谬的事后界说有一定关系，然而，主要的障碍并非取决于对史实、数字，抑或日军兽行与中国军民的伤亡等实证性问题的解决与否，而在于文学的虚构与想象本身。当文学停留在诸如对屠杀对象、人数的争拗，对抵抗力量、抵抗状况的臧否，或者停留在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乃至中日历史认知的异同这些层面时，其实是将问题意识形态化，也就是将文学的任务简单化。西方文学对屠杀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和介入，产生了不计其数的优秀作品，产生了像凯尔泰斯(匈牙利籍犹太人)和格拉斯(德国人)这样的在当年是分属对立民族或“阵营”的作家，他们的杰出性就在于他们能摒弃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思维而深入地理解人性，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性，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囚徒们的人性。永远地研究人，把人性置于历史的常态或癫狂中来考察，恐怕是文学的合适路径，这是我想提醒裴指海等青年作家们的一点。 刘静的《尉官正年轻》，是作家女军人形象系列塑造的继续。不过从作品中人物的年龄看，却像是在回溯几年前出版的《戎装女人》一书中主人公吕师们的“前身”。因为年轻，所以充满朝气，因为年轻，所以充满了爱，而且是防不胜防的爱。军营里的被军装和军纪包裹的青春躯体，会演绎出多少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或者悲剧色彩的喜剧，都属未知。此作中，刘静的诙谐笔法毕现无遗，以幽默方式破解枯燥的生活本质，用欢喜和笑闹来替代阴郁和灰暗生命色调，大约是作者的本性使然，她又一次轻松地做到了。 最后我想说说麦家的《风语2》。所谓的“中国密室”，其实就是麦家自己的密室，他忽而称自己是在把虚构故事写得让读者信以为真，忽而又称不得不把真实的故事披上伪装，以免在真实的世界里触犯禁忌。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全都是圈套：以麦家的小说智慧和叙述策略，他不大可能轻易放弃虚构，以真实世界里真实秘密的永恒性质而言，则他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特别惊人的秘密，因为小说永远是小说，秘密也必将永远是秘密。这一次，在《风语2》中，为国民党“军统”工作的破译天才陈家鹄，和美国专家一起交流阅读《论持久战》(作者被“匿名”)的心得也罢，他的纯洁磊落但不幸恰好是日本人的妻子之死也好，特别是他苦思冥想对付的那些其实无关战争或政治宏志的密码也好，最终都是为读者们而准备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虚构和想象的胜利，是作家对读者而言的胜利。想到麦家已经为那么多的艺人、影视工作者提供了工作机会，想到在他一本书的背后竟然形成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产业链，让很多的从业者各得其所时，我不禁对文学的世俗化产生了些许宽容的念头，近年来文学自我降格的“卖身”之罪或许是可以赦免的？ 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目前中国文学中就算是最缺乏创造力的平庸之作，都有可能转化为衍生产品——受众庞大的影视剧生产，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这类文学的生产抱持公正客观一些的看法。何况麦家的写作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制造“文化产品”。他注重偶然，喜欢命运的巧合，他把思辨和玄想同所谓的正统叙事牵扯到一处，他追求语言的质地和光华，不惜让自己笔下的凡夫俗子有时候也道出箴言，他尤其对天才人物的极特殊人性及怪诞后果念兹在兹……这些都是真正低俗的作家们绝不会去追求的东西。麦家的面目模糊，比他的身份清晰可能要好一些？他是否在“通俗”的外衣下运行自己的高妙的文学理想，有待观察。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