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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上世纪六十年间的散文流派纷呈，谈清它并不容易。五十年代的整体风气不同于六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审美标准也有微妙的差异。八十年代后，散文开始多样化，成绩不俗，出现了诸多新型的作家群。近些年散文的活跃，队伍的庞大，比小说创作要更有强度，那是世人公认的。 1949年以后，中国的散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题材的作品盛行，从延安来的作家的写作风格逐渐成为主导。国统区过来的作家开始经历着思想改造与精神适应的过程，早年的文风被新式的语言所代替。不过在港澳等地的文人依然保留着民国写作的遗风，像曹聚仁等人的写作就还在民国文化理念里，没有受到内地流行观念的影响，五四余风在一些非政治话语里得到延续。 易代之际的风尚荡涤着旧物，新的、微笑的文字在占据舞台。作家们把自己的心向大地倾斜，产生了诸多有影响的作品。杨朔、刘白羽、秦牧、吴伯箫等人形成的风格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之一。以杨朔为代表的散文，从普通纪事里展示时代的风貌，把小我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这带有一种隐喻色彩，他不久就成了一种样板，直到“文革”时期，这样的写作变成了一种重要的模式。 审美风格的整体转变，在暗示着一个新的历史话语的到来。知识分子自觉摈弃以往的个性的表达，深入工农兵生活，于是关于私人话语的表达，渐渐被置换为一种集体精神。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陶铸《松树的风格》、曹靖华《素笺寄深情》的流行，在于把人的真挚的情感与国家荣誉与命运结合起来。文章气韵流畅，一面又把当下中国热点的东西呈现出来。 浏览那时候的作品，语言朴素，韵律单一而神圣，纯情的东西被提倡，但也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曹禺的作品已不像民国时期那样复调，老舍的幽默消失了大半，茅盾的文字在才学中已失却洒脱。赵树理纯粹的乡下语言倒显得得心应手；孙犁的短章虽有文人气，但因为是写着农村的生活，读者并不感到小资气。这些从旧时代走来的人，积习使其依然保持着文人色调，但当年的散发性的思维得到修正，美学理念已与先前略有差异了。 “文革”结束后，散文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它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武器，诸多作品对“极左”路线的反驳如巨雷轰顶，沉闷之气为之一扫。冰心、巴金、叶圣陶、胡风的复出，大大拓展了写作空间，他们的文字带有儒雅的韵致，加之人格的魅力，深受欢迎。他们的特点是向内心倾斜，注重良知的表达。典型的例子是巴金，他在《随想录》里对己身的拷问和对历史的反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一类的写作还是一种道德对另一种道德的反叛，在根底上没有消除旧的痕迹，模式还是旧的。与五四新文学比，依然有单调的感觉。 只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散文出现了各类样式，张中行、汪曾祺、木心出现，才有了新的气象，不再是工具理性的体现，而是个性化的书写。张中行的文字颇有周氏兄弟风骨；汪曾祺的随笔有明清文人气；木心是游走在世界的过客，把东西方文化打通，连接着精神的四野，很像钱钟书的个性，将思维延伸到东方之外的地方，文章的气象就非常人可及。不仅注重学识，还有智性，而智性的攀缘，吸引了众多读者。这时候的散文，已在五四写作的基础上，向前滑进了。 分析六十年的散文，大概有下列几种印象： 诗性文字 诗性是心绪化的，其实指的是片刻的感受。他们不追求写实，但对内心的世界是遵从的。杨朔、蓝灵、柯灵、碧野都是这样。比如对故土的描述，很有情感，文字是讲究的，内蕴里是诗意的存在。柯灵写都市生活，多系心性的抒发，有诸多闪光的思想。即便到老年，文字依然漂亮，说其有唯美意识也是对的。只是有时过于华丽，失之朴素，就没有味道了。郭凤的散文有内美，读后如春风扑面。有的简直是诗，是飘动的花絮，四处流溢着香气。至于林贤治，把诗人的语言用到作品里，思想性的波光荡人心魄。他注重对内心隐秘的发掘，但绝不使用平庸的句式，文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 有许多作家在表现内心的苦乐时充满力度。高尔泰、汪曾祺、张承志、史铁生的文本大可回味，那些一唱三叹的词语，我们读了感动不已。在这类作家那里，思想的拷问异常深切，要么是神性的低语，要么是对极限的跨越。他们从仓夫俗子的语境里解脱出来，直面大地和上苍时，精神是无尘的清洁与美丽。 这个特点后来在年轻的作家冯秋子、马丽华、祝勇、彭程等人身上亦有表现。祝勇的文字如锦缎的闪光，在对历史的扫描里不忘对人性美质的勾勒。彭程在平和的叙述里不乏无奈的感伤，他对命运的捕捉透着无边的伤感。他们从历史深处与潜意识的王国，打捞着诸多思想。七十年代后的一些作家也展示了他们的 姿容，周晓枫、马莉等人文章的内力的散发，已大大不同于前人了。 学人随感 学人散文其实多种多样。总的看来是杂体的，以述学为主，兼杂情趣。费孝通、季羡林、王力、启功等都是。这些人的文本自然地透露着学术的眼光，费孝通写东吴大地，儒雅里隐含着文化期待。学理与见闻，加之微妙的感受杂糅其间。启功的文字从不刻意，举重若轻之间，谈出万千气象。季羡林晚年的随笔，老到自然，平民意味和智者的风范是有的。他的文字没有张中行的灵气，在章法上亦不及汪曾祺。但他和平、多爱，感伤的东西渗透到精神现象中去，境界之高是别人不及的。 在学人队伍里，还存在着杂家的作品。这些杂家或是藏家，或是鉴赏家，比如唐弢、黄裳、邓云乡都是。其涉猎广泛，有杂学基础。明清文人的趣味和日本小品的精神，加之英法散文的特质都暗藏其间。黄裳的随笔有版本家的趣味，对明刻本与清刻本看法奇异。行文从容委婉，古风可见。那些专一写散文的作家，往往不及其深切，在他的文章里，旧文人气和现代人的忧患感精神四射。余秋雨把学术笔记与游记结合起来，使散文形态为之一变，一时大散文概念流行，王充闾、林非等都有诸多作品行世，文坛的多样化渐渐形成。 青年一代的学人在近三十年的创作中异军突起。李零、陈平原、汪晖、止庵、刘绪源、谢泳都有好文章问世。这些学者思维活跃，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点。他们的论文与散文几乎没有界限，把文章的学理和趣味很好地结合起来。谢泳的考据文章是一种小品形态，在方寸间见到历史的诸多烟云。张鸣的随笔，刀尔登的杂感、缪哲的文字，含思想与趣味，随意之间可见到思想者的卓识。 智性文章 这以钱钟书、王小波为主，张中行的一些文章也可纳入此列。钱钟书《诗可以怨》、《林纾的翻译》都可作散文读。《管锥编》奇异的文本让我们叹为观止。他的作品是没有东西方界限的，所谓“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正是。张中行把罗素精神与庄子境界引入文本里，殊多警语。在他的作品里，哲人的苦思历历在目，是面貌一新的。他从知堂那里出发，又衔接了西洋逻辑学与古典哲学的意绪，遂成一体，扩大了小品散文的内蕴。木心的文章是有自觉的文体意识的，他在西洋文学史与美术史的参照里看人看事，一语双意，一声两调，《即兴判断》与《哥伦比亚的倒影》，一扫文坛旧习，焕然新姿。到了王小波那里，是天马行空的走笔，一会儿是俯瞰众生时的咏叹，一会儿乃狂士的自语。他灰色幽默，也身带悲悯，没有逻辑修养的人无法写出类似的文字，《沉默的大多数》中傲世与戏谑的语句，为六十年间所罕有。 智性散文有一种向思维极限挑战的意味。他们的文章常常出其不意，行文不以旧的套路为然，精神反俗，多有奇蕴。比如钱钟书对历史宿命的感叹，对专制文化的批判，都能从历史的高度为之。所阐发之语，非一般儒生可为，其思维的高远，将文章的内蕴扩大了。张中行对时空存在的诘问，王小波对历史必然与偶然的思考，都在一般理性逻辑之外，言他人所未言，精神的独步遂成妙意。像木心这样的作家，文章多是警句，他的俳句差不多都是好的。许多文章在反逻辑里生出新意，旧传统文章难见此状，日本散文的温润与西方诗歌的机智都在一个调色板里诞生了。此外，刘小枫、周国平都有佳作传世，他们的学术随笔的散文意味，在精神的高度上是跨越旧俗的。 传统意义上的哲理散文往往是精神的演绎，多是象征性预示。但在钱钟书、张中行、木心、王小波那里，思想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在自然的叙述中流淌出精神的美和理趣的美，文章不再是载道的闪现，而为强力意志的升华。写作乃陌生的攀缘。他们带着读者从众声喧哗里走出，孤寂地在旷野行走，但收获的却是无量的欢喜。 乡土笔记 孙犁、贾平凹、刘绍棠、苇岸、刘亮程的散文是有乡土意味的。许多文章是泥土里升腾的声音，远离象牙塔，内中有乡土的温情与纯朴。在孙犁的文章里，对土地与绿色的爱，对没有污染的人情的打量，有着素朴的美和平淡的美。贾平凹写陕西乡下的文字，是酣畅古朴的，古老的遗存在那里获得可爱的展示。他在民风里捕捉到神异的诗意，那是在书斋里没有的东西。刘绍棠笔下的运河，是宁静而清俊的。他大概受到孙犁的影响，在自己的文章里不断礼赞都市之外的野趣，似乎觉得，都市里龌龊的东西过多，还不如青纱帐和泥土房里的人生更有趣吧。 乡土散文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它是五四后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赵树理、柳青、梁斌的某些作品，都有一点这样的痕迹。后来一些青年作家受到域外文学的影响，把自然描写的笔法用到乡土里，散文的内涵就将故土性与现代人文的理念结合起来了。苇岸、刘亮程的一些作品，就有这样的痕迹。已不再是乡情纯粹的扫描，而是藏着个性主义的风韵，对生命的内在性的拷问与追索，都在文章里出现了。那是对时间流逝的叹惋，还有个体生命的玄学的凝视。鲍尔吉·原野、迟子建、阿城的一些短章，也延续了这样的意境。只是因为彼此的经验不同，格调大不相同而已。 中国是农业大国，乡村生活多样，精神是多元的。对乡土的发现始于知识分子。他们在怀乡的时候意识到了风俗的意义，把乡村记忆与谣俗的审视变为一种美学的关照。沈从文发现了故土的异于中原文明的情调的内蕴，他写下的文字把儒家的那种诗情完全颠倒了。汪曾祺对江南水乡的表现，多见诗意，民风、遗俗、信仰都得到诗意的表达。丰子恺在勾勒浙江小镇的人与事时，笔触是里巷的神韵与禅的柔风，风俗图被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他们在那些平凡的日子和被遗忘的角落里，发现了弥足珍贵的存在。在世风日益功利主义的时候，那些未被污染的纯粹的形态，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实在是重要的。 纪实篇什 纪实性的作品从来就是散文的重要一翼。一些人物速写、报告文学都可以算是重要的方面。抗美援朝时期，大量的前线事迹被报道，引来读者兴趣。即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文章记载了乡村的变化，也留下几丝特别的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纪实文章突起，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时间读者甚众。这类作品最活跃的时期还是在八十年代。好的作品多以直面人生见长，良知未泯者的忧思历历可见。何为、冯牧、徐迟、邵燕祥、牧惠、章饴和等，用优美的文字写现实的片断，类似杂文与速写，传神之语多多。更年轻的一些杂感家摒弃象牙塔里的雅态，以百姓之苦为苦，以百姓之乐为乐，鲁迅传统得以延续在沉郁的文字里。 媒体的活跃，给百姓的写作带来好的机会。尤其网络的存在，使许多百姓的文章被广泛阅读，造就了一批有趣的作家。他们其实是业余写作，也无登堂入室的祈求，只是想表达自己而已。安妮宝贝、韩寒等一代新人的走笔，被广泛阅读，网络语言也渗透其间。新人新作已大大不同于前人，语言在他们的作品里显得飘洒而灵动。只是因历史感弱化被一些老读者所疏离，但这些新式青年的创造性我们是不可小视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报纸副刊的周末版纷纷亮相，各地小报的流行也造就了新的写作群体，有的写作者以生活的丰厚引起读者的注意。汪曾祺就在阅读一个副刊的女工的文章时发现了人才，并组织人写了评论。南方周末版开辟的百姓栏目，常常能发现好的作品，关于历史记忆，关于底层生活，关于社会公正等，是人们内心世界的流露，在社会学的层面和审美的层面，都有不小的价值。 上述描绘只是一瞥，汪洋大海般的散文世界，岂可简单言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几次的散文热，给了读者精神的洗礼。中国是散文大国，载道派与言志派文章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我们的文学史在经历了几度低潮后，开始寻找到自己的路径。汪曾祺说，小说、戏剧可以现代化，但不知散文如何现代化。这是对的。人类的情感有时是在一种特殊境遇下的一种喷吐，中国人在跌宕起伏里发现失去了本我，而宁静里的思考，给我们更多的是本原的闪光。散文乃精神的独语，自然也是心性的外化。在嘈杂声四起的时候，沉潜于思想之海的文字，像珍珠般含着无限的精华。而这些精华的存在，才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有趣起来。 原载：北京日报2009年09月21日 原载：北京日报2009年09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