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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和迟子建都是新时期独具特色且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们一个长在南方炎热的武汉，一个生长在寒冷的北极村。一个被誉为“新写实主义”的领军人物，一个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温情而富有诗意的写作。虽然两位作家所处地域不同，艺术追求也不同，但她们同为当代女作家的身份使其在作品中共同关注着女性的命运，尤其是底层女性的悲剧命运。迟子建近期作品《起舞》(发表于2007《收获》第五期)中塑造的主人公丢丢，与池莉的中篇小说《生活秀》(发表于2000《小说月报》第五期)中的主人公来双扬有着很多方面的可比性。本文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从中看出当代女作家对女性的描写的图景意义及两位作家不同的文化创作环境和艺术追求。 悲剧生活的体验者与反抗者 《生活秀》描写了一位在汉口吉庆街卖鸭颈的女人来双扬，《起舞》塑造了一个在哈尔滨老八杂卖水果的女人丢丢。将两位女主人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有着很多的相似点。 她们都是来自底层的平民女性，都是被生活抛弃的弱势个体，都曾有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但命运的捉弄使她们对爱情与生活倍感失望。加缪说“荒诞存在于人，也同样存在于世界”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这就使得人存在的终极结局走向悲剧。池莉和迟子建的作品同时关注着人的存在，洞悉这种存在的荒谬与悲剧，她们笔下的女性更是这种悲剧生活的深刻体验者和表现者。 《生活秀》中的来双扬年少丧母，父亲丢下家人和寡妇结婚，她又被工厂开除，妹妹读小学，弟弟嗷嗷待哺。一个15岁的少女本是花一样的年纪，来双扬却被生活排挤出了正常的轨道，被迫承担起抚养整个家庭的责任。她靠辛苦冒险无证“卖油炸臭干子养活了她和她的妹妹弟弟”，然而，长大的弟弟妹妹却让来双扬失望和伤心。弟弟双久由于吸毒几次被送进戒毒所但仍不悔改，妹妹来双瑗时时刻刻想证明姐姐是多么不如自己，且与姐姐争夺房产。在亲情上困顿疲惫的来双扬，婚姻爱情更是不尽如人意。她离过婚，孩子因医疗事故夭折。当她爱上英武的卓雄洲并用身体报答他多年来的照顾时，却清晰地认识到“她和卓雄洲没有夫妻缘分了”，卓雄洲不止生理上不能满足她，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不可以理解她。她期待了两年的爱情原来并不存在，卓雄洲爱是“外表风韵十足、内心聪慧过人、性格温柔大方、品格独特高雅，而且遇事善解人意，对人体贴入微”的十全十美的女人，不是她。这时的来双扬看清了生活的荒诞和无奈，“心理苦涩不堪，恨不得推开窗户跳出去算了，死倒是痛快啊！人原来是这么的不好过啊”。 再看一下《起舞》，丢丢出生在“简朴的民房里”，母亲慈爱父亲威严，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是丢丢的“保护伞”，本来有着父母兄长之爱的丢丢幸福快乐，然而不幸的是亲人们一个个相继死去，抛下她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如果说亲情由于命运无常而变得不可把握，那么丢丢的几次爱情经历则是对社会人性的极大讽刺。丢丢的初恋爱上了有妇之夫柳安群。冒着第三者的危险，怀着甘为爱情献身的勇气，丢丢做了柳两年地下情人后，结果是柳安群“思谋着如何抛弃她”。第二次和王小战谈恋爱时“丢丢想要的，就是安稳的日子”，却没想到在结婚前由于不是处女被抛弃。终于第三次恋爱成功结婚生子，不料这种幸福平静的生活却因为丈夫出轨打破。如果说第一次失恋让丢丢“黯然伤神”，第二次被抛弃让丢丢“分外委屈”，觉得生活像烟丝一样的苦涩，那么第三次丈夫的背叛则使丢丢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体验到生活的悲剧性内核。 同时，我们也看到，来双扬和丢丢都是聪明坚韧而有魄力的女性，她们对生活中的苦难并没有逆来顺受而是起身反抗，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中打不败的女人形象。她们的那种在生活中个性张扬的姿态，对生活困境的顽强抗争，让我们联想到海明威笔下与海搏斗的顽强老人。 池莉曾说过“我的作品是在写当代不屈不挠的生活”，来双扬正是不屈不挠地活着。她机警善辩，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胆量冒着危险在当时紧张的氛围中做起小生意渡过危机，能够使用计谋从别人手中要回祖传的家族房产，可以和嫂嫂小金“泼妇”式广场对骂，也可以做吉庆街月光下优雅有风韵的女人。来双扬是吉庆街的偶像和定心丸，受到人们的尊重，有着不可冒犯的权威。 丢丢在小时候被同学欺负时，哥哥就告诉她要厉害点，丢丢在被柳安群抛弃之后，她用命令的口气威胁柳离开工作单位，被王小站抛弃后，也曾当众羞辱他的贞操观。即使感到在生活中的不可避免的被动，她仍然想变被动为主动，毅然决定拜访在起舞中受孕的齐如云，结果与齐耶夫一见钟情，收获了又一次的爱情。为了保护半月楼不被拆毁，丢丢询问老人搜查资料，给调查组讲蓝蜻蜓的故事，努力地挽回被拆的事实。当丈夫有了外遇，打破了她的爱情梦幻，半月楼最终还是被拆，丢丢被生活逼入绝境无路可走时，宁愿玉石俱焚也不向生活投降。于是在极度绝望中，丢丢翩然起舞，撞向推土机。 进一步探究，不难发现她们之所以没有被残酷的生活压垮，能够在悲剧生活中存活下去，主要来自她们的爱或宽容，在救赎他人过程中完成了自救。来双扬自己的孩子夭折了，她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弟弟来双久是她养大的，侄子来金多尔吃了她三个月的奶。她爱他们，把“久久酒店”作为礼物送给弟弟，尽心照顾手术后的侄子，并努力赚钱将来送侄子出国留学。来双扬将这种责任作为自己活着的支撑，正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坚强而隐忍地活着。丢丢虽然由于丈夫的不忠差点丧命，但当丈夫明白自己错了向她道歉时，她的宽容与善良让她原谅了丈夫。即便是对曾伤害过她的柳安群，丢丢也不记恨了。丢丢可怜老八杂人的辛酸，讨厌那些富人的耀武扬威，但当听到“丁香座”的祖孙俩的对话，丢丢“快乐地笑起来”，对这些毁了老八杂的人也原谅了。正是对他人的爱与宽容让丢丢在没了一条腿后能够平静安然地生活下去。 庸俗坠落与诗意飞翔 毫无疑问，作为不同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来双扬和丢丢也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池莉和迟子建的作品都关注着小人物不幸与苦难的生活，并试图以此建构和理解存在的本质。生活又体现了人性的全部，它既有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勃勃活力，也有在强大黑暗现实面前的弱小与无能为力，是同现实生活妥协苟合隐忍生存还是继续坚守精神家园让灵魂诗意栖居？与此相对的是灵魂的坠落与飞翔。来双扬是池莉笔下一贯的小市民形象，大胆而泼辣，丢丢则承袭了迟子建一贯的女主角形象，诗意而浪漫。如果说来双扬是现实生活的隐忍接受者，那么丢丢是精神家园的不羁守望者。 池莉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她用所谓“零度接触”的策略反映原生态的生活。她在《我写〈烦恼人生〉》中说：“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够销蚀淹没一切。在它面前，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你想干那，你很难和它说清道理。”既然讲不清道理，来双扬只能听从生活的摆布了。来双扬面对生活的打击，弟妹的不理解，爱情的失望，她认识到生活的残酷本质，她知道了活地撕累，期望过一种只卖鸭颈的生活，但生活永远不会像卖鸭颈那么单纯。面对这种不单纯的矛盾重重的生活，来双扬的态度是“崩溃”，将精神、诗意统统抛弃，不再作灵魂上的理想追求，只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庸俗或世俗地生活。自从卓雄洲让她失望，她不再对爱情存有幻想，当另一个画家像卓雄洲一样带着爱慕的眼神来买来双扬的鸭颈，并为她画像时，卓雄洲曾让她涌起的那种“温暖与诗意”已不存在，只有“崩溃”二字。“崩溃”是来双扬的语气助词，是来双扬对生活艰辛的抱怨，也是她对现实生活的妥协。理想与希望落空，她不再坚持自己精神的飞翔而是任其坠落，接受生活的一切残忍与不公。隐忍是来双扬生活的法则。她不再相信生活有什么诗意可言，在她看来，生活就是一个又一个接连不断的烦恼，琐屑而卑微是其本质。来双扬的“生意就这么做着，人生就这么过着”，不再对生活有什么理想和期望，世俗而平庸地生存着。“来双扬的风韵又增添了几笔，这几笔是冷色，含着略略凄清。”“凄清”一词传达了作者对来双扬灵魂坠落的哀叹与同情。 相比池莉，迟子建在出道以来一直坚持温情而诗意的抒写。吴义勤说：“迟子建温暖的信仰还是一种人性的信仰。”吴义勤：《迟子建论》，载《钟山》，2007年第5期。这种对人性善的坚守，让迟子建善于从生活中发现温暖与诗意，并试图超越其悲剧本质，让灵魂飞翔起来，精神永远高飞。丢丢面对自己的不可把握的命运与人生，依然一如既往地想要追求理想中的生活。在老八杂的“暗淡”氛围中丢丢的水果铺像一颗璀璨的珍珠，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各式各样的水果篮，高低错落的水果架，紫色的葡萄，金黄的香蕉。迟子建用“楚楚动人”来形容她的水果铺，丢丢不像水果店的老板，倒像水果仙子，过着温暖恬静、与世无争的生活。所以，丢丢离不开他的老八杂、水果铺、半月楼和丁香树，它们对丢丢来说，就像“身上的器官，难以割舍”，寄托着丢丢的理想生活与精神追求。当这一些都要拆毁时，丢丢尽最大努力去挽留，而当现实无可挽回时，丢丢做不到来双扬的近乎麻木的平淡，她宁愿选择死亡，用肉体的死亡去祭奠理想、让灵魂高翔。于是，她穿上蓝色的衣裙飞舞着奔向坦克式的推土机，她要用翩翩的舞蹈来表达对生活艰辛和不幸的反抗，对理想的坚守。丢丢没有死，只是少了一条腿，但残缺的肉体寄附的是她永远高翔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丢丢灵魂的诗意飞翔是对新写实小说中来双扬们精神坠入庸常的一种修补与超越。 南北地域文化的不同积淀 陆路和水路皆发达的武汉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商埠，现在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商埠文化的特征使之呈现出极大的兼容性，商业发达，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积聚，杂糅融合着全国各地的文化风俗。这些特征使生活在这里的人务实精明。武汉作为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又使生活在这里的人性格粗狂而容易浮躁。这些特征影响着池莉在创作中对形象的塑造。而面对东北文化的深沉厚重，迟子建承传的是宽厚和温情。尤其是迟子建的所生活的北极村，“那里的人善良、隐忍、宽厚、爱意”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第56页。，民风纯朴，地处边缘又接近自然。受到这种近乎原始的文化滋养的迟子建在创作中呈现出极浓的乡土特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文化潜意识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并体现在文本中使之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即使是来双扬与丢丢相似的地方，也有着细节上的不同。来双扬和丢丢同是令人敬佩的“平民偶像”，来双扬的令人敬佩的地位更多是相对于经济而言的，丢丢受人喜爱更多来自道德层面。因为来双扬是“吉庆街的第一把火，史无前例的第一例无证占道经营”，“是吉庆街最原始的启蒙”，“是吉庆街的定心丸”，“吉庆街的成功偶像”，来双扬靠做小生意养活了自己和弟妹，开了“久久”酒店，人们敬佩的是来双扬的胆识和赚钱能力，即使心里不服，也没人再敢卖鸭颈和来双扬竞争。丢丢的水果铺受到老八杂的欢迎，不是因为价钱问题，而是水果铺里浪漫又富有诗意，丢丢大方仗义，尽量帮助他人。丢丢受到老八杂人们的尊重因为两件事：一是磨刀者王老汉遇到无赖顾客，丢丢为了证明刀磨得快，当众削下一缕头发，可谓拔刀相助替王老汉讨回公道；一是寡妇陈绣的儿子金小鞍爱慕虚荣，每次开家长会逼妈妈借新衣服，丢丢将金小鞍教育得孝顺又勤快，陈绣感激不尽。这两件事都与丢丢没有直接关系，但丢丢出手相助，被人们称赞“真是侠义”，侠义是中国民间心服口服的尊称，它和金钱权利毫无联系。所以说，如果说来双扬是经济社会中“家族的保护神”，丢丢则是传统道义上的“民间的女侠”。 来双扬母亲早亡，父亲为了再娶不顾年幼的孩子离家，哥哥和嫂嫂串通好了赚她的便宜，妹妹一派清高相瞧不起含辛茹苦养大自己的姐姐。来家是一个充满着自私缺少爱的家庭。再看来双扬的吉庆街，“是一个鬼魅，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漂泊码头，是一个大自由，是一个大解放，是一个大杂烩，一个大混乱，一个睁着眼睛做梦的长夜”，是三教九流、小姐民工聚集的地方，他们白天休养，夜晚出来狂欢，与警察局打游击，是社会各种人出没的大排档。可以说“弱肉强食”是吉庆街的生活准则。在这种混乱嘈杂的环境中要生存下去，遇事只能是首先考虑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是否有益，甚至不惜触犯道德和法律来赢得利益。所以，来双扬为了养家糊口开了吉庆街无证经营的先河，她说服九妹嫁给张所长的傻儿子，以利用她拿回自己的房产。吉庆街无疑是现代城市缩影，而对这种人际关系冷漠、金钱决定一切的现象的描述，承载着作者对金钱权利高度霸权的现代都市或社会的谴责与批判，同时又隐含着无奈认同。 丢丢出生在柳家甸，不仅有父母的疼爱，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呵护，家人的爱使她仿佛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小房子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丢丢相信“人性之善”，善良和宽容是她的做人原则。结婚后嫁到老八杂，老八杂是一个朴实劳动者的团体，尽管老八杂“破败、暗淡”，但邻里和睦、相互帮助，所以“他们是辛苦的，他们却是快乐的”，做完工后无所顾忌地唱歌，歌声粗狂而朴实。迟子建用“清贫而自足”来形容老八杂的生活。正是在这种生活中丢丢的侠义之举，受到人们的刮目相看。李欧梵在谈到中国文化时说“北京是一个大的中国式的有文化的乡村，这个在老舍的小说里表现得最明显”李欧梵：《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由此也可以看到，质朴天然的老八杂与其说它是城市的贫民区，不如说它是物质贫困但宁静和谐的乡村。从这一点上看，丢丢的“起舞”是对这种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的挽歌，对老八杂的赞美式描写体现了迟子建对这种乡村模式的留恋和缅怀，而老八杂的最终被毁则体现了在现代文明的压力下传统模式不可逆转的失落，以及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尴尬与无奈。 结语 来双扬和丢丢同为当代社会中底层的女性形象，可以笼统地说她们拥有共同的社会角色，但她们面对相似困境作出的不同选择引起我们的思考：一方面，这由于作家所秉持的艺术观念的不同；另一方面，南北文化的差异对两位作家的创作也产生着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使她们对当前的社会人生作出不同的体验与沉思。池莉和迟子建对底层女性的书写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本质的关注和理解。池莉告诉我们：生活不过是一场演出，即使你身着华装，也始终逃不过落幕的悲剧。而迟子建则认为，生活是一种在苦难中的酝酿，时刻准备着那惊心动魄的时刻来临，翩然起舞。于是，池莉将人物置于绝境，对生活不再有丝毫的企盼与希望，只是习惯地进行着日常平淡又乏味的生活。迟子建的人物在辛酸生活中还存有些微的希望与勇气，因为你不知道那翩翩起舞的时刻何时到来，即使最终肉体坠落，灵魂也要飞翔。当然，这种“坠落与飞翔”的生存方式不存在好与坏的评价，只是作家不同的创作观导致的。来双扬更贴近现实一些，无论生活压力多沉重，精神怎样受摧残，她们都会不屈不挠地活下去。丢丢则更理想一些，更富有乌托邦色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正是来双扬的隐忍，丢丢的“倔强”共同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