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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onsciousness of the Male Subject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Reflected in Frank Chin’s “Guan Yu Complex” Abstract: Chinese myth, which is one of the sources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s made extensive use of in Frank Chin’s two novels Donald Duck and Gunga Din Highway, particularly in the allusion of a mythical figure: Guan Yu.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age of Guan Yu and attempts to analyze Frank Chin’s “Guan Yu Complex”. By way of remoulding masculinity with Guan Yu’s fighting spirit against the racial stereotypes and feminity embodied in Guan Yu, Frank Chin secur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males. Moreove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ouble aspects of Guan Yu and the exploration of his fighting spirit help to allevi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sexes in th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creation,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exes. Key words: Frank Chin “Guan Yu Complex” subject consciousness Author: Wei Lan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weilannj@hotmail.com 本文拟从关羽意象在美国华裔文学文本中的再现入手，以赵健秀(Frank Chin)的两部小说《甘加丁之路》（Gunga Din Highway, 1994）和《唐老鸭》（Donald Duck, 1991）为个案，探求以赵健秀为代表的华裔男作家在创作中的独特考虑——通过“刚柔并济”的关羽形象塑造，作家重新确立了华裔男子的主体地位；关羽意象乃至“关公精神”在美国华裔文学文本中的渗透有助于缓解华裔文学阵营中男女作家的两性对立，从而使作家最终实现了从“两性对立”到“两性交融、和谐共处”创作理念的转变。 一、神话在华裔文学文本中的再现与意义 在古希腊，神话指任何虚构的故事。到了现代，西方的神话概念日趋宽泛，不仅覆盖创世的远古行迹，还延展其所指——作者虚构而为之的怪异故事。到了20世纪，现代作家、心理学家更热衷于把神话定位于研究人类认知和社会结构象征模式的原始文本，如弗雷泽的《金枝》、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理论以及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无一不与神话的多重阐释丝丝相扣。 顺应这一跨学科交流的全球趋势，美国华裔作家也因地制宜，将“中国神话”的宽泛所指诉诸文字，来发挥其所具有的文化象征功能。综括之，一切中国史料、中国故事（包括古代传说、神话、文化典籍等）皆可用“中国神话”一词来涵盖。在现实的层面上，对于远离故土、无母国生活经验的华裔来说，挪用宽泛的“中国神话”不失为一种文化策略，是华裔文学从现实与心灵上自我建构的一个页面。事实上，“中国神话”正是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美国华裔写作的精神之源：华裔女作家汤亭亭首开利用神话进行华裔情感表述的先河，华裔男作家赵健秀在80年代也大步赶上，一反先前提倡“华裔美国感性”（主张建立一种非中非美的全新感性，否认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概念化形象塑造，同时也否认华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的强硬立场，在对美国主流社会渐渐认可的同时，更拓展了神话人物（尤其是关羽）在华裔文本中的再现幅度。弗莱正是通过神话发现了文学中的无意识结构——“原型”，从而建立起他的原型批评理论，其核心概念为“文学原型”。一个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Frye 365)。这一广义的“文学原型”不仅包容、贯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背景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学的结构就是神话式的，不同类型的文学构成一个中心的统一的神话；整部文学史即由仪式原型所展开的五阶段的“置换变形”，其中当主人公在种类上高于他人和环境时，即“神话”。那么，我们是否可推断：华裔文学文本中神话人物的再现和渗透是否就是母国中的文学原型——以历史人物为骨架的文学意象的模仿和变异呢？ 追溯中国历史，关羽本是一位普通将领，陈寿的《三国志·关羽传》对其语焉不详：“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诼郡”(630)。实质上，历史上真正的关羽并无后世加之其上的种种圣迹（如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等）。关羽神话的始作俑者是民间说唱艺术和通俗小说，后经过与皇权的整合，关羽成了具普世意义的人神，并随着走出国门的华裔到了异域他乡。 浸润在如此浓厚的关羽崇拜文化氛围中，不少美国华裔作家纷纷将中国神话中的关公意象移植到华裔文学文本中。这确实意义特殊：针对美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华裔神话范式的缺失，关羽神话和其他神话一道，共同塑造着华裔文学的丰富肌理，并给当代华裔作家以创作激情。实质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的小说《唐人街》中就有对关公的评价：“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军人楷模，死后变成战神，保护正直的人，谴责那些残酷、不诚实的人”（253）。之后，汤亭亭在《女勇士》（The Woman Warrier, 1976）中曾言，“无论怎样，我们总会获胜。关公，这位战争和文学之神总是助我一臂之力”（Kingston 35）。 70年代初，当赵健秀等四名亚裔年轻人编辑美国第一本亚裔文学选集《呀咿》时，他们就声称“是以中国的艺术与战争之神——关公”(Chin, et al., Aiiieeeee! xiii)的精神作为他们的动力。也是在70年代，赵健秀以剧本创作起家，其早期剧本《鸡舍华人》和《龙年》均涉及关公的引喻。具体说来，二剧本中的人物：唐·兰姆（Tam Lum）和弗雷德·恩（Fred Eng）分别追求理想的父亲形象和家庭的和睦团圆，而唐所期待的阳刚之气和弗雷德所向往的个人主义均在关羽身上得以体现。之后，赵健秀对关公愈发崇拜，几乎其后的每部作品都涉及关羽意象或有以关羽为原型的人物再现；再加上作家为人刚正不阿，不屈不挠地与种族主义作斗争，评论界称其为“关公的化身”。90年代初，作家再次声称“对士兵来说，他（关羽）是战神，对士兵和高傲的掠夺者来说他是掠夺之神，对舞文弄墨的文人来说，他是文曲星，对于那些在舞台上扮演他的人来说，他是保护神”(Chin, 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and the Year of the Dragon xxvi)。 在西方，男性气质的传统定义为：阳刚、文明、理智、富有进攻性；而女性则是柔顺、被动、感性多情的角色。依此界定，关羽的气质在上述三者的阐释中也各有差异：在林语堂笔下，关公极具军人风范，以男性的阳刚之气为主导气质；到汤亭亭那里，关公有男性的威猛，兼容文人气质中的儒雅（女性气质微微表露）；赵健秀更是承继了前二者对关羽的阐释，且又有所建树——在其笔下，关羽一时为刚武的战神，一时为风雅的墨客，旋又幻化为舞台上长髯飘飞、姿态优雅、美目流转的优伶。在其男性的笔下，一介武夫在其固有的阳刚气质中又平添了几许属于女性的文雅，属于忽阴忽阳的伶人的飘忽。回顾一下，作家在早期戏剧中显然对关羽气质中的阳刚之气过度着墨，而到了90年代的小说创作，作家却同时兼顾对关羽双重气质的整体把握，可见作家对神话人物的感悟和文本阐释也是一个逐渐丰盈而完善的过程。赵健秀“刚柔相济”的关羽阐释极具创意，恰体现其萦绕不去的“关羽情结”：针对早期历史上华裔男性受“阉割”、主体缺失的经历，一贯立场激进的作家选取关公（而不是有刚无柔的张飞）来完成其男性创作的意图，决非无的放矢。无论在影响力度、表征的文化内涵、借喻的深度、男性阳刚气质的蕴积、女性气质的渲染上，较之其他中国历史人物、神话人物，关公形象均胜一筹，其英勇斗志所显扬的男性魅力恰与作者对抗种族歧视、树立华裔英雄的初衷吻合。更难得的是，作家不囿于大男子主义的男性视角，从关羽儒雅的文人风采中捕捉到女性的柔和气质，从而实现对神话人物文本再现的整体考虑。可以说，在关羽神话这一轴心所辐射的纵横古今、驰骋异国的无限时空场域里，作家尽情延展创作空间，在消解两性对立、文化冲突的过程中逐步从强硬的“华裔邪教主”变成倡导“双性交融、和谐共处”的宽容长者。 二、“关羽情结”与华裔男子主体意识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初，赵健秀在《唐老鸭》中，借小男孩唐老鸭之口来钩沉民族记忆，重构华人历史——唐老鸭每晚都梦到关公指挥华人修筑铁路，创造出每日铺10英里铁轨的记录。《甘加丁之路》融中国神话和美国通俗文化于一体，表述了以关羽为原型的关氏父子——龙曼·关和尤利西斯·关两代人对饰演华人侦探陈查理的迥异态度，讽刺了白人对华裔的刻板描述。可见，赵健秀小说承继了其旧有的关公眷恋，并有新的阐释。 在这两部小说文本里，关羽忠诚、英勇、正义，重兄弟情义，是中国人伟大品格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作家对华裔文学传统——英雄文学传统的定位（体现在反自传、反种族刻板形象、创建英雄传统、反改写中国传统文化）上，关羽占据重要地位。作家说，“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关公的血脉，这就意味着我写剧本注定要像打仗一样，非得把想说的话全部扔出去才能得到平衡”(McDonald 250)。这里的话引人深思：作为华裔男性作家，他的抗争对象是何人？这还要从华裔文学中男性主体性的缺失说起，赵健秀作为华裔男性作家的关羽崇拜和理想的父亲形象（融感性和理性、男女二性为一体）建构才浑然一体。因此，上述两点和华裔男性主体建构才成为逻辑发展的一个序列。 追忆美国华裔文学在主流读者中的影响可以说有三个辉煌的时期：其一始于1945年黄玉雪发表的《华女阿五》，其二是1976年汤亭亭的《女勇士》，其三是1989年潭恩美的《喜福会》。三个时期，三个历史的纵切面，均为三位不凡的女性在为美国华裔文学摇旗呐喊。那么，为何女性作家如此张扬而男性作家却失语？女性作家极力弘扬的女性主体意识和男性主体建构有何联系？ 西方哲学在传统上把独立的个体看作思想和行为的唯一可能的主体，从笛卡尔的“我思”到弗洛伊德的“利比多”，莫不如此。依此传统的主体圈定，男性/女性主体可理解为——独立自主的、可利用知识和想像力去表征世界的男性/女性或独立意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在古希腊、基督教的文明里，还是在中国的儒家文化里，女性始终是生理意义上的男性的客体，或以“他者”身份被置于边缘的地位。因此，随着19世纪女权意识的萌发和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作家和评论家更在文学的层面上弘扬女性主体意识和先进的性别文化观念。不少华裔女性作家受到启发，为女性主体的张扬作了很多努力，尤其体现在当代华裔文学发端之时的女性创作和女性主义运动的互动方面。 当然，掩映在轰轰烈烈的女性主义运动下，华裔男性的主体意识建构之途难免充满艰辛和误解。事实上，与女性的“第二性”地位相似的是，华裔男性也曾饱受西方对亚洲男性族群的“女性化”折磨，体现在早期华裔男性所遭受的女性化待遇以及在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化形象。早在1974年《呀咿》的序言中，以赵健秀为代表的华裔男作家就把华裔男性的主体缺失归结为——美国的东方主义话语对华人形象的丑化，尤其体现在英国作家比格斯笔下的华人侦探陈查理：一个“臃肿的，咬文嚼字却又口齿不清的、娘娘腔似的小侦探”(Chin, Preface xvi)。 这是美国电影中被歪曲的华裔刻板形象，代表美国华裔这一整个族群，难怪生就反骨的作家义愤填膺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一些声名赫赫的华裔女作家的笔下，如汤亭亭的《女勇士》、潭恩美的《喜福会》、《灶神娘娘》中，女性作家专注于女性主体建构，而把华裔男子排斥出了以母系为特征的创作之中，使之成了无能的代名词。 张敬珏曾说，“要研究美国华裔文化不去深入发掘美国历史上强行女性化华人男性，不去面对美国的种族原型论调和民族主义的反抗势力，或者更重要的是，不与亚洲与西方文化中顽固的男人气和娘娘腔进行较量是不可能研究性别问题的”(qtd. in Cheung 107)。为了一雪华裔男性遭“阉割”、被女性化刻画的耻辱，一贯激进的赵健秀发动了反攻。可是，此时的他却一改早期排斥女性的偏激立场，而是驰骋想象之翼，从遥远的祖国挟来具战斗性的武神与战神、同时又兼具女性柔和气质的“文神”——神话人物关羽，来重塑一位精神领袖的形象，重振华裔男性作家和华裔男子的主体精神，同时也为塑造新的华裔形象提供言说的精神感召力和书写资源。90年代初，十年未出版任何作品的赵健秀打破沉默，在《大呀咿》中不惜笔墨详加介绍《三国演义》与关羽，并认为“关公是没有任何缺陷的，是正直、清廉和复仇的化身，是一个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十分自信的斗士” (Chan, et al., The Big Aiiieeeee! xiii) 。之后，《唐老鸭》和《甘加丁之路》相继问世，与华裔女作家的“花木兰情结”相映成趣的是，两书均涉及关羽借喻，反映了一个多思的男性作家在历史转型期的机智应对。 在《甘加丁之路》中，赵健秀一如既往地把矛头指向华裔在西方人心目中的概念化形象。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关氏父子——龙曼·关和尤利西斯·关均借用了人神合一的关羽的姓氏，不能不说是赵健秀的一大创意。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或许正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父亲龙曼·关却无法为理想的父亲形象代言，无法为关羽所体现的英雄风范正身。曾是粤剧明星的龙曼·关移居美国后打入好莱坞，在很多电影中扮演“必死的中国佬”和华人侦探陈查理的四儿子并引以为豪，后来主演陈查理的白人演员因年老需要挑选新演员，于是争取饰演陈查理便成了龙曼·关的奢望。事实上，陈查理是白人导演想象出来的白化了的模范黄种人，但即使这么个种族歧视的产物也让龙曼·关这一华人男演员无法有机会饰演。 正如通晓美国人情的龙曼·关的妻子风信子所言，“在好莱坞电影中，华人永远不可能主演华人！绝不可能！他们会找白人妇女扮演华人侦探也不会找华人男子，他们会找华人女同性恋做明星也不会找华人男子”（赵健秀 40）。父亲身上女性软弱、柔媚气质的泛滥、男性阳刚之气的缺失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关羽的完美父亲意象与龙曼·关的蹩脚父亲形象彼此映衬，一种诡秘嘲讽的文本魅力弥散在书页间。 与父亲奴媚外表下的寡情相反，儿子尤利西斯·关感性十足且豪情万丈。虽自小被白人养大，但对华裔所受的种族歧视切齿痛恨，十分鄙视父亲所追求的理想，曾和儿时挚友迪戈和本尼迪克特仿“桃园三结义”义结金兰： 张飞邀请刘备和关羽到他家的桃园讨论救国大事。当时正植桃花盛开。在张飞家的桃园里，他们结拜为生死兄弟——刘备、关羽和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中文老师听到我们宣布我们三人就是中文书中的结拜三兄弟之后大发雷霆。但是我们就是桃园结义的三兄弟，我们是三个火枪手。 （赵健秀 80） 这样，侠骨柔肠的关羽和尤利西斯·关合而为一。作为作家三十年创作生涯中第一位较正面的男性角色，尤利西斯·关的双重气质积蕴是很有深意的：他的男性豪情自然弥补了父亲阳刚之气的缺失，而其感性多情又对父亲身上的伪女性气质（看似柔媚多情，实则寡情）进行了颠覆。 另一部长篇小说《唐老鸭》依然承继了作家的父子-关羽眷恋，但父与子的形象塑造均与前书迥乎不同，其人物蕴积的双重气质也更胜一筹。本书中的父亲是理想父亲的象征，其“刚柔并济”的父亲形象也是通过扮演关羽而实现的。父亲有着母性的慈和与感性，时时恪守天命——他眼中的一种孔子哲学，并告诫儿子“历史是战争，而不是游乐！你得维护好自己的历史，否则就丢失了”(Chin, Donald Duck 123)。同时，父亲又绝对冷静和理性，“一个人要想成为男性的楷模，就必须做到纯洁、禁欲，具有个性，同时控制好男性常有的暴力倾向” (Chin, Donald Duck 156)。在父亲的影响下，12岁的儿子逐渐抛弃旧有的对华人的偏见，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才逐渐知晓白人社会模式化的华人刻板形象，并梦想看一看他祖父的父亲的父亲，“他掰着手指在眼前数着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父亲的父亲，四代人” (Chin, Donald Duck 25)。可以说，儿子因此跨越了敏感多情的迷惘期，走向了理智而不乏感性的成熟期。在本书结尾，当历史老师又诋毁华人时，栖身于12岁华裔少年身上的关公喷薄而出： 莱特先生，你认为华人消极被动，没有竞争力，你错了！是我们把萨米特隧道炸通的，是我们在内华达山脉的高山上连续两个严寒的冬天艰苦作业，是我们为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举行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是我们由于一天之内铺设的铁轨最长而创造了世界纪录，也是我们在普罗蒙特里铺下了最后一根枕木，正是像你一样无知的人才把我们华人排斥在那张照片之外。 (Chin, Donald Duck 151) 此时，唐老鸭的心理年龄已不再是12岁，他成熟了，在关羽形象的感召下，他不再是迪斯尼乐园的搞笑卡通人物，也不再是同龄伙伴戏耍的女性化的小玩偶，而是融男性抗暴精神和女性灵活柔韧性于一身的“关公”。可以说，从过分女性化的父亲——龙曼·关到兼具男儿本色和女子感性的唐老鸭的父亲，从侠骨柔肠的尤利西斯·关到12岁就善于通融、有节有度且主体意识觉醒的唐老鸭，赵健秀和书中的人物合而为一。把脉两部书中以关羽为原型的两对父子形象塑造，笔者再一次体会到作者对男性主体建构的思索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作品中人物所作的努力是作家的写照，勾勒出一位男性作家建构男性主体的渐行渐宽之途，也映现了作家从早期剧作中力行的“重阳刚、轻阴柔”到90年代小说创作中倡“两性和解、交融、和谐共处”的心路历程。 三、从“双性对立”到“双性交融、和谐共处” 历史在前行，在反殖民、反女性化的抗争中，美国华裔文学也在曲折潜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赵健秀的创作理念愈发成熟，而关公情结愈发深厚。回顾作家早期作品中对中华传统的否弃、对女性人物的局限刻画，作家在90年代凭借关羽神话的移植，无形中拓展了一度狭窄的写作空间，也无形中缓和了数十年的两性宿怨（尤体现在赵汤之争），实现了从“双性对立”到“双性交融、和谐共处”创作理念的跨越。 至于赵汤之争——赵健秀和汤亭亭的文化论战，有学者巧妙地称之为“关公战木兰”。巧合的是，这种说法又和本篇所涉的立意有所牵连：赵健秀在其男性文本中恣意张扬其独特的“关羽情结”，关羽精神也因此超越男性文本，得以延展到整个华裔文学创作的层面；汤亭亭以《女勇士》一举成名，其中蕴含的“木兰情结”也为人评论不休，究竟关公和木兰为何而战？是否有必要一决生死？男女两性之间是否不可通融？笔者依旧把重点放在赵健秀的“关羽情结”的延展上，并试图捕捉汤亭亭的“木兰情结”与前者的锲和之处。退一步说，既有“关公战木兰”之说，就必有其“战”的理由。至于具体的分歧所在，本篇就不赘述了，还是本着二者之间的性别之差、神话人物阐释之异与同进行简要的探讨。 追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发端之时，确实涌动着以男性为中心的好战的民族主义情结。而且，这种好战的理想虽然在理论上反种族压迫，但在文学创作中的象征性对抗往往是针对种族压迫中的女性（这又和前面提到的华裔男性反女性化刻画有着联系）。因此，在当代华裔文学发展初期的男性文本中（特别是在赵健秀的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无论是美国白人或华裔，都被等同于压迫华裔男性阳刚之气的破坏势力。这在赵健秀的早期诗歌或短篇小说《阿元之死》(The Only Real Day, 1959)以及《吃完就跑的夜行人》(The Eat and Run Night People, 1976) 中有所体现。到了戏剧《龙年》，作家对女性的态度才似乎有所缓和（其中文家的女儿玛蒂是作家较同情的女性角色）。但作家毕竟因先前对女性的不恭而得到一个“厌恶女性者”（misogynist）的名声而久久不得脱身，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更死死揪住这点不放，对其大男子主义论调予以抨击，并为汤亭亭摇旗呐喊。而后者的代表作《女勇士》中的花木兰意象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成为对抗男权的复仇女神意象。甚至汤亭亭本人也说，“我们不想回答，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小事都会损害他们男性的尊严。他们本身已经十分脆弱”(qtd. in Skenazy 185)。在此，女性的优越感，对男性的傲视神色似乎一清二楚，无数评论家更因此解析为——汤亭亭反中国国内的父权制或美国国内的华裔男性。不管是否误读，印象一旦形成，便成了传统：关公和木兰彼此相仇，两性彼此对立。事实上，赵健秀对“刚柔并济”的关公意象的阐释与汤亭亭对关公的文本再现乃至之后木兰的文本再现是彼此锲和的：前者的关羽本就来源于后者所称的文神、战神，前者的“关羽情结”也已逐渐内化为“关羽精神”，渗透进整个华裔文学创作（包括女性创作）中；而后者在阐释“木兰情结”时也自觉融入男性作家的创作理念，赋予本身就“女扮男装，男女不分”的传奇女性以关羽般果敢的男性气质。可见，两位作家在两性和解、交融中正逐渐实现沟通和谅解。 两者在对中国经典的追求和利用方面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策略性地对中国传奇进行再阐释，以打造华裔美国人的主体性。具体说来，即使激进如赵健秀，在强烈批判后者在《女勇士》中随意篡改木兰故事的同时，他也曾作出修正，称假如此书被当作小说而非自传出版的话，他会推崇备至。可见他反的是自传写作，而非华裔女性本身，可见其“厌恶女性”的立场也非始终不变，或许可以说，他更多的是反压迫华裔的种族主义势力，或女性化的刻画而非具体的女性。如赵健秀一样，汤亭亭也在进行着看似前后矛盾、实则顺应自然的修正。在《女勇士》中她曾宣言，“我们华裔女孩听大人讲故事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长大时仅成为别人的妻子或奴隶，我们就没出息了”(Kingston 20)。 在这里，华裔女性的双重角色有目共睹：妻子和男性化的英雄或剑客——女性气质显然并不排斥男性气质的介入，而是彼此并行不悖。在《引路人孙行者：他的伪书》(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1989)中，女作家更明白地拒绝扮演反中国父权制和华裔男性的角色，甚至为华裔男子立言，挖掘华裔在美国历史上作出的贡献，而“花木兰”也变得更名副其实——女扮男装，充任当代社会的领导人，承担着男性英雄的角色，一个口才雄辩的演说家，一个思想独立、敢于向传统挑战的人。从广泛的意义来说，木兰即关羽，木兰精神即关羽精神的异形相似体，关羽木兰本无嫌，二者彼此交融而和谐共处。或者可以说，两位作家在运用神话人物传达两性和解、交融、和谐共处的信息方面，逐渐殊途同归。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 2007年第4期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