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高涨的中期，就有不少西方学者，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等，或者以其亲身的流散经历来关注流散现象及流散写作，或者通过分析一些流亡作家的文学文本介入了对流散写作的考察和研究。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概念的日益不确定和民族文化身份的日益模糊，大规模的移民潮和流散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这种现象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流散写作的方兴未艾。伴随流散写作而来的另一个现象就是作者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虽然包括海外华裔在内的流散作家的文学成就十分引人瞩目，但国内对之的关注和研究却甚少，至少很少有人从文化研究和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一发生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独特现象①，这确实与流散写作在全球化时代的繁荣兴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旨在弥补这一缺憾。另一方面，我本人通过对流散现象的历史溯源，发现这一现象突然出现在当今时代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漫长的历史潜流和独特的传统，它不仅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现象，同时也有着其自身的文学进化逻辑。因而同时从社会历史的眼光和文学史的角度来综合考察流散写作的身份认同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目的。 全球化、移民和流散现象的出现 对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论述，我已经在国内外发表了不少文字，在此不再赘言。在对全球化现象进行理论建构时，我曾基于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进行的全方位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从7个方面对这一现象作过理论描述和总结。也即：（1）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的运作方式；（2）作为一个已有数百年历史演变的过程；（3）作为一种全球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4）作为一种批评的概念；（5）作为一种叙述范畴；（6）作为一种文化建构；（7）作为一种理论论争的话语①。然而，随着文化全球化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多维取向，随着上述流散现象在当代的日益明显，我们还应该将全球化的后两个方面——移民潮的形成和流散文学的崛起以及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建构纳入我们对全球化研究的视野。本文主要讨论流散写作及其由此而来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追溯流散现象出现的原因必然首先考虑到全球化给世界人口的重新组合带来的影响，毫无疑问，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的全球性的大规模移民。 作为历史上最早关注全球化现象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150多年前就《共产党宣言》中颇有预见性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到大规模的世界性扩张的过程，指出，由于资本的这种全球性扩张属性，“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毫无疑问，伴随着资本的对外扩张，发展和操纵资本的运作与流通的人也就必然从世界各地（边缘）移居到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中心：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定居、生存乃至建立自己的社区和文化。而一旦他们在经济和金融的中心确立其地位后，便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此伴随着资本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便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此外，资本的所有者还不满于在本地扩大再生产，他们必须考虑到向海外的边缘地带渗透和施加影响，以便开拓新的市场。在这里，他们一方面通过代理人或中介机构推销他们的产品，推广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则在当地“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介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变体。这实际上就是全球化时代流散的双向流程。不看到这一点，只看到强势对弱势的施压而忽视弱势对强势的抵抗，就不能全面地把握流散现象的本质特征。 当今时代的全球化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信息产业早已取代了传统的农业和机器工业。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劳动者早已经不是早先那些没有什么文化教养的产业工人，而更多的则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作者。他们除了对自己的职业有着特殊的爱好外，还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有着清醒的意识。作为一位同时对全球化问题、后殖民批评以及流散作家的身份认同都有着精深研究的第三世界裔西方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同时也是一位汉学家，尤其对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本人是一位土耳其后裔，在民族身份方面也和赛义德和巴巴一样异常敏感。他在美国学术界的立足实际上也是从边缘向中心流动最后驻足中心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他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身份问题的这段概括性描述也许对我们认识流散现象与另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无启迪： 在历史性的评价中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和代理人，这一点在殖民主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殖民主义是继欧美在全球的扩张中出现的，并且他们企图把这种殖民化纳入欧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轨道。而在民族主义中的表现就没有那么突出了。特别是地区—国家的出现，在此区域的构想下，这种民族主义似又与全球化的必要性相违背……早期国家内部地区间的联系造成了地区—国家这一状况，而这一点或多或少地促使了先期不同的政治体系中，其范围从部落到帝国的地区性。此后，19世纪后半叶地区形态的全球化的扩展在两方面对全球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①。 因此,民族主义从来就是和殖民主义同时存在的：哪里有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哪里就有民族主义的抵抗和“少数人化”的策略，而后者，正如巴巴所言，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②。 讨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必然涉及流散现象及流散写作。我们今天所说的“流散”(Diaspora)一词又可译作“离散”或“流离失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diasporic studies)。“流散”最早的使用是西方人用来描述犹太人的大规模“离家出走”和所处于的“流离失所”状态，明显地带有某种贬义。现在居住在新加坡的华裔澳籍学者王赓武曾经气愤地质问道，“西方人为什么不称自己的移民为流散者呢？显然这其中带有殖民主义的种族偏见！因为这个词主要是指涉欧美国家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在海外的移民族群”。 他指出当今一个非常有趣但又十分严峻的事实：随着大批中国移民在海外的定居，他们首先考虑到是要融入当地的民族或社区文化，因此有的人不仅不用汉语写作，甚至连姓名也改成了当地人的姓名。就他们的身份而言，除了一张华人的面孔外，我们已经看不到他们身上有任何华人文化的痕迹了③。但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则是，不少人还是选择了用国际流行的语言——英文从事写作，因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在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时至今日，“流散”这一术语已经越来越带有了中性的意思，并且越来越专指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所造成的“流散”状态。虽然对“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剧，一大批离开故土流落异国他乡的作家或文化人便自觉地借助于文学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流离失所的情感和经历，他们的写作便形成了当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既充满了流浪弃儿对故土的眷念，同时又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异国风光。由于他们的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就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分裂的和多重的。也即他们既可以以自己的外国国籍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同时又在自己的居住国以其“另类”面孔和特征而跻身当地的民族文学大潮中。在当今时代，“流散研究”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热门课题。毫无疑问，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 则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那么，“流散”和“流散写作”究竟是当今时代发生的一个现象，还是有着一段漫长的历史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流散”及其写作的历史渊源以及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和特征。 流散写作：历史的演变与传统 近几年来，在中国的学术界，主要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界关注流散及其写作。这也正好说明，研究流散文学现象可以纳入广义的国外华裔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因为上述两种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范围。由于流散文学现象涉及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自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因此，将其纳入跨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野是完全可行的。 就近20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创作界几乎每隔五年左右就为当下的流行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提供一批可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本。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了全球性特征，和国际水平缩短了时间差。而相比之下，理论批评和研究却显得明显的“滞后”。最近我们非常欣喜地读到一些出自海外华裔作家之手笔的作品，并自然而然想到把他们叫做中文语境中的“流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s)。当然这个词过去曾译成“流亡作家”，但用来指这些自动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确切，因而有人认为叫“离散”作家为好。但这些作家又不仅是离散，其中有些人近似流亡散居或流离失所，而另一些人则是有意识地自我“流散”的，这种流动的和散居的状态正好赋予他们从外部来观察本民族的文化，从局外人的角度来描写本民族/国家内无法看到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将其译作“流散文学”比较贴切。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四海为家，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我们若考察近20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便同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然而却不无其内在规律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则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当然对流散作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其广义的流散文学和狭义的专指全球化过程所造就的流散文学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过程的演变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和发展线索。 广义的流散写作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甚至文艺复兴时期。那时的具有流散特征的文学并没有冠此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 on 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作家的部分小说，但并不说明作家本人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往往由于其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只好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发展史，颇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可以说，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当然，对流散的现象并不可以一概而论，这其中有着复杂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流散或流离失所以及所导致的身份认同方面的后果，当代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深入的研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描述了流散族群的状况，“作为一项知识使命，解放产生于抵制对抗帝国主义的束缚和蹂躏的过程，目前这种解放已从稳固的、确定的、驯化的文化动力转向流亡的、分散的、放逐的能量，在今天这种能量的化身就是那些移民，他们的意识是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意识，是介于不同领域、不同形式、不同家园、不同语言之间的政治人物的意识”①。这些体会和富于洞见的观点均体现在他出版于上世纪末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2000)一书中。在收入书中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 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①。赛义德作为一位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后裔，是一位典型的流散知识分子，他把自己称为一位“流亡者”。在长期的客居他乡的生活中，这种流亡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不时地表露在字里行间中。那么他本人究竟是如何克服流亡带来的巨大痛苦并将其转化为巨大的著述之动力的呢?赛义德一方面并不否认流亡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不幸，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然而，我又必须把流亡说成是一种特权，只不过是针对那些主宰现代生活的大量机构的一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毕竟流亡不能算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一生下来就陷入其中，或者它偏偏就降临到你的头上。但是假设流亡者拒不甘心在局外调治伤痛，那么他就要学会一些东西：他或她必须培育一种有道德原则的(而非放纵或懒散的)主体②。从上述两段发自内心的表述来看，赛义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离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 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往往不难读到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 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脱（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正是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才最有创造力，才最能够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因此这种第三种经历的特征正是体现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的多样性，颇为值得我们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由于流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展的当代现象，对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还有待于另文专述，本文的目的只是提出全球化语境下的流散写作所导致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 华裔流散文学与多重文化认同 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北美文化理论批评界，在这方面，跨学科的学术理论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起到了某种导向性作用。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认同的政治”(identity politics)方面的论文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约请凯姆·安瑟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和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将这些论文编辑为一本题为《身份认同》(Identities)的专题研究文集。从该文集的标题来看，两位编者以及各位作者已经自觉地达成了某种共识，即身份认同已经不是单一的现象了，而是裂变成了多重指向的复杂现象。因而对之的研究视角也自然是多重的。正如两位编者所言，“来自各学科的学者都开始探讨被我们称为认同的政治的话题”，这显然是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本真性”的尝试一脉相承。在两位编者看来，“对身份认同的研究超越了多学科的界限，探讨了这样一些将种族、阶级与女权主义的性别、女性和男性同性恋研究交织一体的论题，以及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族裔研究和区域研究中的族裔性等相互关联的论题”①。毫无疑问，经过十多年的讨论，这些研究滋生出了当今学术争鸣的许多新的理论和学术话语。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研究就是目前广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所使用的一种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既然流散写作本身已经同时在几个层面跨越了固定的“界限”：学科的、民族的、语言的、文化的以及人种学的，因而从认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华裔流散作家群体目前主要生活在欧洲、澳洲和北美，就其文化和文学上的成就而言，居住在北美的流散作家成绩最为卓著。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黄哲伦、伍慧明等早先的流散作家以及哈金、裘小龙等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直接移民去美国的流散作家已经以其自身的文学创作成就为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美国的文学史家在撰写当代美国文学史的时候已经自觉地将他们的创作成就当作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作品都是用英文撰写的，并且率先在北美的英语图书市场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因此，北美乃至全世界的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一媒介而达到的。他们对中国的介绍和描述是否客观真实将直接影响到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的了解。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试图认同中国为自己文化的母国，但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妖魔化”大合唱，因而客观上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形象的“期待”：从一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对自己本民族的弱点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剖析。 既然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流散文学现象中表现出独特的特征，那么他们是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处理异族身份与本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的呢？正如对华裔流散现象有着多年研究的王赓武所概括的，“在散居海外的华人中出现了五种身份：旅居者的心理；同化者；调节者；有民族自豪感者；生活方式已彻底改变”②。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必然涉及对流散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分析。如前所述，流散文学又是一种“漂泊的文学”，或“流浪汉文学”在当代的变种，或“流亡的文学”，它自然有着自己发展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因此通过阅读华裔文学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许可以使我们更为了解漂泊海外的华人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他们又是如何在强手如林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和文学创作界异军突起乃至问鼎诺贝尔文学殿堂的。 由于流散文学研究属于后殖民研究的范畴，而后殖民作家和理论家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他们是以“另类族群”(alien group)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因此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宗主国，生来就处于帝国的边缘，因而往往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同胞组成自己的生活和交际圈子。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可以生活在帝国的中心享受着中心的种种优越条件的特权，因此在他们的思想意识深处，自觉或不自觉地会产生某种新殖民主义的意识。这尤其会表现在他们与真正来自第三世界的人们的交往中，甚至在与他们自己的同胞的交往中，他们也会流露出优越于后者的新殖民主义心态。当年赛义德在评价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所同时具有的“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双重意识形态或双重身份认同。以此来描述不少华裔作家也是颇为恰当的。 我们一般认为，文化身份与认同并非天生不可变更的。身份既有着自然天成的因素，同时也有着后天建构的成分，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人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完全有可能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就拿曾经以《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一书的出版而同时蜚声美国主流文学界和华裔文学界的著名女作家汤亭亭为例。她本人是一位在美国华人社区成长起来的华裔女作家，她在学校里受到的几乎全部是美国式的教育，但是在她的记忆里和心灵深处，又充满了老一辈华人给她讲过的种种带有辛酸和传奇色彩的故事，再加之她本人所特有的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她写出来的故事往往本身也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更带有自传的色彩。她的作品被不少华裔作家和批评家认为是对传统的“小说”领地的越界和颠覆，而在那些熟悉她的生活经历的人们看来，其中的自传成分又融合了过多的“虚构”成分。实际上，正是这种融多种文体为一炉的“混杂式”策略才使得汤亭亭的“非小说”作品得以既跻身美国主流文学批评界，同时又在图书市场上大获成功的。她以及和她同时代的华裔作家们的成功不仅为有着“多元文化主义”特征的当代美国文学增添了新的一元，同时也客观上为海外华人文学扩大了影响。对他们的写作的价值的评价应该是后来的研究者的任务，但我们仅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认定，他们的写作具有一定的批评和研究价值：不仅可以作为文化研究的鲜活材料，而且也可以据此对西方的文化认同理论进行重新建构。 原载：《社会科学》 2006年第11期 原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