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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本书的名字叫《逐鹿》。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唐·刘待价《君之碑铭》：“长河不竭，疏断虵之曾岫；连岳无穷，属逐鹿于中原。”这都是比喻群雄并起，争夺天下的。于是便有了“群雄逐鹿”、“逐鹿中原”这些成语。书名叫“逐鹿”，所写事物必是与争夺有关。果然，此书写的正是“竞选”之事。竞选权力，可不就是争夺“天下”么！那么，竞逐的结果鹿死谁手呢？这便是一个最大的悬念。逐鹿者都是谁？他们是如何逐的？各有些什么招数和伎俩？所有这些，都是悬念。正是这许多大大小小的悬念，构成了一连串迷人的谜，吸引人欲早揭谜底，一读为快。 以上这些算作是“解题”吧。 我之所以特意说了这么些话，是因为赞赏这个“题”通俗与高雅并立，明与含蓄共存，具体与抽象互补，浅显与深刻相济。题目是作品的眼睛。画龙点睛见功夫，这个睛点得巧妙，足见作者之匠心独具。 ＜二＞ 纵观文学宝库，凡是伟大的作品，必有其伟大的时代价值。也就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然，还不能说《逐鹿》就是伟大之作，但它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则是弥足珍贵的。 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光灿耀眼的东西，是多少世代以来，人类就追求的天堂圣物。然而，在当今之世，又有何处真正的、完全的、彻底的实现了呢？就我中华而言，多少代、多少辈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前仆后继，不仅鼓与呼，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献出生命。但是，唾沫、泪水、汗水、鲜血，并没有汇聚成自由民主的滚滚洪流。新中国诞生后，自由民主的光芒才真正地普照神州大地。不承认这光芒那不客观，不公正，但若把这光芒过分夸大了，那也不实事求是。就拿民主来说，我们取得的成绩与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差距还很大，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在我们的行程中，21世纪初叶，在中华大地上兴起的 “竞选”风潮，可算是民主的一个很时髦的“新生事物”。在此之前，一些中低层次的掌权者，不是由“上级委任”，就是由所谓的“代表投票”决定，广大人民群众要么是毫无发言权，要么就是发言权被人“代表”。总之，是选举权实际上被剥夺，被架空。至于被选举权，那不过是写在法律条文中的一句空话。而“竞选”这一新事物，至少从形式上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参与”的机会，使人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政治权利得以实践。然而，任何新生事物都必然地存在一些稚嫩的、不成熟的缺陷，加上“人”的种种劣性的因素及制度上的不完善，竞选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都演变成了一出闹剧。结帮组派谋小团体利益；钱物贿赂；走门路傍高官；对别人栽赃陷害，造谣污蔑；给自己造功捏好，涂脂抹粉。丑陋的，肮脏的，卑鄙的，下流的，阴险的，狠毒的，弄虚作假的，颠倒黑白的，封官许愿的，色财引诱的，形形色色，光怪陆离！ 作为生活的记录，社会的缩影，《逐鹿》不仅从正面赞颂了“竞选”的功德，而且毫不留情地、深透地揭露了“竞选”中发生的种种假丑恶。从这个意义上讲，《逐鹿》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有人说，它是当代的“官场现形记”。其实，它不只是停留在“现行”上，作者始终站在正义的立场上，用她深沉而鲜明的爱憎褒扬先进的、光明的，针砭腐朽的、黑暗的。如果说，《逐鹿》所暴露的种种丑恶，是民主洪流行进中难免泛起的污渣和小逆流，那么，作者大声呼唤并极力推动的，便是真正的民主早日实现。 也许，若干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再读《逐鹿》时，会感到迷茫，不理解21世纪初叶的人们，怎么会是这样的精神境界和生活形态。这不奇怪，正像今天的我们，对原始人祖先茹毛吮血，感到迷茫，甚至不理解西藏农奴制一样。不理解，是因为没有身临其境，缺乏亲身感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逐鹿》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它能帮助后人了解我们的这个时代，了解我们这代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的生活，物质文明，精神的文明。但愿咱们的后人能尽早尽快地、完全彻底地讥诮可怜甚至鄙视我们。那就说明，他们真正过上了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 ＜三＞ 小说的基本特质是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凡是优秀的作品，必有曲折有趣、美丽动人的故事和一些鲜活生动、栩栩如生的人物。伟大的作品，则必有新鲜离奇、感天动地、摄人魂魄的故事和许多独特别致、叫人爱得死去活来或恨得咬牙切齿的人物。 故事是否新鲜有特色，首先决定于所写题材是否新颖有特点。当然，“新”和“旧”不能片面地用时间衡量，历史题材不一定是“旧”的，现实题材也不一定是“新”的。“新”和“旧”也不能简单地以“点击率”来衡量，写别人已涉及过的题材不一定就“老调重弹”，写未被人写过的题材不一定就“标新立异”。“新”的关键在于：有无新的角度和新的立意。 《逐鹿》的题材是现实生活中的“新生事物”，不用说，是“新”的，而且还鲜有人涉猎，这就不论是从角度上还是从立意上看，都不会与人雷同和蹈人覆辙。更可喜的是，《逐鹿》在选材的角度和立意上，还给了我们很新奇的视角和很深邃的含义。这证明作者对生活的体验是深刻的，观察是细致的，提炼是精到的。 《逐鹿》的故事并不惊心动魄，也不复杂离奇，甚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一个新闻单位竞选社长所发生的故事。但它却并不简单平淡，而是有头有尾，完完整整的。从竞选布告贴出，到报名，到竞选人资格审查，到竞选演说，到党组初定人选，再到省委副书记审定，脉络清晰，环环相扣，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颇引人入胜。正像一条流淌的河，有起始之源头，有归宿之江海；其程变化多端，弯来拐去，忽东忽西；其流色彩斑斓，波谲浪诡。有许多情节都达到了出人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的境界。 《逐鹿》所描写的人物并不很多，台前的幕后的，总共不过四五十人，而作者着力刻画的，也只有十几位。但这十几个人物却个个都性格鲜明，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里有光明正大、廉洁奉公、兢兢业业的副社长于一宁；有思想深邃、仗义执言、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怪人冷达仁；有快人快语、疾恶如仇、好抱打不平的女记者沈雪；有野心勃勃、善于寻情钻眼投机取巧的变色龙曲新平；有爱慕虚荣、攀龙附凤、胡吹冒撂、弄虚作假的柳青青；有集小农意识和封建理念于一身、平庸保守、视乌纱帽比命还重的原社长兼总编辑农军；有颐指气使、专权霸道的发改委主任黄玉浦；有扎势做派、官僚气十足、会玩弄权术的省委副书记刘若梅；有油腔滑调、巧舌如簧、利欲熏心、权欲灌肠、脸厚心宽的混世魔王朱正峰；还有那个来无影去无踪，鬼鬼祟祟、神神秘秘的“跟踪恶鬼”…… 在西北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中，有许多才子、才女，庞玉凤是其中之一。她多才多艺，既有相当的理论思维，又有多方面的创作才华。在上学的第二年，她就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题目是《人物形象必须多样化》。作者面对被极左思潮祸害得一塌糊涂的文学艺术，大声疾呼：文学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但绝不是只能写工农兵，更不是只能写工农兵英雄形象！社会生活是方方面面丰富多彩的，从事社会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英雄的，一般的，好的坏的，亦好亦坏的，不好不坏的……作为生活的再现，历史的记录，文学作品都应该真实地记述他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只看李玉和、江水英、阿庆嫂、杨子荣！这一思想，对四人帮禁锢已久的文学艺术界，至少是一声炮仗，引起了人们的许多反思。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发这样的文学理论文章，不用说是有政治风险的，可《陕西日报》发了，足见其有魄力，亦足见其作者有胆识。《逐鹿》的人物塑造，可以说是作者文学理念、文学认知的具象化。没有什么英雄人物，有的只是正常普通、富有个性的众生相。恰是这正常有个性，才使人感到真实生动、有震撼力，这不正是作者对她“人物形象多样化”理论的具体实践么！ 祝愿庞玉凤为我们创作出更多更美的文学作品来。 (此文本报有删节。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 原载：陕西日报 2011年03月03日 原载：陕西日报2011年03月0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