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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承鲁迅的陈映真,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是台湾乡土文学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的一系列文艺观点对建设台湾乡土文学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明确主张反对文学全盘西化,建立民族风格、文学要关心民生和民族自由独立、文学要推动社会进步。陈映真曾以许南村的笔名发表过《试论陈映真》,文中说到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1958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的色调,就根源于此。陈映真的早期文本充满着“属于美学的病弱的自白”,弥漫着忧悒、感伤、苍白、哀愁而且苦闷的情绪,作家注重表现人的孤独、焦虑,人的那种得不到救赎的绝望,笔下人物怀抱美丽而空妄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我以至萎靡颓废。与这种“惨绿苍白”的审美风格相呼应的是其早期文本的主题话语凸显一种低沉忧郁的审美特征,倾向于选取忧悒、孤独、苦闷、忏悔、死亡等主题话语来建构其小说文本的美学空间。 一、忧郁心态的审美凸显 黎湘萍先生称陈映真是台湾岛上负伤累累的忧郁的心灵。他的哀伤、忧郁,首先来自台湾受蹂躏、遭掠夺的独特的历史记忆。作为一位思想敏感的作家,陈映真也无法走出这段尴尬的历史,为此他不知多少遍焦虑过,忧思过,他企图革新思想,用基督精神和人道主义安抚自己负伤累累的忧郁心灵,但这种救治无法从根本上“疗伤”。 陈映真自称是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演进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态和心态常会是显示其消长变动的晴雨表,他们所处的中间地位,既可向上升进,又会向下滑落,因而他们是社会各阶层中最敏感、最不安定的一群。时代的变迁,世事的更替,使其人生际遇充满坎坷,因而其生活经历繁复而沧桑,其精神世界丰富而多义。对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阶层,作家的审美眼光会不自觉地予以观照。在当代台湾文坛上,对知识分子题材开掘得最执着、最深刻的小说家当推陈映真了。作为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作家,陈映真浪漫而忧郁的审美笔触锲入了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塑造了不少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忧郁哀伤的知识分子形象:《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乡村教师》中的吴锦翔、《故乡》中的“哥哥”等。 尉天骢说:“陈君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多是一些贫困的、虚无的、充满浪漫气质的青年,他们一方面被思春期的苦恼所困扰,一方面则怀抱着美丽的梦想,而康雄一群人便是最好的代表。”①这种评论准确把握了陈映真早期创作中人物形象的精神特质,颇有见地。康雄们都有乌托邦式的理想追求,但面对风雨如磐的现实社会,既没有奋力抗争的勇气,又找不到突围的出路,于是心中便忧愁沉郁,感伤失望,陈映真的小说文本淋漓尽致地呈现了这种复杂心态。 康雄是个富有爱心的小知识分子,追求乌托邦社会的和平、自由、平等、快乐,幻想创办学校、医院、孤儿院来造福贫民,但这位热情的理想主义者“没有雪莱那样狂飚的生命”,现实世界只在仓库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他“一方面喘息于自渎的快感,一方面又为在一个妇人身上失去童真而自责自咒;一方面追求虚无,追求那人生最深远最玄远的境地,一方面又逃不出宗教的道德板样。”②在物质和精神双重矛盾的压迫下,他心中的焦虑无法排遣,于是在绝望的颤叫中“撕掉自己的生命”,对抗冷酷的现实。 和康雄相比,吴锦翔的人生际遇更显苍凉,理想追求更接近现实,因而其命运悲剧意味更强烈。吴锦翔经历了20世纪那场灭绝人性的战争,虽然战场上的枪弹没有吞噬他的生命,但战争的阴影总像附体的鬼魂时而折磨他的精神,时而揉碎他改革乡土的理想,使他对身处的现实世界不断怀疑,不断绝望。这之中,他企图用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愈合心灵滴血的伤口,但他那无奈的救治注定要失败,最终在无可遏止的颓败中他为自己卑微的生命划上了悲壮的句号。 如果说康雄的忧郁来自乌托邦理想的破灭,吴锦翔的悲观绝望来自战争梦魇的凌迟,那么“哥哥”的堕落颓丧则来自世态炎凉的困扰。“哥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怀抱温情主义处事待人,因为热情和理想的驱使,他放弃高尚而且赚钱的开业医生不干,却来到焦炭厂做保健医生。他希冀自己的热心让所有的人皈依耶稣脚下,像小羊聚集在约旦河旁。但是家道没落,那些昔日谄媚奉承的笑容一变而为冷若冰霜的脸色。冷酷漠视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这残酷的事相一下子使“哥哥”动摇了理想,冷却了热情,内心因之而来的苦闷、失落、忧悒、绝望使他难以承载,因而,“天使”堕落成了恶魔、赌徒。 陈映真描写康雄们苦闷忧郁的心态,其实也是他对时代感同身受后的一种审美沉思:他反映了一个富于理想的贫苦青年,在现实中所表现的情绪上的反抗;一个热爱祖国的台湾青年,在中国的混乱中迷失;一个充满浪漫气质的思春期少年,如何趋向反抗型的虚无精神和梦幻式的“安那琪”道路。这无疑是作者在那种政治氛围中使用的一种“曲笔”。康雄们都非常善良、非常热情,充满理想主义,想要改革社会,但是铁板似的现实碰得他们头破血流,康雄吞毒,吴锦翔切脉,“哥哥”堕落,这一幕幕悲剧的上演既是康雄们对现实社会无言的抗争,也是作者对时代病态的审美批判,尽管它只是一种“审美情绪的反应”,是“美学的病弱的自白”,但却闪烁着作者知性的光芒。 二、拂之不去的忏悔意识 在基督教教义里,“忏悔”(repent)旨在洗清人的灵魂,其实质性的内涵即“自我谴责”,若推而广之到审美意义层面,则是一种对以往铸成的错误甚至罪恶的深刻认识,是一种带有强烈情绪因素的“自我谴责”。它和中国知识分子一贯倡导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三省吾身”的反思在思维形态上有着不同的心理建构。反省只是对以往行为的重新审视与甄别,带有浓厚的理性色彩,而忏悔意识带有强烈的情绪因素。基督教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必须在不断的忏悔中获得神的救赎,在对上帝的祈祷中求得心灵的拯救,让人在不断的忏悔中等待世界末日的审判。一般来说,忏悔意识来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对比中外文学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在基督教精神光照之下的西方文学,忏悔意识被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且不乏经典之作。如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都蕴涵着强烈的忏悔意识。 陈映真作为一个出身于信仰基督教家庭的作家,他对基督教教义中“忏悔”的真谛的领悟自然会超人一筹。他虽然深知宗教只能给人渺茫的心理寄托,忏悔只能让人幻灭,走向虚无,但是涉笔创作时,下意识中积淀的忏悔观念、救赎情结不时会因为文本中人物角色命运的触动而奔涌到笔端,形诸审美。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在创作中常常以忏悔的叙事形式袒露人物的心理和情感,突出人物的愧疚负罪心态。《我的弟弟康雄》就相当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宗教心理。康雄与足可作母亲的房东太太私通后,产生了一种近乎“原罪”般的宗教感。他不断地批判否定自我,企图通过忏悔求得精神的安慰和解脱。这种来源于《圣经》的宿命心理足以令人扼腕叹惜。所以康雄临死前在日记里绝望地自我解剖道:“我没有想到长久追求虚无的我,竟还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圣堂的祭坛上悬着一个挂着基督的十字架。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分的肉体前,看到卑污的我所不配享受的至美。”很明显,这个“虚无者”的觉悟来自于自己内心对耶稣基督的认同时产生的内在的反省,而不是外在的社会舆论和体制化的规范。作为一种人性的忏悔和历史的忏悔,一种对欠缺人生的补偿,陈映真的小说《六月里的玫瑰花》、《文书》无疑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从总体上来看,这两部作品的忏悔意识主要还是表现为人对灵魂的关注、净化和自救。《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黑人士兵巴尔奈曾经失去理性地疯狂屠杀了一个村庄的百姓,并对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扣动了扳机。惨无人道的杀戮让他萌生了一种罪恶感,他为自己的行为深深忏悔。《文书》中的安某曾经枪杀过一个无辜的台湾青年,为此他忏悔不已。而冥冥之中命运似乎在安排,他娶了这位被枪杀青年的妹妹,这更加加剧了他的忏悔程度,以至于最后神经失常,在恶梦中错杀了妻子。陈映真认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是“在介入的实践的行程中,艰苦地作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做毅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③在小说《乡村教师》、《贺大哥》中,陈映真让主人公吴锦翔、贺大哥忏悔之余,又为其安排了救赎之道:吴锦翔在婆罗洲濒临绝境时吃人肉这件事一直成为压在他心底的致命罪感,他没有因为是战争的过错而宽恕自己。所以他找到一条救赎之道——当了一名乡村教师,致力于改革乡土。贺大哥也因为曾经参与过战争,所以后来在小儿麻痹康复所做义务复健员,救世济贫,扶困救危,以此洗刷自己卑污的灵魂。 康雄、吴锦翔、巴尔奈、贺大哥、安某等等喘息于历史与未来之间,蹉跎于现实困境中,在道德律令的召唤下,因为不能忍受自身的污浊产生了内疚感、自咎感,萌发了自我忏悔意识或原罪意识。在这些忏悔的主体中,大致可以分三种类型:(一)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忏悔,如康雄、哥哥(《故乡》)等,他们的忏悔分别来自于对内心至高无上的道德律令的亵渎和对本质人性美好良心的沦丧,他们忏悔的旨归是走向永恒的自由之路,自毁而亡。(二)流寓台湾的大陆人的忏悔,如安某,胡心保(《第一件差事》)等,他们是岛上无根的漂泊者,在遥渺阻隔的故乡,他们有过妻子,有过恋人,有过荣耀显赫的辉煌,也有过不堪回首的往事。流寓中,魂牵梦绕的乡愁与愧对世人的负咎感繁复交织,形成其深重的内疚和自我忏悔情绪。(三)战争的受损者的忏悔,如吴锦翔、巴尔奈、贺大哥等,他们被战争错置,战争的欺罔性使他们对自己灭绝人性的疯狂行为产生了怀疑,他们迫切需要救赎,从而复归善良的人性,于是他们在“介入的实践形成中”,不断地忏悔,洗刷自己曾经卑污的灵魂。 陈映真小说文本流动着的这种东方式的“忏悔意识”涂抹着浓厚的现代色彩。这里,忏悔的基调是悲怆的,忏悔的情绪是强烈的。对负罪行为的忏悔并未把忏悔者带进灵魂的天堂,救赎的终极目标无法企及,于是忧郁的心灵更加忧郁,苦难的命运更加苦难。个中原因可从台湾苦难的现实中找到答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台湾可以说是中国苦难历史命运的象征。1895年甲午战争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尽管1945年抗战胜利得到光复,但是因为内战爆发,岛内一片血雨腥风。1947年惨酷的二·二八事件彻底捣碎了岛内人们得救的迷梦。这之后,海峡两岸对峙分裂的局面开始了,正是这样一种无法把握的历史苦难使在这漂浮的大地上生息的人们成了时代狂飙中的历史孤儿,他们自然而然地积淀着“孤儿意识”、“苦难意识”,由于历史的错动,这两种意识必然促使人们从精神上或现实里寻找救赎的上帝,可是忏悔的归宿要么是自毁,要么是颓败。正是这种“二难”历史的拨弄,历史孤儿们虔诚的忏悔只能停留在自虐阶段,而无法上升到自救阶段。陈映真审美文本悲怆的忏悔反映的正是这种苦难的“存在”,因而显得暗淡、低徊、苍凉。 三、神秘惨绿的“死亡”主题 黎湘萍在《台湾的忧郁》中认为:“陈氏人物有一种遭‘天谴’的特征,那就是一旦内心的道德律令唤醒了一度暧昧的善恶感,这些人物便陷入良知与现实的冲突之中,而解脱痛苦的结果便是走向死亡。这种嗜死的本能就潜存在那些精神苦难而显得忧郁苍白的人物身上。”④阅读陈映真的小说文本,不时会感到一种神秘的死亡氛围萦绕在其小说主角身边,安抚他们忧郁的灵魂。文本里,作者不时把死亡悲剧呈现着、轮回着,似乎这些角色“嗜死的本能”十分强烈,不可遏止,死亡之神就像是他们冲决现实樊笼的召唤力量和超脱苦难的神圣使者。在它的诱惑下,“俊美如太阳神”的哥哥、“壮硕而且焕发”的犹大、眼神透着“几分忧郁”的郑介禾都踏上了彼岸的归途。这里,陈映真攥住的审美之笔围绕“死亡”的主题反复抒写着现实与苦难、贫穷与富裕、善良与罪恶、热情与冷漠多元对立下悲怆的人生故事,其氛围迷惑而浪漫,其主题深邃而写实。 陈映真作品里那反复吟咏的“死亡”主题,不是他一时的审美冲动所致,而是他对历史、现实、精神三重世界的审美谛视后孕育的,它是以母题的形式潜隐在文本里,贯穿于他绝大部分创作实践活动中,而且“死亡”母题的诠释基本上形成了固定的审美模式,即陈映真笔下的人物角色走人“死亡”王国的心路历程都重复着“追求·希望→苦闷·失落→负罪·绝望→堕落·死亡”的轨迹图式。譬如,“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康雄一心要建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但“求鱼得蛇”、“求食得石”,道德的律令,宗教的裁判,让他心灵负罪哀伤不已,终而在绝望中奔向死亡之神。和康雄一样,吴锦翔也是在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环境矛盾不可调和下意志崩溃,精神幻灭,那“名定的战争、爆破、死尸和强暴”的洗礼冲毁了他的精神家园,于是在祭奠“良心”哀号的惨烈声中拥抱死亡女神。再如犹大(《加略人犹大的故事》)的悲剧也是这样表现的,犹大倨傲而有智慧,他幻想利用拿撒勒人耶稣在以色列人民中的声望来实现唤醒民众、推翻罗马人统治的社会变革理想,但是幻想的虚妄与现实的结果的倒错,使他“不觉之间成了一个忧郁病患者。一种温和的、幽暗而且仿佛无极的颓废和缠绵的、无名的忧愁在他的内心深处筑巢而且营丝了,在至高的超人的道德律令的驱使下,他认识了自己的愚妄和耶稣的伟大”,从而皈依到宗教神灵的门下,当黎明降临之际,他“像一面破烂的旗帜”飘进了沉寂的天堂。这里,陈映真叙述死亡,没有那种对临死躯体抽搐和扭动令人惊悸的场景,基本上都是一种过去时态景象,“死亡”纠缠他的一个存在方式只是一种精神归宿的代码。因此,他特别注重“死亡”降临前人物精神世界幻灭轨迹的描写,如康雄由通奸产生的罪恶感,吴锦翔由吃人肉引起“良心的”最后毁灭,犹大目睹耶稣无辜之死自我唾弃等都是从心灵碎裂层面来传达“死亡”苦难的悲惨意味。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陈映真在冷静谛视灰暗的死亡世界以后,期待着“浴满了阳光的,鹰扬的人类世纪”的君临,希冀涅槃后新生事物的诞生。在《凄惨的无言的嘴》中,作者让“黑房”里的梦幻者呼喊“打开窗子,让阳光进来吧”;在《将军族》中,作者让“两个饱经挫败和凌辱的卑屈的人物,把光明和幸福的人生寄托在一个神秘的渺不可知的未来世界——来生”;在《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中作者让魏医生夫妇告别腐败的、无希望的、负罪的过去,而重新像一个人那样生活;在《一绿色之候鸟》中,作者让历尽沧桑的季叔诚诅咒过去,寄希望于未来,盼望“他要有新的、活跃的生命”。这明快的笔触,虽然在陈映真的文本里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却为其忧郁而沉思的审美平添了些许亮色,从而使读者体验“死之迷惑”时能够感觉到希望的怦然跃动。 ①尉天骢《一个作家的迷失与成长》,《陈映真作品集》(14),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 ②沙芜《陈映真的小说》,《陈映真作品集》(14)。 ③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9)。 ④黎湘萍《台湾的忧郁》,三联书店1994年版。 (作者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01期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