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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第一次见到浩然，是1978年他在北京市文联召开的大会上做检查，会场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我和几个在出版社改稿的外地作家都参加了。出席和旁听这次会的人都看到了——浩然的检查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群众认为他的检查是认真的，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交代和说明是清楚的，从此他得到了解脱。这期间，我曾和同在出版社改稿的几位作家讨论过此事。浩然能够这么快被解脱，因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作家，为人正派，虽然“根红苗正”，但却从不整人，没给任何人打过小报告，也没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这一点，他赢得了好人缘。 解脱以后的浩然，在经过一段痛苦的自省之后，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座右铭：“甘于寂寞，甘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很快，他又在文坛上活跃起来了。1979年他出版长篇小说《山水情》，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改名为《花开花落》。这以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一百多部短篇小说，计有250万字。他在天津《新港》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机灵鬼》，还获了奖。为此，他被邀请到天津参加笔会。正是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浩然，并且与他有了第一次难忘的交往。 (二) 在这次笔会上，有来自各地的知名作家和众多的文学期刊的编辑。大家都争先发言，气氛很活跃。只有浩然静静地坐着，不显山、不露水，而主持会议的人一定要请他说几句，他推脱不开，就讲了《作品与人品》这个题目。这个题目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等他讲完，我凑到他身旁说：“浩然同志，我是《天津日报》的编辑，主编农村版的副刊。我们最近要召开天津市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作文与做人》。听了您的发言，我觉得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浩然立刻很感兴趣地说：“太好了，发表了吗？能不能找一份来我看看？”我说：“稿子写完了，原想在创作会议开会那天发表，但现在改主意了，我想把这篇稿子交给您作参考，请您把刚才的发言整理成文章，以您的名义发在我们的报纸上，那样会对文学青年产生更大的影响。”浩然当即答应下来，他接过我的稿子说：“你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我一定认真完成。” 果然，第二天晚上，他就打电话要我去拿稿子。在位于睦南道的天津第二招待所二楼最里面的一间客房，他热情地把我迎进门去，真诚地说：“这份作业，我虽然认真做了，但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拜托你放手改吧。”我看到那文稿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就说“谢谢了”。他说：“你为农民编稿，我为农民写稿，我打心眼儿里乐意完成这份作业，所以我把别的约稿暂时放下了。”说话间，住在对面房间的哈尔滨《小说界》的一位编辑，和住在隔壁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一起走了进来，半开玩笑地说：“浩然同志，您这可不公平啊！”“浩然同志，我为等您的稿子在这里已住一个多星期了。”浩然温和地对他们说：“这是感情问题，我这一生立志要为农民写，写农民，这位《天津日报》的同志编的是农村版副刊，我不由自主地就想先完成他交给的任务。”说老实话，我当时坐在那里只有感动。因为我知道，《天津日报》农村版是一张只面向天津郊县的报纸，辐射面很有限，稿酬也很低，浩然的这篇千字文，最多也只能得10元钱，他这么认真地为这张报纸写稿子，究竟图个什么呢？ 因为有了这一次的相识，便有了以后的几次接触，相互间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为出书的事，又到天津来过几次，只要我知道，就到他的住处去看望他。浩然患有高血压，每天需要吃药。他和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多写作品。1987年，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魂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有一次见面时我送了他一本，由此引起我们之间一次难忘的谈话。他说，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记者也好，靠什么立身于社会？不靠权，也不靠势，就靠作品。他讲了一件事：“‘文革’时，有一天晚上江青召见我，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对我说：‘浩然同志，看你的作品挺成熟的吗，想不到你还这么年轻！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革命工作需要你做。’她让我当文化部副部长。我听了浑身都冒汗了，我说：‘首长，我从16岁入党到现在，连个党小组长都没当过，我不是当官的材料。只会写作品，我自信自己能写出好作品。首长要是关心我，爱护我，请给我时间，创造条件，让我去深入生活，去写作，发挥我的专长。’她说：‘想不到你还挺谦虚，我考虑考虑吧！’谢天谢地！我幸亏没当这个部长，如果当了，还能再拿起笔来写作吗？还能有今天的我吗？”听了这件事，我心里好生感慨：有多少人能拒绝这种诱惑呢？浩然说：“好在我这人没有当官的欲望，我只想写小说，写起小说来我不吃不喝不睡心里也觉得快乐。当然，因为我不愿意当官，要求写作，江青就派我去广州军区深入生活写小说，这就有了去西沙写《西沙儿女》的那档子事。” 我插话说：“可是有些人并不了解这里面的原因，至今还有人说你是作为‘钦差大臣’去‘代朕视察’的。” 浩然一脸无奈地苦笑：“你能相信吗？那天夜里我正在家睡觉呢，来了几个人把我叫起来，说有紧急任务马上走，飞机都准备好了。我问去哪儿？人家回答不知道，说等到了就知道了。我糊里糊涂地上了他们的吉普车，上了飞机，又等飞机落地，才看出到了广州，还让我穿上一身新军装。当时的广东省委负责人接待我，说中央首长派你来深入生活，写一部反映西沙儿女的小说，批示我们照顾好你的生活，为你创造好工作条件，你有什么要求和意见请提出来，我们会尽力满足。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我的任务是写小说。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向有关人员作了汇报。”那次浩然谈了不少情况，我建议他把在“文革”中的经历写出来，那不仅是他个人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一段历史。他说早有这个计划，就在他的自传体小说系列中。 此后不久，他的长篇小说《苍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浩然再一次轰动全国，几十家报刊载文介绍，北京市作家协会举行座谈会，一些影视单位筹划着改编、摄制，准备搬上银幕和屏幕。《苍生》火得不亚于当年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被称为是浩然上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浩然的文学创作一下子达到一个新的高峰。1987年8月，他给我写来一篇文稿：“农村变化、发展着的生活对我强有力地召唤着。我的亲戚大部分是农民。我每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住在县以下的镇子和村庄里，时时接触正在搞改革的农民和基层干部。这两类人总向我吐露心怀，谈论得失，无保留地表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情绪。这样，就逼迫着我不能不思考所不熟悉的事物，不能不探索还不理解的问题。每一番思索和探索的结果，都不可抑制地在我胸膛里燃烧起艺术冲动的火苗子。我常常忍不住地暗自思忖：我从土改后的农村写到‘文化大革命’后的农村，如今跳过改革着的农村生活不写，而一头扎到自传里去，合适吗？”他又写道：“自己的誓言是，一辈子写农民，一辈子当农民忠诚的代言人。如今发现了农民所关心的问题，农民需要我说话，我就应该仗义执言。最后我终于下决心：‘颂苍生，吐真情。’把刚刚草拟完的自传体小说稿子包封起来，走进正在改革着的冀东农村。最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周年前夕，写出了这部《苍生》。它是我在人生道路上受了挫折而没沉沦，‘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初步地实践了‘四个重新认识’的结果。”不久，《苍生》被搬上屏幕，送到城乡亿万人民的眼前；《苍生》荣获中国大众文学特别奖；《苍生》获得北京市新中国成立40周年文学创作一等奖。浩然的名字，又随着《苍生》飞进成千上万的家庭，又成为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作家。 1989年夏天，我用半个月时间，陪同浩然一起到山西省运城县农村采访，亲眼目睹了沿途群众热烈欢迎浩然的情景，所到之处，得到消息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自发地走出家门，站在门口、站在山冈、站在田野、站在路旁向他挥手，向他问候。那一时刻，我感到自己黯淡无光；那一时刻，我也十分感奋：要当作家，就当浩然这样的作家。人民需要作家，作家更需要人民。有了人民的拥戴，作家才有自己的辉煌。 同年，河北省三河县文联成立，我也应邀出席成立大会，亲眼目睹了那未曾见过的壮观场面：小小的三河县城披上节日盛装，光北京就开来200多辆轿车，把小城街道挤得满满的。几百位著名作家、艺术家云集三河，如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代理文化部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著名作家马峰，北京市文联、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著名作家杨沫、刘绍棠、管桦、孟伟哉，著名艺术家于是之、赵丽蓉，著名诗人乔羽，解放军作家魏巍等都到场了，都是浩然以个人名义请来的。 浩然的户籍在北京，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三河县只是他深入生活的基地。所以，三河县领导一开始只是希望浩然担任三河县文联名誉主席。但浩然说：“给农民办事，我不来虚的，要干实的。”这样，他当了真干事的主席。他请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文艺界领导，请来了众多的著名作家、艺术家、诗人，来和一个小县城的农民文艺爱好者见面，他创办《苍生》杂志，亲任主编，呕心沥血地培养农民作者，他对农民群众的这种满腔热忱和献身精神，在作家队伍中是不多见的。 百花文艺出版社老编辑刘国玺，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天津南郊区(现津南区)文化馆请浩然给农民作者讲课，竟派了一辆130双排座货车去北京通县接浩然，因为汽车后面没喷牌照字被交警扣住了。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交警，这车是去接浩然讲课的。交警被激怒了：“别跟我胡扯！接浩然就用这车？”同车去的刘国玺拿出工作证说：“同志，他说的是实话，我受他们之托特意去请浩然的。”交警看看他的工作证一挥手：“快去吧，别误了！”到通县后，刘国玺对浩然说：“他们文化馆就一辆双排座，你得将就点。”浩然笑着说：“别说双排座，就是‘蹦蹦车’、拖拉机我也坐过。走，上车！”因为路上误了时间，晚上再回到南郊咸水沽时，天已大黑，负责接待的文化馆馆长已经回家吃饭了，街上的饭馆也关了。后来找到了一家私人小馆，三个人一进去，文化馆的那位干部对店主人说：“这是著名作家浩然。”这一下不要紧，饭馆里吃饭的人一齐都站了起来，浩然被围起来。店主人提着酒拿着酒杯走过来说：“今天这酒算我的。我为浩然同志洗尘，您可给我这小饭馆增辉了！”浩然说：“祝你生意兴隆，四季发财！”又一位客人把酒杯举过头顶说：“浩然同志，我自上小学起就从喇叭里听你的《艳阳天》，上了中学就读你的《金光大道》，今天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让我敬你一杯！你要有时间，请你到我们村去，我们全村人都欢迎你！”刘国玺说，我给许多作家编过书，可像浩然受到普通百姓这么真挚热情的爱戴和欢迎，还没有过。那天夜里，浩然他们三个人住的是一间六人大房间，没有暖气。浩然亲自把其他三张空床上的被子抱过来，给他们盖上，说：“咱们每人可以盖两床被，冻不着。”刘国玺躺下就睡着了，他这一天太累了。一觉醒来，屋里黑着灯，浩然还坐在床上喝水。老刘问：“你咋还没睡啊？”浩然说：“你这家伙把书包放哪儿了？我想拿两片安定吃，怎么摸也没摸着。”刘国玺问：“你怎么不开灯呢？推醒我也行啊！”浩然说：“我看你睡得太香了，不忍心惊醒你，没敢开灯。”老刘伸手开了灯，从床下拿出书包取出两片安定递给浩然。浩然吃完药，关灯、躺下了。老刘再也睡不着了，白天的一幕幕出现在眼前，躺在这冰冷的屋子里闭目不语的人，就是被载入《世界名人录》里的中外著名作家浩然啊！ (三)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浩然陆陆续续给我写来一些信，从中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其中一封开头写道：“道生同志，不知你是在采访，还是在编稿，日子可过得好？我苦命，总在磨难中度日月。那部新作品开个头，屡被打断，锐气也就远不如在天津时那样了。前些天我和老杨(浩然的妻子杨朴桥)又在通县住进医院……1991年5月15日。” 三个月后，他又写来一封信：“道生同志，近来可好？我一个夏天没有写作品，陪着病老伴做忧国忧民的胡思乱想，近几天尤甚。我是共产党最忠诚的信徒之一。老弟在要害部门工作，又居大城市，想必比我眼界开阔得多，望能指点迷津，说一两句开心解疑的话也好……1991年8月29日。” 这年11月3日，浩然在信中写道：“我近两个月情绪特别坏，近似忧郁症，终日焦躁不安，整夜不能安睡……想得极多，而又多是愁事，家事、世事，内事、外事和国际大事，想来想去都能引人走进死胡同。为眷恋过的事业和亲人虑，怎么难也得咬着牙活下去。不能写就放下笔，有我总比没我强上百倍，对老杨来说尤其如此。今后我极可能消沉下去……” 读了他的信，我终于明白那部有关“文革”十年的书，为什么还没有写出来的缘由了。但我希望他能早日从苦境中挣脱出来，去完成他想完成的作品。 但世事艰难，不久，他突然患了脑栓塞，险些一命归西，虽经医生抢救又活了过来，但大脑已经不是从前的大脑了。 1998年初春，我和同仁李雅民前往三河县拜访他。几年不见，他明显地衰老了，一头银发，动作迟缓，说话也很吃力。他说不久前又出现了一次脑栓塞。 2002年5月，我与苏连硕先生再次去三河县看望他，给他带去了描述他一生婚恋苦旅的报告文学《夕阳如血》，他拿着书爱不释手，看了又看，但他已行动不便，打电话找来了秘书招待我们吃饭。那一年，他刚过了70岁寿辰。 两个月后，当我再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刚住院回来，又一次的脑栓塞几乎使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拿着一张《天津老年时报》，看着一版上的醒目大标题《浩然的晚年生活》，竟失声痛哭，哭得涕泪俱下…… 从那以后，我没有勇气再去看他，只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后来，在一次电话中，从他的孩子那里知道他已住进北京同仁医院，再后来听说他已经没有意识，没有感觉，只有呼吸，心脏还在跳动…… 2008年2月20日，年少英俊的浩然，才华横溢的浩然，风云一时的浩然，痛苦挣扎的浩然，再创辉煌的浩然，一生为农民写、写农民的浩然，走完了他传奇式的人生旅途，离我们而去了。 浩然，这位出生在天津宝坻、又从天津蓟县这块土地成长起来跃上中国文坛的高产作家，他是中国农民的骄傲，是新中国的骄傲。一个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姐姐长大的苦孩子，一个只上过三年小学、一年私塾的农村少年，在新中国的阳光照耀下，在共产党的雨露哺育下，朝气蓬勃地参加革命工作，孜孜不倦地埋头刻苦学习，自学成才，成为国内外都公认的新中国文坛上少有的杰出作家，发表了近千万字的作品，出版了五十多本著作，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和短篇小说集《杨柳风》在日本翻译出版，长篇小说《山水情》在日本刊物上连载；他的《中国农村小说选》等4本书在法国出版，在美国、在德国、在日本都有专门研究浩然的专家学者；他的经历被载入英国的《世界名人录》和《世界作家名人录》。可以说，浩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争得了荣誉，为新中国争得了光荣。 现在，浩然离开他的《乐土》、《活泉》而去了，但是他的许多故事和佳话还在民间流传。例如，他是中国作家产量最多、印数发行量最大的作家之一(只《金光大道》就发行1000多万册)，但他又是当代作家中最穷的一个。“文革”前有稿酬，他把《艳阳天》的稿酬全部交了党费。“文革”中出版的《金光大道》虽是巨著，却没有一分钱稿酬。“文革”后恢复了稿酬，《苍生》获大众文学特等奖和北京市新中国成立40周年文学一等奖，他把奖金全都给了段甲岭镇敬老院，用这些钱为所有的老人做了两身内衣、一身外衣。他还自己贴钱在三河县搞“文学绿化工程”，创办《苍生》杂志，帮助农民业余作者出书。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我手里有20万元钱，那就从容多了，可以为这里的农民办很多很多事。”但是，他如果想要钱，凭他的名气也很容易。他的一个崇拜者开了一家饮料厂，请他做一条广告，广告词是：“如果我喝了这种饮料，就可以再写出一部《艳阳天》。”广告费是100万元。但是他断然拒绝了，这件事被当作新闻广为传播。有人说，他太僵化了。他认真地说：“《艳阳天》不是靠喝饮料写出来的。我这一辈子，说过错话，但从来不说假话。” 浩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作家，一个纯粹的实实在在的作家。 原载：天津日报2011年03月03日 原载：天津日报2011年03月0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