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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一个多义世界。本文打算在简要梳理已有的几种意义读解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化现代性角度去尝试别一种阅读，以就教于方家。 一、三种阅读模式 目前对于金庸的阅读（包括阐释和评价）呈现众说纷纭的局面，无论是阅读方式还是评价，都难以作简单概括。尽管如此，我认为还是可以从中梳理出三种主要阅读模式，而人们的肯定或否定性评价也都可以从这些模式引申出来。 第一种阅读模式为俗文俗读，可称娱乐说。这是从金庸武侠小说的通俗娱乐效果着眼的，认为它的价值就在于向读者提供通俗的日常感性愉悦。但正是在这同一娱乐基点上，评价却可能完全相反。肯定的观点认为，“俗”有什么不好？读者俗人俗性，俗文俗读，此俗何罪之有？这种观点不是轻视或掩盖金庸小说的俗性，而是充满自信和自豪地肯定它，以俗为正、以俗为美。许多普通读者往往对金庸持这一态度。而否定的人（如一些批评家、学者或社会评论者）则说：金庸的俗是俗不可耐，是低俗或媚俗，甚至简直就如“鸦片”一般毒害读者，应当坚决“拒绝” 。诚然上述评价截然相反，但都共同地认定“俗”或通俗娱乐乃是金庸小说的基本的或唯一的意义或特性。 第二种为俗文雅读，可称高雅说。这种观点不是认可金庸小说的通俗娱乐性，而是相反竭力证明它可由俗通雅，直通高雅文化层面，并且甚至具有极高的高雅性。由此出发，认为金庸的特点在于俗文雅性，即通俗本文也指向并蕴含高雅文化属性。例如，认为金庸真实地描写了中国人的生活形象；刻画了中国文化中的正气、情义、高尚人格、个性解放、民主等主题；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次把俗文化提升到雅文化的高度，证明通俗文化也具有雅性，体现雅俗共赏价值，因而对于填平雅俗鸿沟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一些读者、文学史学者、文学批评家及文化批评家持此看法。在这里也出现相反看法：金庸确实可以通向雅，但这雅是“伪雅”或令人做作的高雅，对社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 第三种是古典今赏，可称古典说。与前两种分别从俗雅角度去阅读和评价不同，这里着重领会金庸对于中国古典传统的保存、发掘或普及性意义，认为金庸小说的价值既非俗性也非一般雅性，而是古典性（或传统性）。由于金庸致力于以武侠小说形式发掘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因此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持这种观点的多为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爱好者和学者。但反对的人往往可能指责说：金庸的古典性是虚假的“假古董”。 这三种观点分别标举金庸小说的“俗”、“雅”、“古”特性，显然各有其合理处。然而，它们又各自难以沟通，并且每一种都会引发肯定和否定的相反结论。要想在这里硬性裁定哪种更具合理性是不必要的，应当承认，这本身就表明了金庸小说在阐释上的多义性和评价上的分歧性。如果这一概括大体能够成立，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阐释多义性和评价分歧性会同时存在于金庸阅读中？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跳出这三种观点各自的立场而从一个宽阔的界面去重新阅读金庸小说本文。正是在这样一个宽阔的界面上，金庸本文能显示出它的远为丰富复杂的意味。这个宽阔的界面就是金庸小说本文被创造和阅读的中国文化现代性语境。 二、中国现代性与文化精神 如果把金庸纳入中国现代性语境去阐释，会发现它具有一种跨越上述俗、雅、古等单一立场而更具通串性和包容性的文化现代性意义。 所谓中国现代性，也称中国文化现代性，主要是指与中国古代文化状况相对应的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时段。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化本身构成一个有着悠久历史过程的“长时段”，那么，中国现代性则属于另一个新的由若干“短时段”组成的长时段 。中国现代性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今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宇宙模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表现等层面所体现的特性。如果说，“现代化”一词突出经济、商业和贸易等物质层面及相应的制度层面的变革的话，那么，“现代性”则主要体现文化层面（即生活方式、宇宙模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表现等）的转变。这样的文化现代性力求回答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上的地位问题，即：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上活得怎样？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上具有怎样的形象和个性？对此的探询必然会引申出如下问题：中国人靠什么来确证自己在现代世界的地位？显然，靠的不应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指标或社会制度变迁，而应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文化格局中的独特个性，而这正是现代文化精神之所在。现代文化精神是尤其能显示民族的现代个性和地位的东西。 但中国现代文化精神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而只能透过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宇宙模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表现等具体而多样的文化过程表现出来。而在其中，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人审美表现的集中形式，往往能借助独特而富有审美魅力的语言艺术形象系统去表现特定的现代文化精神。金庸小说，正是这样一个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形象系统。因此，从文化现代性语境看金庸，正意味着把金庸同中国现代性文化精神紧密联系起来加以阅阐释和评价。 三、 现代文化虚根与认同模型 要理解金庸的现代性意义，首先需要追问：金庸小说是在什么样的具体语境下产生的？因为，它所产生的具体语境也正与它所发生作用的语境相通。 简单地说，金庸小说产生于20世纪后期英属香港殖民地的汉语文化语境中。自从被纳入英国殖民地版图后，香港的汉语文化遭遇三种焦虑：非古、非中、非西。非古，指它与中国古典文化进程断裂、参照英国模式而呈现出明确的现代性特征。非中，即与中国文化母体疏离而具有西方文化特征。非西，指它看起来归属于西方文化统治，但实际上又与西方中心相疏离，无法割舍与中国文化的血脉联系。这三“非”决定了香港汉语文化出现一种虚根状态。所谓文化虚根，指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如生活方式、宇宙模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表现等所体现的普遍性失落、失范、虚无或空虚状况。生活在香港文化语境中的华人，对这种文化虚根状况有痛切的体验，产生了对于中国文化根基的急切认同渴求。金庸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金庸的出现满足了处于文化虚根状态下的香港华人对于中国文化根基的想象性认同。 而金庸的影响之所以远远超出香港语境而伸展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各个华人区域，则仍与这种普遍性文化虚根状况相关。文化虚根，不仅特地针对香港状况，而且也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在现代遭遇的普遍性危机境遇的一个简便概括。在古代，中国文化历来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中国中心”幻觉，即相信中国是“天下之中央”；二是“中优外劣”心态，即认定中国人天然地优越于其它民族 。而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这两种固有的中国文化信念都被瓦解了。中国人真实而又痛苦地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不过是边缘；自己非但不再比其它民族优越，而且处于极端贫弱境地，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种瓦解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焦虑是：一方面置身于这种文化信念被瓦解的痛苦之中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是急切地渴求的新的文化信念又迟迟难以确立。于是，现代中国人不得不遭遇文化虚根危机，并在这种危机境遇中执著地开始了新的文化认同的艰难历程。 而正是在香港这个三“非”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化的虚根危机被暴露得如此鲜明、露骨和毫不掩饰，以致它高度浓缩地和典范性地汇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危机症候和认同渴望，从而在中国文化现代性时段产生了一种普遍性意义。这里的“如此鲜明、露骨”，是说在香港殖民地，处于英国统治下的中国人，从制度、语言、行为方式、生活习俗、艺术等层面，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异族压抑下自身文化根基丧失的痛楚。而“毫不掩饰”则是相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而言的。如果说在大陆和台湾都因复杂的原因而曾出现过“文化复兴”的虚假繁荣的话，那么，正是在香港，这种虚假繁荣不会有任何市场。香港成了殖民地，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谁也掩饰不了这个现实；但正是在这种奇耻大辱现实中，“物极必反”，身在香港的中国人尤其能对中国现代文化根基产生极其强烈的反思意识和认同渴望（这或许是一种文化辩证法吧？）。在过去，人们曾习惯于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这只说对了一方面。而被忽略的另一方面是尤其重要的：在荒漠中遭遇饥渴的人特别能生出啜饮甘泉的渴求。正像愈是干渴而愈生渴望一样，处身于文化沙漠里的人具有超乎寻常的文化认同渴望。所以，在香港，这种极其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和认同渴望在20世纪全球华人中可以达到一种极致，而这种极致状况获得了一种文化虚根和认同的象征性模型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一象征性模型高度凝缩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深切痛苦和强烈的认同渴望，在中国文化现代性时段中具有一种普遍的象征性模型的意义。 而金庸正是这一象征性模型的一个当然代表。金庸小说往往以活生生的形象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化虚根危机和认同欲望。乔峰（萧峰）由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件而揭开身份认同危机的连锁反应，引发无休止的冲突及痛苦折磨，并且为抵制和战胜这种不幸宿命而表现出非常英雄气概，这些都可以说正是象征性地和曲折地显示了这种文化虚根危机和认同渴望。这样，金庸之所以产生于香港却又能风行全球华人区域、激发起强烈而持久的文化共鸣 ，就是由于他的这种象征性模型的特殊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金庸武侠小说不可能产生于中国大陆、台湾及其他区域，而只能产生于香港——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化虚根和认同方面尤其具有象征性模型意义的三“非”语境中。而同理，处于相同的文化虚根境遇中的全球华人，面对金庸，怎能不生发出共同的文化反思与认同渴望？ 四、 金庸小说层面及其现代性意义 如果把金庸纳入中国现代文化的上述虚根和认同语境中去阅读，就可以发现它的充分的现代性意义。这种阅读可以有多种不同方式，见仁见智。这里只想从金庸小说本文层面入手作简要分析。一般地说，金庸小说可以由外向内地分做如下六层面：传播媒介、小说类型、语言组织、形象系统、文化价值取向、深层意蕴。而前面所述俗、雅、古三种阅读模式，则大致可以对应于这六层面：俗文俗读（娱乐说）可从传播媒介和小说类型层面理解，俗文雅读（高雅说）可从语言组织和形象系统分析，而古典今赏（古典说）则与文化价值取向和深层意蕴相连。当然这种对应只是在极简化意义上说的。而实际上，这六层面是相互交叉、渗透而难以截然分开的。不过，这至少可以说明：正是由于小说本文的这种多层面的存在现实，才可能引申出阅读的差异。 金庸小说起初是以报刊连载形式发表的。这就是说，它的基本传播媒介是现代报刊。这种现代报刊连载体小说，在传播上具有特殊的优势：一是信息输送量大，二是传播速度迅捷，三是受众数量巨大，四是既满足又生产公众的日常阅读需要。公众每天阅读未完成小说，总是一面感到一天的等待终于获得满足，但一面又期待着明天的下一节阅读，从而不断满足又不断诱发阅读需要。于是，公众的阅读渴望被再生产下去。金庸成功地以这种现代报刊连载形式满足了现代都市公众的阅读需要，使小说赢得了最广泛的公众（“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创造了现代性文学的传媒奇迹。当然，这种传播优势也是与金庸小说的类型特点结合在一起的：既俗又雅，俗而雅。这就需要与下一层面联系考虑。 从类型看，金庸小说具有独特特点：一方面，无可争议地归属于通俗武侠类；但另一方面，又被认为突破了雅俗界限而达到高雅文学的美学高度，因而具有俗雅双重性。俗雅双重性是对金庸小说的俗而雅特性的概括。金庸小说既可以被视为通俗本文或俗文而单从通俗层面去阅读，称俗文俗读；又可以被进一步视为高雅本文或雅文而同时从高雅层面去阅读，称俗文雅读。俗文俗读和俗文雅读，既可以各行其是，也可以相互通串。你可能只对武侠的惊险和奇异感兴趣，所以把金庸看作平常娱乐本文，消遣而已；也可能在娱乐之余，对其中寄寓的文化意味产生深深的共鸣，并且感到余味深长，所以击节赞叹金庸高雅。当然，无论俗雅如何共存和相通，必须看到，俗是金庸小说的基本特性，而雅只能在俗土中生长。雅是俗土生长之花。金庸小说的俗雅双重性，为渴求精神皈依的现代华人提供了一个具有多层面结构的审美的公共想象空间。在这里，俗与雅之间，低文化与高文化之间，大陆、香港、台湾及全球其他华人文化社群之间，整体上的汉语文化（如中国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与整体非汉语文化中的汉语文化（如欧美华人文化）之间，既可以各行其是地按自身规律或社群语境展开想象，形成自身层面的意义世界（如可以俗文俗读、俗文雅读或古典今赏）；也可以暂时消除彼此的种种疏隔，而汇合到由共同的汉语形象媒介而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中，于是，一种想象的全球汉语文化的“大同”情境油然而生。 而一旦由俗文品味到雅意，就不再仅仅意味着从外在文学类型来阅读了，而事实上已伸展进小说的汉语层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文学是汉语的艺术 ，阅读金庸无法回避金庸的特殊汉语组织。调动多种语言资源和手段而形成多语混成的汉语组织，是金庸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金庸善于调动对话与独白、陈述与转述、方言与书面语、口语与俗语等多种语言形式去叙述故事、刻画性格，渲染出通俗娱乐效果；同时，这些语言本身又在成功的表现中显示出动人的形象魅力。也就是说，金庸小说的汉语组织不仅能够成功地刻画各种艺术形象，而且本身就具有形象性——正是在对于各种艺术形象的成功刻画中，金庸的汉语组织呈现出的动人的汉语形象。对这种汉语形象需要做进一步的专门分析。 由上述汉语形象加以表现的其他各种艺术形象，如人物、景物、器物等，为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生活境遇提供了意味深长的象征性范型。单从人物形象看，金庸笔下的那些带着人生疑问而又充满正义感和崇高气质的英雄们，如郭靖、令狐冲、乔峰（萧峰）、张无忌、胡斐等，往往遭受情与义、忠与奸、正与邪、汉族与异族、及个人身世之谜等种种危机的痛苦折磨。这些危机与痛苦体验仿佛是以寓言形式，曲折地象征着中国人在现代所遭遇的文化虚根危机和认同渴望。因此，武林英雄们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其摆脱危机的英雄般努力，无法不在现代华人社群中激发起内心深处的强大共鸣。而金庸对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各种景物、器物、知识、历史故事、典故等的描绘，又体现出鲜明的古典崇尚倾向。这就需要渗透到下一层面去分析。 需要澄清一个普遍性误解：金庸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诚然体现出明显的中国古典文化崇尚倾向，但是，这种古典崇尚在性质上却不是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归属于古代的，而是属于现代，可以说，它不过是一种后古典性。中国古典文化作为一种现实的实在进程在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已经逐渐地中断，取而代之，处于真正的现实地位的是现代性文化。例如，现代汉语取代古代汉语，新诗取代旧体诗。不过，在作为实在的现代性进程中，古典文化并没有完全绝迹，而是作为古典残片生存下来，具体地说，是在现代因子的激活下生成为活生生的古典传统形象。这种现代性语境中的古典形象已不再是古代的古典文化本身，而是现代性中的古典传统，是现代性古典。不妨套用“后…”术语说，这是一种“后”于古代而在现代存在的古典传统，即是在古代文化进程中断以后而在现代性进程中重新创造或再生的古典传统，称后古典性（或后传统性 ）。后古典性是现代性的一种存在样式，是以古典风貌存在的现代性形式。金庸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如史、地、易、儒、佛、道、兵、武、医、农、琴、棋、书、画、诗、酒、食、俗等的描绘，以及对中国文化精神如侠义、忠孝、名教、夏夷、穷达等的刻画，都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古典文化本身，而只是它的现代性形式，即体现出浓烈的现代后古典性特征。 应当指出，后古典性并不是简单地指时间上的“后于古代”，而是指古典文化在断裂中的现代性再生形式。后古典性与古典本身不同。置身在古代文化怀抱而体验古代，与置身在现代文化语境而回瞥古代，必然会有不同的体验。在前者，当我们的古代先辈生存于其中时，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观照实等于一种自我体验，即是以自我视野观照自我；而在后者，由于古代文化流程已经中断，现代性已成生长中的实在，加上西方文化的强烈对照和实际撞击，因而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回瞥就不得不在切身体验中混合着一种旁观性成分，变成对已经消逝而又力求复活的陌生且熟悉的“他者”的旁观性体验了。回瞥那已消逝的古典，回瞥什么和忽视什么，张扬什么和抑制什么，都不是单纯取决于古典本身，而是从根本上取决于现代性需要。金庸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张扬，实际上就标志着处于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人对于古典文化“他者”的重新体验和创造，从而具有后古典性特征。那飘逝的往往可能更美丽。在古代未必动人的，在现代却可能展现出绝妙的韵致。例如，现代美学中的“意境”概念，诚然早已出现在唐代，但却是从王国维的现代性发明开始，才逐渐地显示出真正的重要意义的。可以说，“意境”虽然来自古典美学，但却不折不扣地是现代人重新发掘和创造的产物，因而属于中国现代美学范畴。同理，在金庸笔下，因而也在金庸读者眼中，中国古典传统往往按照现代中国人的需要（情感、理想、趣味、想象等）而获得重新取舍、发掘、变形或移植，从而呈现出与其在古代语境中的原有面貌并不完全相同却又息息相通的崭新“意境”。试想，置身在今天已经变得“非常现代化”或“西化”的生活境遇中的香港和海外华人，从金庸世界里能不“读”出的一种自己所心仪的后古典性“中国”么？对后古典性的把握，要求我们从文化价值取向层面进入更深层的文化认同层面。因为，对特定文化价值的选择是与某种最高的文化认同欲望紧密联系着的。也就是说，要把握金庸的后古典性价值，就需要进而追究其至深而隐秘的中华性意蕴。 由于上述多层面特点的综合作用，金庸小说往往透露出一种深层意蕴：对于一种新中国性形象即中华性的文化认同和想象。也就是说，在金庸小说的报刊连载体奇迹、俗雅双重性、多语混成汉语形象、有疑问英雄和后古典性等层面，共同衍生着一种深厚的文化意蕴，为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提供了一种与古典性中国形象不同的新的想象性模型。 这里的古典性中国，可简称“中国性”，是潜在地影响或制约现代中国人的古代文化范式。作为这种古代文化范式的现代性存在方式，中国性主要由中国中心幻觉和中优外劣心态等构成，代表着自觉处于世界中心和优于其它民族的中国人对于世界、他者与自我的文化想象。随着鸦片战争以来原有的中国中心幻觉和中优外劣心态逐渐解体，这种古典性中国或中国性必然趋于解体。而正是在这种解体过程中，中国性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其作为中国文化范式的作用也才会显示出来。所以，中国性概念的意义与其说是对中国古代人而言，不如说是对中国现代人而言。正是在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面临解体命运的中国性才在解体中呈现出实质性意义和作用来。它是现代中国人反思自我形象、认清外部他者形象的一把基本尺度。问题在于，置身在强盛的西方“中心”格局中的边缘中国，应当如何实现自身文化的重新建构呢？ 由于如此，一种与中国性不同的新的想象性探索就是必然的了。这种新的中国性，可以说是一种后中国性，或者不如称为中华性 。相比而言，“中国性”一词带有“国”的意义，有可能保存着“中国中心”幻觉的残余，而且在英语世界也有现成的“中国性”一词的对译，即 Chineseness 。而改用“中华性”一词，正可以避免“国”字的狭隘提示而突出全球华人区域社群的宽泛含义，并可以体现新中国性（Neo-Chineseness）或后中国性（Post-Chineseness）特点，被灌注入现代中华民族或华人的共同文化根基的意义。中华性是在中国性走向衰败的语境中出现的现代文化想象和体验模式，即是中国原有的自我中心幻觉和中优外劣心态被迫解体的产物。这一模式在认可中国在现代世界的非中心（或边缘）境遇的前提下，努力寻求新的中国形象的建构。这种新中国形象是两方面力量制衡的结果：一方面，中国人不甘忍受现代贫弱与落后境遇而时刻渴望复兴；而另一方面，又不可能也不再把重建中国中心和中优外劣等级制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是务实地面对现代世界多极化境遇而寻求再生。于是，现代中华民族向自己提出的在现代多极化世界中复兴中华文化的任务，就不得不伴随着一种文化想象过程。按照这种文化想象，现代中国人即便是生活在全球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生存境遇、承受不同文化塑造，也能在汉语小说基础上表现和体验共同的情感、欲望、理想、趣味等。这无疑是一种全球华人在汉语形象基础上的想象性认同。置身于香港殖民地的金庸，以其武侠小说正构成对上述中华性的一种审美探求。 在我看来，金庸的小说形象世界一面呈现出中国性的解体过程，一面又显示了中华性的建构轨迹。他在前期小说如《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和《神雕侠侣》里，虽然沿用了中国性中典范的“夏夷”二元对立模式，但却是一种翻转：从扬夏抑夷变为抑夏扬夷。他把明显的褒扬投寄给少数民族美女香香公主咯丝丽、巾帼英雄霍青桐、英雄好汉萧峰、蒙古帝王成吉思汗和满清皇帝康熙等，而对汉族的腐败、堕落、软弱等痛加贬斥、批判，正是一个明证。这种翻转的“夏夷”二元对立视野，其实可以视为他对处于西方中心主宰下的现代中国的边缘境遇的一种具有批判性意义的审美反省，即是对中国性的一种形象式清算。通过中华民族内部的抑夏扬夷传统的反省，他形象性地揭示了中国在现代积弱和衰败的心理根源或集体无意识，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格局中的复兴方式提供了一种象征性借鉴。而到了后期小说里，他的上述翻转的“夏夷”二元对立模式逐渐淡化，而让位于一种更加平和通达和容纳广阔的多元文化视野——这实际上可以视为中华性的一种表征方式。《天龙八部》讲述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大理、宋、辽、西夏、吐蕃、燕等“国”之间的“多国演义”，在多民族冲突和群雄竞争的激烈风云中，刻画出既融汇汉文化与契丹文化、又超越其上而代表天下百姓利益的大英雄、大豪杰萧峰。萧峰形象的成功塑造，等于是以一种有力的象征性形式，消解中国性中的古今、中西、官民、正邪等二元对立模式以及相应的中国中心幻觉和中优外劣心态，而呼唤新的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中华性的生成。 什么是“和而不同”？历来众说纷纭。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借助玙姑的话语而提出了一种理解：“此曲名叫《海水天风》之曲，是从来没有谱的。不但此曲为尘世所无，即此弹法亦山中古调，非外人所知。你们所弹的皆是一人之曲，如两人同弹此曲，则彼此宫商尚皆合而为一。如彼宫，此亦必宫；彼商，此亦必商，断不敢为羽为徵。即使三四人同鼓，也是这样，实是同奏，并非合奏。我们所弹的曲子，一人弹与两人弹迥乎不同。一人弹的，名‘自成之曲’；两人弹，则为‘合成之曲”。所以此宫彼商，彼角此羽，相协而不相同。圣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道理。‘和’之一字，后人误会久矣。”按照刘鹗的描述，“和而不同”不是多方消除差异“合而为一”，而是“此宫彼商，彼角此羽，相协而不相同”，即带着自身差异参与进来，达成一种相互协调境界。如果说，中国性是希求“合而为一”的话，那么，中华性则是主张“相协而不相同”即“和而不同”。显然，“和而不同”不是指异质性声音的泯灭差异的同一化状况，而是指它们的带着各自差异的相互协调状况。生存在全球不同区域或社群的华人，尽管其具体生存境遇各不相同，但不妨通过以汉语作品为中心的多种方式的沟通，而想象性地汇聚到一起，产生一种深深的共鸣体验。这，不正是中华性的一个基本内涵么？正是在萧峰性格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见出旧的中国性的逐渐淡隐和新的中华性的艰难生长历程，这里凝聚着中国性与中华性之间的微妙而重要的渗透与转变状况。《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就索性被刻画为一个兼有汉、满、回、蒙、藏等多民族血统的“混血儿”。这一描写可以说是以寓言形式表达出中华性的上述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等内涵。而金庸的汉语小说被全球各区域华人共同地阅读和热爱的事实，本身不就是这种中华性图景的典范表征么？当然，金庸小说不可能体现出中华性的全部丰富内涵 ，而只是从后古典性这个特殊层面介入中华性之中，使中华性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后古典性风貌。 以上对金庸小说六层面的分析是由外到内、由浅入深地展开的。但这种外与内、浅与深的区分是相对的和大致的，不同读者其实完全可以抛开这些区分而随兴所至地优游，体味自己所心仪的特定层面的意义。尽管如此，有一点应是明确的：正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语境可以把上述六层面统合起来阐释。 五、 金庸与中国现代性文学 从中国文化现代性语境阅读金庸，可以不仅进入金庸小说本文层面，而且还穿透这些层面而伸向更宽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一个必须面对的现代文学史问题是：如何把握和评价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史上的地位？在这里，现代文学史问题其实可以与文化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因为在我看来，现代文学史是文化现代性进程的一个方面。 金庸武侠小说应被视为中国现代性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我曾经指出，把以往所谓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段包容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文学”一词，不应只是用来指时间概念，而应涉及中国文学的一种与古典性传统不同的“新传统”，而这正是与中国文化现代性相联系的，所以应准确地称为“中国现代性文学” 。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生，是与文化现代性内部的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的关系有关的。在中国原有的中国中心幻觉和中优外劣心态已然解体、中国人不得不领受弱国小民地位的情境中，同时，在古代汉语已经丧失其卓越表现力和崇高权威性的情形下，中国人如何才能创造出新的属于现代的汉语组织以便表现自己在现代世界上的新的生存体验呢？对此的追问正构成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这样，正是在审美现代性（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的审美表现）和汉语现代性（创造新的现代汉语去加以表现）相交叉的坐标点上，出现了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代表的新型文学，更确切点说，中国现代性文学。 如果说这种新型文学致力于以新的现代汉语形式去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那么，问题在于，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如何呢？“曾经运用古代汉语去书写生存体验、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学的中国人，还能运用新的现代汉语去书写现代生存体验并创造堪与古典文学媲美的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学吗？”这显然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审美创造。“不再是沿用伟大而衰落的古代汉语、而是自无而有地创造稚嫩而伟大的现代汉语，以便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新的生存体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艰巨而辉煌的事业。”可以说，“中国现代性文学并不只是以往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简单继续，而是它的一种崭新形式。即，它不是为既往五千年或三千年传统续上一百五十年‘尾巴’，而是在五千年或三千年传统衰落之后另辟蹊径，另创一种新的形态，从而使中国文学呈现与古典性文学不同的别一种‘美’。如果说，以古代汉语为书写形式的古典性文学代表中国文学的古典性传统，那么，以现代汉语为书写形式的现代性文学则代表中国文学的新的现代性传统。这是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两种彼此相连而又不同的‘传统’。” 因此，由于本身如此重要而又长期受到忽视和轻视的缘故，作为中国文学新传统的现代性文学需要加强研究，是毋庸置疑的了。 但本文的论题决定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停留，而是需要追问：从文化现代性语境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中国现代性文学（小说）中地位如何？应当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许多小说家，金庸不过是其中之一。作为这“之一”，他做出了怎样的成绩呢？这里，不妨从小说模式这一具体方面入手去分析。论者大可以从别种角度去考察，所见彼此不同，应是正常的事。在过去百年来的小说写作中，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小说形态，这里可以约略梳理出三种基本模式：一是文化批判模式（鲁迅、巴金、郁达夫、老舍等），二是学院田园模式（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三是大众通俗模式（张恨水、金庸、梁羽生、古龙等） 。如果说，文化批判模式以鲁迅为代表，有力地显示了中国性在现代的解体过程及其深重后果，在现代读者中唤起了强烈的文化批判的激情；学院田园模式以沈从文为代表，通过对中国湘西边地田园风光的描绘，从衰败的中国情状中“抢救”出充满自然灵性的美，为承受现代性转变过程剧烈冲击的现代中国人，提供了富有浪漫理想意味的精神抚慰；那么，金庸堪称现代大众通俗小说模式的当然代表。前两类小说模式都属“高雅文学”，虽然分别富有文化批判和文化缅怀效果，但毕竟它们的读者集中在大约初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群中，无法传达到初等文化程度以下的广大普通读者中。 而正是这样，金庸的通俗武侠小说由于涵盖了包括普通读者在内的各个读者层面，因而具有了最为广泛而独特的社会学与美学意义。不妨仍然从金庸小说本文六层面入手考察。金庸以现代报刊连载武侠小说体形式，抢救出古代章回体，使这种古代文体获得新的现代性形式，从而在古典传统的现代性方面取得了成功。与此相连，由这种现代报刊连载体所传播的俗雅双重性，体现出现代其他小说模式如文化批判模式和学院田园模式等所无法企及的类型优势。上述两种小说高雅文学模式无可否认地各有其独特价值，但金庸小说借助报刊连载样式却获得了它们所没有的特殊优势：它不仅牢牢地占据着最广大的社会公众的日常体验空间，编织着他们的情感、欲望、想象和幻想，而且成功地穿越中国现代性文学中长期存在的雅俗鸿沟而真正实现“雅俗共赏”审美理想。金庸小说的多语混成的汉语形象，显示了现代汉语的丰富资源和独特魅力，并从语言媒介这一特定角度确证了中国在现代世界的新形象。金庸创造的令狐冲、杨过、萧峰、韦小宝、霍青桐、黄蓉和小龙女等人物形象及器物形象和自然山水形象等，完全有理由列入中国现代性文学形象画廊而毫不逊色。而金庸透过这些艺术形象而对后古典性价值和中华性意蕴的富有魅力的卓越探测，从审美角度为古典传统在中国文化现代性中的移置方式提供了一种富有价值的象征性模型，并且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现代性文学同整个中国文化现代性工程之间的想象性贯通。由此可见，金庸通俗武侠小说在上述六层面都取得了很高的美学成就，体现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审美与文化价值。 尽管中国的现代性文学进程仍在延续，新的小说家层出不穷，相应地会引申出种种新的阅读和评价，但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就我们目前的有限阅读而言，金庸武侠小说标志着中国现代大众通俗小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以企及的高峰；并且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宽广视野来看，金庸的成就也毫不逊色：这座大众通俗小说高峰本身同时也就是整个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令人仰止的高峰之一。当然，文学探索是无止境的，高峰之外还有高峰，高峰之后更会升起新的高峰。但文学高峰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一经出现就具有美学与文化上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在这个意义上说，金庸是中国现代性文学和文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重复的和影响深远的高度。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 2001/05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