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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雷蒙德·威廉斯(Reymond Williams)的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一书将英国19、20世纪 的文学史当作一种城乡研究，诠释乡村田园文学模式如何转变为都市文学模式，这一研究理 路对于中国（包括台湾）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启示性。当然由于中西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现 代化（含都市化）进程的时态差距，西方自写实主义以降，至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其文学视 界与想像范围基本上以城市为主，城市文学比较发达。而20世纪中国文学则明显是以乡土中 国作为中心，城市文学比较贫弱。30年代的十里洋场上海曾经蕴育过富有都市感性的新感觉 派小说，李欧梵所期许的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应该把大城市写成一种迷宫，让人感觉到一 种文化上的复杂性，他认为这样的都市文学在80年代以前的大陆和台湾皆很少见。“30年代 的新感觉派有一点，穆时英的迷宫是舞场。”（注：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北正中1999年版，第152页。）此后虽有张爱玲这等都市感极强的作家出现 ，亦只是流星闪烁而已，城市文学未曾有过形成主流的机遇。关于这一点，陈思和认为在中 国新文学传统中，“都市文明的审美心理一直缺乏建设。”（注：陈思和：《但开风气不为师——谈台湾新世代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选自林耀 德、孟梵主编：《世纪末偏航》，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48页。）直到90年代末才有文学研究者 将城市文学表达为一种“崛起”的现象。（注：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而海峡彼岸台湾在60年代以降，随着社会形态的 转型，城市的兴起与成长，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文化意识的活跃，和台湾的都市消 费性格。”（注：刘登翰：《台湾城市文学断想》。）在创作上则出现了白先勇、陈映真、王祯和等作家以各种视角和形式表达他们 对城市敏感关注的作品；但是这一些城市关怀往往被掩盖在更为宏大的叙事（如家国兴亡之 叹或后殖民批判）的背后，在现代主义以及乡土文学等巨大概念的论述里丧失了其存在的坐 标。用蔡诗萍的话说：“都市在台湾文学作品中的位置，一直都是相当隐晦的。”（注：蔡诗萍：《小说族与都市浪漫小说》，选自孟梵、林耀德：《流行天下：当代台湾 通俗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65页。）80年代 以降台湾社会加速了都市化进程，到80年代中期，台湾城市人口已达80%。台湾这个历史 上充满悲情的岛如今已成为后工业化的“都市岛”。都市是当代最真实切近的生存空间和欲 望的活动场域（无论它是天堂或地狱），城市生态已构成作为城市元素的作家们文学想象的强 大资源，李欧梵曾在一篇有关“城市与乡土”主题的访谈中指出，台湾的经济发展已超过一 般发展国家了，他援引陈映真的观点说明台湾社会城市化的普遍性以及相对应的乡土乡村之 隐匿性与虚幻性：“连陈映真在他近期的小说里都认为，乡村已经变成广告了，已经没有这 回事了。”（注：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北正中1999年版，第152页。）更遑论那些自小生长于城市的新世代及新人类们了。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才有 “都市文学跃居台湾文学主流”之说，隐晦的都市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并占据了文学想象世界 的主导空间。（注：“都市文学跃居台湾文学主流”的提法具体见于《新世代小说大系·都市卷》的前言部 分，前言为黄凡、林耀德所撰。这一观念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如大陆学者朱双一在《近 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等著述中沿用并阐释了此一说法。）此岸的“崛起”与彼岸稍早的蔚为“主流”无疑宣告了中国城市/都市文学 的全面兴起的新时代的来临。 本文主要侧重于辨析台湾都市文学论述的理路，在诸家言说的同与异、交汇或离析处徘徊 、置疑，梳理头绪，引发对存在问题的深入思考，以便于将来对此一专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二 首先要辨析的是“都市文学”概念。 在众多论述中，对都市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处理方式大致分为三类： （一）采用较为传统的研究模式，首先界定概念内涵，然后以明晰清楚的思路展开分析。如 大 陆学者赵朕的相关研究便是如此，文章一开头就开宗明义，明确概念内涵。认为都市文学属 于按题材分类的文学类型，“它是一种在特定的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反映都市的社会生活， 表现都市人的喜怒哀乐，并洋溢着都市风情意味的作品。”（注：赵朕：《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二）与第一类完全相反，将概念内涵界定工作弃之不顾，悬置一旁。台湾学人斐元领的《 都市小说的社会阅读》一文即是代表。此文专论台湾都市小说，然自始至终未见对研究客体 的概念认定，直至文章后记部分才轻描淡写地明示：“本文并不定义什么叫‘都市小说’， 只从消极面来说，没有‘都市’、‘大厦’等词并不一定就非都市小说；满篇这类用词者不 一定就是都市小说。关于定义且留待有兴趣的人去费心吧。”（注：斐元领：《都市小说的社会阅读》，见《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小说批评卷》，台北 ，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197页。）阅读过全文与现代都市相关 的台湾当代小说论述后，再读这段文字，倒也不至于感觉突兀。 （三）第三类可称为游击战术。“这是一种用概念来框定住对象，却又以某种理智的杂技在 瞬间使概念化的同一性滑动起来的哲学风格。”（注：（英）特雷·伊格尔顿著，王杰等译：《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345页。）如台湾倡导都市文学理论最用力者、都市 文学创作最用心者林耀德的有关论述，虽然其中不乏定义性话语：“凡是描绘资讯结构、资 讯网络控制下生活的文学，都是都市文学”，“新都市文学要表现人类在‘广义的都市’下 的生活情态，表现现代人文明化、都市化以后的思考方式、行为模式，它的多元性、复杂性 以及多变性。”（注：痖弦：《在城市里成长——林耀德散文作品印象》，见林耀德：《一座城市的身世》 ，时报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4页。）这些定义尚未真正逸出传统的都市文学认知模式，但已显露出力图挣脱 的迹象和对都市文学新质的敏感。显然，他认为以表象符征（如题材、城市意象）来界定都市 文学是一种无所作为的表现，将可能“沦为一种无关宏旨的主题学游戏。”因为在他看来， “不一定写摩天大楼、地下道、股票中心、大工厂才是都市文学。”那么，什么才是都市文 学呢？回到前文提及的林氏的定义，就会发现，在林耀德的视野中，都市文学意味着后工业 社会的一种全新生活和文学范式，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而这个资讯网络无远弗届的广 义 都市的复杂多元性及多变性自然也规定了所谓新都市文学的广泛多元性及其不确定性，因此 都市文学概念在与旧有的界说划清界限后便自由生长并膨胀起来，乃至于衍生出80年代末的 “主流”之说。此后，在90年代初林耀德更是将都市文学看作是“在旧价值体系崩溃下所 形成的解构潮流”，此概念早已逸出“题材为特定地域所隔绝的次文类”范畴，延展至“世 界观和文体”的局面。（注：林耀德：《80年代的都市文学》，见孟樊、林耀德编：《世纪末偏航》，时报文化出 版公司1990年版，第376页。） 以上探讨单就都市文学概念在不同论者笔下的不同演绎方式入手，借此考察台湾都市文学 论述的不同理路。概念本是认识把握和抵达现象世界的凭藉和工具，对概念的理解程度及不 同方式必然影响对客体的认知。从上文可知，评论界对都市文学概念的认识存在令人深思的 差异，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否将它看作一种次文类。如果将之定位在与乡野文学、小镇文学 等相对应的题材类型，那么这种研究大多脱不了相应的格局，一般说来走的仍是传统的研究 路数，概念与对象间保持绝对的一致性，立论平稳顺畅但易显呆板。以近期《文艺研究》刊 发的一篇论述90年代城市小说的论文来说，虽也认识到都市文化语境的重要性，但具体行文 依然是一种描述形态的平行分类，此格局实为作者对城市小说未脱旧识的概念认知之结果。 象“世情生态”、“市情商态”、“问题写实”这类分类只要改动个别字词（将“市”改为 “乡”），完全可以照样挪至乡土文学研究框架中。城市并不仅仅意味着与乡村对立的地理 场域，然而城市文学究竟还意味着什么，却是目下城市文学尚无力圆满回答的。原因是我们 的农业社会历史悠久而都市化比较晚，而在西方已很发达的城市诸学科（如城市社会学、城 市地理学、城市心理学）在我国才起步，城市文学亦刚“崛起”，要求城市文学研究在缺乏 现实资源和理论资源的情况下有深度建构，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将都市文学当作一种 题材上的次文类，在批评操作上似乎也简单易行，且易被人们所接受。 斐文采取的悬置概念不予释义的做法，并不能说明作者可以违反通过概念认知对象的规律 ，只能揭示人们，对象并非一种丧失任何主体性和自由度的被动客体，而等待着概念去把握 它。实际上概念与对象间也存在着双向的互动关系，对象（事物的感性生命）应该是比概念更 自由的东西。斐文的不定义是由于作者意识到对象的丰富性而无从定义，不过从文章的脉络 看仍在企图把握对象的特质。只是作者意识到“都市小说的正文、作者与读者都是都市的产 物，任何想跳脱出来去高高在上的旁观者都只有天真的幻觉。”在他的笔下，“都市小说正 是一种奇异的压缩，在压缩中我们展开不停的游荡。”通过这种游荡，才可能了解和接近对 象。斐文的社会学阅读的重点在于透视都市文学的诞生背景：“剥削的渴求、欲望的渴求贯 穿了都市生活的每个角落”，“资本”与“欲望”就成了甄别都市文学的两个基本概念。而 王幼华、黄凡等新世代作家则提供了足够的都市文学文本，让阅读者游荡其间，感知资本主 义化的都市生活本质，即“金钱、权力、性欲成了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媒介，而文化只不过 是训练我们如何更适应这三种媒介使用规则的过程罢了。”在这种以社会批判为旨趣的论述 里，都市小说文学概念本身的重要性已在阅读过程中被悄悄消解。当然，这种论述模式早已 超越了将都市文学视为次文类的观念。 以林耀德为代表的台湾新世代在都市文学论述里还包涵着更大的企图。这一点将在下文的 “主流说”辨析中进一步展开。 三 张汉良在论述台湾都市诗时指出：“在多元系统中，总有主导的文类与漩涡边缘的支系统 ，彼此形成紧张的动态关系，界说这种关系的则是读者的预期视域。近十年来，文学奖的颁 赠可以大略显示都市诗已为主导文类。”（注：张汉良：《都市诗言谈——台湾的例子》，见台湾《当代》第32期，1988年12月版。） 郑明俐在综论80年代散文现象时虽未直陈都市散文为主导文类，（相反，她倒是直言都市散 文实为少数人的写作，亦未形成具体的文学运动。）不过她却极力称誉都市散文在中国散文 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认为“现代小说、现代诗都有革命性的变革，经历了明显的现代化的 履历。散文则一直墨守成规，直到都市散文才产生精神和文体上的重大变革。”（注：郑明俐：《80年代台湾散文现象》，见孟樊、林耀德编：《世纪末偏航》，第70-71页 。） 招数迭出的新世代小说家张大春以一个小说本行的视角来评说80年代都市文学。他认为此 前的台湾文学文本中的都市意涵基本源自一种决定论式的立论，即都市在城乡二元对立格局 中呈现物欲、堕落等负面价值取向；而80年代都市文学则让人感受到都市体验有叙述形式的 自由多元趋势，“当代都市小说的发展并未终结于都市的堕落，……小说家意识到的都市堕 落尚不只乎此。更复杂而繁琐的叙述形式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注：张大春：《80年代的都市文学》，见《文学不安：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台北联合文 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现实世界与主体意识 与叙述形式三者之间互相投射、互为正文，当“与流行舞步一样快速交替更迭的各种知识以 资讯化、消费化的闪逝速度带来无休无止的刺激，”都市人必然在缤纷复杂的广告化现象流 和密集的信息流冲击下，有意无意被吸入消费时代无深度的狂欢，同时体验着内在的分裂与 精神迷失。正如张大春文中所追问的：最值得掌握的现实究竟是什么？在张大春的视野里， 都市化实际上与资讯网络化、后工业文明、后现代化等相关概念之间有着水乳相融甚至相互 叠合的血缘关系，而都市文学似乎与后工业时代的文学几乎就是一回事了。 上述对台湾都市诗、散文、小说等文体的论述，已足以表明都市文学的出场对世纪末台湾 文学造成的冲击不容忽视。早在80年代末，黄凡、林耀德二人在带有为新世代修史意图的《 新世代小说大系》中，就已宣称：“都市文学已跃居台湾文学主流”，而且信心十足地预言 都市文学“将在90年代持续其充满宏伟感的霸业”。既言主流，就不能不提起一篇正好以此 为题的论文《80年代台湾小说的主流》，作者是吕正惠。吕文所持观点显然有所不同，他所 谓的“主流”包含了三个部分：其一是政治社会小说，其二为女性文学，其三则是后设或解 构一类的实验性小说。“都市文学”在他的语境里被悄无声息地匿名收编，化整为零地成为 失名 的零星杂碎。此二种主流之说或许因作者知识背景及观念的差异而各说各话，但吕文与林耀 德的《80年代的都市文学》同收入《世纪末偏航》，而林氏恰是此论文集的编选者，读者在 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自然能感受到二者之间因观念之乖离而造成的潜在对话关系。如果说吕 、林二者论述间存在着潜对话关系，那么吕正惠与张大春、蔡源煌之间的对话则是公开的了 。因为吕文批评了台湾文坛的后现代精神，并且指出“在文学上把这种理论发挥至极的是蔡 源煌、张大春。”“他们以都市的生活经验为题材，摒弃过去老式的语言或文法，大量使用 都市化或欧化的语句。”（注：吕正惠：《80年代台湾小说的主流》，见孟樊、林耀德编：《世纪末偏航》，第289页 。）而且这类创作以及后现代叙述在林、张等人的视野里往往被纳 入都市文学的范畴，这一点在林、张相关论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林耀德的《80年代的都 市文学》一文完全扬弃或超越了传统的（现今在西方仍存在）都市文学研究的模式，其论述空 间不再自限于城乡参照的诠释格局，而是自由穿梭于批评视野、变迁社会的文学言谈、作家 处理正文时空的不同思索方式以及资讯社会及正文交错领域等几个论题之间，且明确指出都 市 文学是“旧价值体系崩溃下所形成的解构潮流。”因此，都市文学从一个普通的次文类概念 上升为一种新的精神理念及文本范式的指代。而充满可能性和刺激性的都市新质不仅正在降 临、发生，而且也涵括了都市主体的介入与创造，人与都市互为正文、相互塑造，如此，“ 都市文学”便在狂欢实践中完成了与后现代精神的契合同一。林文对于“质疑国家神话、质 疑媒体所中介的资讯内容、质疑因袭苟且的文类模式……甚至意图颠覆语言本身”都充满热 情与期待。而黄凡的《如何测量水沟的宽度》，张大春的《大说谎家》等作品对语言、真实 的质疑与谐谑自也成为后现代都市之人文景观。关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精神与都市、都市 文学之关联，下文还将另做辩证，此前，我想借吕正惠与林、张等的潜隐或显在之对话关系 来说明都市文学论述的文学史意义。 林耀德在文中强调：都市文学和田园模式下所誊写的现代主义或乡土派写实派之间，所存 在的区别并非由素材、主题、情节所设定的不同地点、背景间的对立，而是世界观和文体的 差异。张大春、蔡源煌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们将80年代文学定位为：如何超越乡土文学以 后的泛政治化倾向，而寻求另一种全新的叙述模式，把“叙述境界的提高”视为小说发展的 关键。（注：蔡源煌、张大春：《80年代台湾小说的发展》，载台湾《国文天地》第四卷第五期，1 988年10月版。）从这些论述中不难体会到一种对80年代之前台湾文学过浓的意识形态的厌倦与叛 逆意识。乡土文学论战硝烟沉寂后的新世代急欲在新时代里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这种夹杂 着创造欲的渴求和蕴涵着反叛欲的兴奋几乎不言而喻。从张大春兴致勃勃地“构筑现实，经 营历史，甚至颠覆小说叙述的本质”到林耀德对“旧价值体系崩溃”的认定，从张、林以及 张汉良等人对文本叙述形式的充沛热情到黄凡那种有意模糊具体指涉的所谓的“暖昧的战斗 ”，以及众多的后设性、游戏性、消费性文本的风行……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一种淡化意 识形态的多元化文学书写正在突破旧有的狭隘的政治格局，创造出自由开放多元共生的文学 空间。都市文学主流论述并不仅仅指称都市题材数量上的普泛化，而是借此论述为80年代以 来的文学新质定位。在台湾当代文学史的框架中，为以都市文学为代表的新文学范式寻找存 在的意义。陈施明在评说林耀德的都市文学论述时所说的话值得参考，他认为林耀德的论述 实质乃在承认一个缺乏文化深度的文化时代的同时，不愿接受无意义的现实，而极力在“已 被粉碎的过去文学世界中寻求新的意义，并试图把它们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注：陈施明：《一个都市人的后设评论》，见《世纪末偏航》第408页。）都市文 学作为旧价值体系崩溃下的解构潮流，其存在的意义或许还在于由解构和质疑带来的精神上 的解放和叙述形式的自由。 然而对于文学远离政治化的叙述狂欢，吕正惠有些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沉缅于叙述游戏 的后现代理论不过是一种“拒绝任何反对立场的高明策略。”文学想与意识形态脱离干系实 为自欺欺人，后现代精神将任何偏执要求某种政治立场或主张的叙事判定为落伍，事实上却 是为现存体制张目。“因为你既已批评试图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人都是‘一元的’、‘独断 的’、‘专制的’，你势必只有在现行体制下玩那种‘多元’的消费游戏了。”而在评论家 蔡诗萍的笔下，“80年代的新世代作家有着高度的‘享受城市’的游戏性格，也使得严肃作 家与通俗作家的区分显得困难且无必要了。”（注：蔡诗萍：《小说族与都市浪漫小说》，选自孟梵、林耀德：《流行天下：当代台湾 通俗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74页。）确实，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被商业化流行文 本逐至市场的边缘，已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事实。理想、爱情、战争、欲望……一切曾经 神圣亦或邪恶的主题最终都被操作成“一场游戏一场梦。”文学的功能迅速衰退萎缩，在市 场操纵下文学沦为供读者娱乐、游戏、消谴的消费品。在此语境里，吕正惠所批判的多元“ 消费游戏”或许不过是“玩家”们的玩笑罢了。应该指出的是，与那些都市及后现代文学 批评话语的窄化倾向相反，林耀德诸人的都市文学论述，在赋予都市文学深度的同时，又走 向了泛化。对“世界观与文体”革新的冲动、对台湾文学范式转换的自觉，都驱使新世代 代言人急于为新时代的文学潮动命名，都市文学在一种缺少话语中心的背景里暂时擎起了旗 帜，表现出一种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的复杂个性，以及充满矛盾和张力的都市乌托邦情 怀；“书写‘都市文学’成为一种消除物质性的过程，一种从空间性转移到本文性到批评性 的活动，结果造成‘都市的消失’，‘都市的神话化’”（注：黄德伟：《林耀德论文的讲评》，见《世纪末偏航》第407页。）黄德伟将都市文学书写的意义 理解为都市人的精神自救/自疗，通过写作都市文学来寻找、试验各种与都市对话及反都市 压制人性人欲的途径。罗门的都市诗/论，黄凡、王幼华等的都市小说、罗青的“录影诗” 、林耀德的都市散文、张大春的魔幻解构，这些台湾都市作品既提供叙述形式上的创意，也 不乏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即使是一些表面上看来游戏化的作品实质上也并未丧失价值关怀。 我以为，都市文学主流说中指涉的都市文学与完全失却价值尺度的游戏式消遣品间应该有一 条有形无形的界限，同时，为了在文学史中突显自己的新质，都市文学论述往往更多地强调 自我“一种更为充分地体现创作自由的精神品质。”（注：陈思和：《但开风气不为师——谈台湾新世代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选自林耀 德、孟梵主编：《世纪末偏航》，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52页。），这样的自我定位为都市文学论述 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如当你想搞清什么样的作品才是都市文学时），但从一种理想范式的建 构角度看却自有其合理性。“主流”并不排斥多元，更不可能是遮蔽其它文学存在方式的权 力中心。主流说的提出以文学史的眼光看，无疑是突破旧的文学体制建构新的文学范式时所 习见的策略，但其症结也体现在此。以都市文学命名80年代以后新的文学范式并负载文学史 转折使命，毕竟承载过重。不管怎样强调它超越于次文类的广大内涵，它仍然难以完全摆脱 次文类范畴。正因此，在带有为新世代文学筑史意味的《新世代小说大系》的十二册十一个 门类中，“都市”与“政治”、“工商”、“心理”、“科幻”等仍为同一级别的类型。同 时，却又在“都市卷”中提出主流说，从编者这些相互矛盾的陈述可以看出，他们既积极肯 定新世代创作的文学史价值，却并未因此将文学史发展简单化约为代际更嬗。在他们的论域 体 系内，“都市文学”常常可与新世代文学相互置换，此外，与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后现 代）文学之类的概念也可能相叠合。（注：林耀德：《一座城市的身世》中有关都市文学的论述：“凡是描绘资讯结构、资讯网 络控制下生活的文学，都是都市文学；这种定义其实与‘信息时代的文学’、‘后现代文学 ’等称谓已经几乎意涵重叠。”）但这一称谓的运用显然消失了浓烈的代际色彩，其 整合性功能更偏向“世界观和文体”的向度。同时，在敏感到一个丧失深度缺乏意义时代来 临之际，这种都市文学论述又不无艰难地履行其理想建构功能，如果说在与政治负载过重的 乡土写实论述挥手作别尚有一种潇洒的话，那么站在后现代主义潮流之中仍坚持寻求意义与 深度的现代精神，（注：林耀德身上的现代主义气质使得他对于完全消解意义与价值的这类后现代精神保持了 警惕性距离。他的散文《一个城市的身世》，诗歌《都市之甍》、《你了解我的哀愁是怎么 一回事》，小说《恶地形》等都有着坚韧的现代主义质地。朱双一对林耀德创作精神的概括 值得参考，他将林的创作定位为“站立于后现代对于现代的乡愁。”）则必然是困难的分裂的。林耀德的小说《恶地形》就体现了这样的困 难与分裂，“恶地形”是典型的现代主义视野里的荒原象征，而蠕动的蚕则始终不停地贪婪 蚕食，啮噬地图上的河山，在女人躯体上恶心地翻滚。这贯穿首尾的蚕意明显然意指缺少精 神意义的世界上横流的欲望。当欲望成为表征世界的唯一语言，仍对精神世界怀着现代主义 乡愁的主人公必然陷入孤独与痛苦的深渊。他深深地感受到感官物质生活的虚无（就象女人G ），而与灵魂相通的知音却又只能囚在一张古老的明信片上（如女人B）。在作品大量的意识流 描写与时空错综变幻的文境里，真实与虚幻莫辨、肉欲与心灵分离，焦虑与迷失的沉重感力 透纸背。而《恶地形》式的现代乡愁一旦渗入都市文学论述，固然为后者带来了一种精神的 深度，也可能导致后者精神超载。 四 在都市文学论述中，城市与人的关系一直是关注的重点之一。城市给予人怎样的生存空间 ，人们又赋予都市怎样的价值评判？城市与人如何相互塑造、互文互动，是都市文学创作及 其论述难以回避的命题。 有必要以最简约的形式回溯一下城市文学的历史。城市文学的存在依托是城市的兴起。西 方城市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前现代与现代之后两大阶段，前现代文明阶段的城市也就是城邦 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以现在的标准看那时的城市规模很小，城市生活的节奏 缓慢，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遵循相同的传统。而城市化程度的加剧以致于普遍化，应始于资 本主义的兴起及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吉登斯曾指出：“自一七八○年以来的两百年之间， 人类在社会生活上的改变远比在此以前的漫长人类历史中的改变更为明显且更具深远的影响 。……而在这一切的改变之中，以当代都市状态的性质及其影响最能证明此一事实。”（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廖仁义译：《批判的社会学导论》，台北唐山出版社199 5年10月版，第89页。）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应是与现代工业相伴而生的，到19世纪掀起的城市文学的浪潮中，以 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作家对现代都市的关注焦点乃是金钱物欲的巨大魔力以及由此翻演的人间 喜剧。对商品拜物教、金钱至上主义、道德沦丧等城市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使得19世纪城 市文学的现实主义魅力至今犹存。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逐渐演变成城市文学的主导力量， 卡夫卡、乔伊斯、萨特等现代作家“对物化力量及其形式的理解，超过了直接的经济关系的 表现，深入到人的存在意识、心理、感觉等隐秘世界，”（注：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对“异化”的批判更加内在化 也更哲学化。随着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都市一后现代空间超越了单个个 体找到 自己的位置的能力。（注：（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等译：《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詹姆逊认为在这种后现代都市空间里，身体与环境间的分离要 远远超过现代主义时期。而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对后现代 城市的描述是：影像的城市、文化上具有自我意识的城市，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情境在此遭消 解了(decontextualized)，文化失序与风格杂烩是其空间特征，其中浮动着折衷混杂化的符 码。 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便是消费、娱乐、体验，大众不时聚合成一个个暂时性情感共同体 ，一起体验狂欢、移情及情感沉浸。美国艺术家理查德·博尔顿的表述也许更加美国化和情 感化，在他看来，信息社会、都市、后现代主义等名词完全可以相互通用。它们都意味主体 的丧失、传播交流带来的不可忽视性，信息、资本、个人被符号、外表和空间的费解之洪流 所淹没，他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一切：“醉”。而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醉倒的意 识形态。不需引述或参照更多的论述，足以说明当今西方社会中城市已不仅如波德莱尔所说 乃现代历史之主体。城市/都市，几乎已是后现代社会的同义语即全部了。而这种新都市意 识也正在渗透台湾新世代以及大陆新生代都市文学创作和论述中去，尤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台湾的都市化比大陆更早、程度更高，都市文本也更早感应西方文化潮流而呈现后现代色彩 （在此应说明的是，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都包涵极其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内容，而不 能仅将它们理解为一个不痛不痒的标签）因此上述后现代都市文化现象也可以从80、90年代 台湾都市文学中得到反映。 不过，毕竟中西城市发展不仅历史时差甚大，而且形态与实质亦有许多不同之处。中 国古代城市大多具有农业社会的市镇特点，而古代的城市文学只能称之为市井文学。甚至连 今天的北京在李欧梵的眼里仍然是一个“大的中国式的有文化的乡村”（注：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北正中1999年版，第147页。）。近现代以来都 市的出现又是伴随着屈辱的殖民产物（这一点两岸相同）。长期的乡村农业社会历史和近现代 都市的被动畸形产生都造成了中国城市文学中的城市往往呈现其负面价值。这在两岸都市文 学论述中都有所反映。陈思和就认为自五四时期至新时期的大陆作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总 是将情感的天平倾向乡村。而城市则是罪恶之渊薮。南帆在考察新时期文学时就曾关注过这 个问题，他发觉城市虽是现代文明的见证，然而在90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视野中，城市从来 未能取代过乡村那种心灵故园的地位。他认为城市人的怀乡梦虽只是一种精神乌托邦，却也 多少起到过滤净化的作用。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城市的堕落倾向。（注：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5页。）到了90年代城市 文学中涌现出与城市共感共谋的城市化作品，在杨经建的论述里，城市化品格往往通过市情 商态的文本内容得以表现；最能体现都市生活方式及价值理念的无疑是那些追逐时尚得风气 之先的年轻都市人。对他们而言，“存在的价值不在抽象的理想中，而在于彻底的现实化过 程中”（新都市小说家邱华栋语）利益与快感成为生产的两个基本原则。面对这种被刘心武称 之为“欲望写实主义”的都市文本，我们已经很难再寻到以乡村为心灵家园的田园主义的踪 迹。甚至乡村也失去了参照和净化都市的潜在功能。 在台湾的都市文学论述中，论者几乎都注意到，在当代台湾文学里，城市所扮演的负面角 色。在现代主义作家笔下，城市或者只是灰暗的世俗背景（如王文兴的《家变》）；或者是一 个与昔日繁华荣耀构成惨淡对照的伤心地（如白先勇的《台北人》）。蔡诗萍进一步指出：如 果说现代主义作家们是用疏离的感觉拥抱城市，那么写实主义作家们所揭示的，倒是较强的 批判精神，乡村的对比成为他们反抗城市的心灵堡垒。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等具有强烈 现实关怀的作家尽管创作风格各异，但城市在他们的作品中基本上是罪恶与堕落之所在。而 张大春、陈思和、林耀德诸家无不注意到，80年代之后城市与人之间的疏离或对立的关系有 了较大的改变；朱双一和赵朕等人的论述侧重探究现代都市人的新型都市文化意识的复杂多 元性，他们敏感地意识到都市意涵的重大变化。文学对城市不再一味拒斥、批判，而是“有 憎恨也有歌颂，有拒斥也有拥抱”，城市的双面性决定了情感价值的两面性。实际上，当“ 城乡差距已经失去任何意义”（注：杨经建：《90年代城市小说》，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廖仁义译：《批判的社会学导论》，台北唐山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95页。），都市空间(urban space)不仅是一种物理现象而且更是 一种社会现象，（注：社会学家苏金(S·Zukin)认为从都市社会学的应用角度看，应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都 市空间的生产与消费表现，将后现代主义与都市形式(urban form)结合起来研究，对理解都 市文化状貌及其发展动力很有助益。他所提出的“都市空间”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 。詹姆逊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擅长通过时间的维度来 测绘心灵世界的丰富与敏感；那么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则倾向于从空间的维度去复制、仿真和 表现一个多元的现实世界。）人与城市必然互为正文，相互塑造，蔡诗萍从80年代新世代作品里解读 出“享受城市”的游戏性格，而且他们的作品使得严肃文学与通欲文学的区隔日渐模糊；陈 思和则认为在现代社会转型中成长的台湾新世代作家已完全与都市精神融为一体，他们深知 都市的罪恶也就是他们自身的罪恶，他们不再自外于都市自称“固执的乡下人”，而浪漫化 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怀想更被他们摒弃。《新时代小说大系·都市卷》的前言对田园主义的批 判不遗余力，此卷的编选也显露出这方面的用心，如吴念真的《婚礼》，是一篇自始至终 未见都市踪迹的小说，为何视为都市小说，有些令人费解，细思则不难感受到文本展示的愚 昧丑陋如地狱的乡村反讽了田园主义的荒诞，隐含着一种更高的文明尺度（小说以自台北辗 转而来的都市人“我”的身份作为暗示）。新世代们欲颠覆的是那种已成呆板模式的道德和 审美化的城市一乡村二元对立框架，旧的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新的多元化的空间化叙事开 始了，都市文学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繁复多彩的新景观，它的都市性达到了迄今为止的高峰。 古希 腊时期在裴洛尼亚安(peloponnesian)半岛上有一群政治哲学家，他们最早提出巨型都会(me galopolis)这个词语。象征着他们梦想中的新城市，也象征着一切人类文明的发展归属。如 今，当都会和城市遍及世界，都市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别无选择的家园，我们能否说希腊哲 人的梦想已然化为现实了呢？所能预言不过是：当城市覆盖了地球上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人 ，人们才会觉悟所谓天堂也许正是我们永远失去的那个世界。当然，现在讨论的都市文学也 就失去独立探讨的必要，就像西方社会学家指出都市社会学的不再必要一样，因为单向度的 世界必然失去意义生长的原动力。这已经远远僭越了本课题的权限。 回到台湾都市文学论述，对田园主义及其决定论式的思维进行批判和清理显然是符合时代 潮流的，然而问题在于，城市—乡村二元参照模式果真完全丧失了它存在的依据了吗？我以 为至少在中国尚未失效。东方农业文明所孕育的文化传统、生活范式、人格特征、心理积淀 不可能在城市化过程中便彻底消匿，而是以各种方式融合、转化进入城市文明。如果说田园 主义的桃花源不现实也不可能，那么城市主义的乌托邦也无异于一个神话。因此，都市文学 及其论述既有权利享受城市游戏的快感，也决不应丧失反省批判的功能。实际上，两岸已有 部分作家正在进行这样的探索，而过去或正将成为过去的乡村文明在接受必然没落的命运的 同时，为人类的今天和未来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和怀恋。它所提供的尺度是都市文明得以健康 发 展的重要批评尺度之一。 原载：《东南学术》200105 原载：《东南学术》2001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