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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美国文学”和“华裔美国人” 凡是华裔美国人以华裔美国人的视角写的华裔美国人的故事都属于华裔美国文学，其中最典型、目前数量最多的华裔美国文学是有美国国籍、华人血统的作家所写的在美经历或有关美国的作品。至于使用语言，不能只限于英语，美国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就像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一样，中国文学包括所有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文学作品。因此，华裔美国文学既包括 “华裔美国英语文学”，也包括“华裔美国华文文学”。 依此定义，像哈金的《等待》一类的作品不算华裔美国文学，更像是作者把自己有关中国的作品译成英文发表。他是以中国人的视角，写了一个中国故事。当今已经有一批这样的作家，即使他们已经取得美国国籍，他们有关中国的作品如果不反映华裔美国人的视角，就不能算华裔美国文学或“典型”的华裔美国文学。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作品没有价值、不值得研究；我们不应该因归类而排斥任何有价值的作品，阅读、介绍、评论作品本身的价值永远是第一位的。我所以增加了华裔美国人的视角，是因为华裔美国作家有时复述中国历史、神话故事或经典，但由于视角不同，他们笔下的故事已经不是中国人熟悉的，而是华裔美国人的再创作。汤亭亭、赵健秀的作品中都不乏这样的例子。连他们笔下的关公和孔子我们都不认识了。同时我注意到近十年来华裔美国文学出现了一些描写华裔美国人在中国经历的作品，如任璧莲的《谁是爱尔兰人？》中的《邓肯在中国》以及郭亚力的《中国戏剧》。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强大，越来越多的在美国生长的华裔美国人会对中国感兴趣并来“寻根”，也一定会出现更多反映他们在华经历的作品。 “华裔美国人”即具有美国国籍和华人血统的人。这既包括生长在美国本土的华人后裔，也包括取得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把后者排除在外，否认新移民和用华文写作的华裔作家是没有道理的。遗憾的是，有一些评论家和华裔作家持这种观点：赵健秀把许多美国生美国长的作家都视为“假冒伪劣”不说，汤亭亭、徐忠雄等的作品中对新移民的描写也带有几分嘲笑与讽刺。在《孙行者》的第一章中，汤亭亭有一整段形容新移民镶着金牙，磕着瓜子，穿着十来件自己编织的毛衣，外面是尼龙或人造丝的套装，土里土气，身上散发出“新移民香水——卫生球”的味道，不仅把新移民全家人在公休日逛公园称之为“cheap outing”, 还说他们甚至“不知怎样一起散步”！徐忠雄在《美国膝》中描写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男人的“通常的标志”是：“廉价理发馆的发式，油腻腻的发帘垂过眉毛；方形金边眼镜，歪戴在脸上，因为鼻梁太低，撑不起来；聚酯化纤的裤子，裤裆松松垮垮；衬衫塞得太紧；脖子上挂着一条粗粗的24开金的项链，上面挂着块玉石”。这些可能多少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但单独把新移民的着装拿出来，而且用讥讽口吻描写，恰恰暴露他们以“美国人”自居、高高在上的傲慢立场，我想这就是华裔美国人视角，也是“东方主义”在华裔美国人身上的反映。 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的分支 前一个时期，国内曾有评论试图或“争取”把华裔美国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认为华裔美国作家无论用英文或华文书写的在美经历的作品，都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不过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由于了解中国文化，写作对象又是华人读者，其作品的内容、视角、思想感情更接近中国作家。至于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如汤亭亭，从不认为自己作品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她曾说：“实际上，我作品中的美国味儿要比中国味儿多得多。我觉得不论是写我自己还是写其他华人，我都是在写美国人……虽然我写的人物有着让人感到陌生的中国记忆，但他们是美国人。再说我的创作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对这点我很清楚。我是在为美国文学添砖加瓦。评论家们还不了解我的文学创作其实是美国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对于汉学家指责她歪曲中国神话的批评，她说：“……他们不明白神话必须变化，如果没有用处就会被遗忘。把神话带到大洋彼岸的人们成了美国人，同样，神话也成了美国神话。我写的神话是新的、美国的神话。”因此，中国读者不应用衡量中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要求来批评他们，尤其是谴责他们伪造、歪曲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这是理解华裔美国文学的关键。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东方主义 在美国生长、受美国教育的华裔美国作家作品中存在东方主义不足为奇，但绝大多数作家因为和母国的血缘关系对中国和中国人并没有敌意。至于华裔美国作家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待或批评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作品是否都属于东方主义，我认为需要具体分析，这主要看他们反映的是否“确有其事”，批判的是否有道理。 华裔美国女作家的作品中反映最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歧视，尽管有些事例不准确，我认为“大方向”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人（我往往如此）在国外自己同胞中批评中国时往往毫不留情，但是听不得美国人同样的批评。我们在外/美国人面前评论中国时大多是有保留的，但是我们却十分欣赏美国朋友在我们面前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尖锐批评。我不知道我们对华裔美国作家是否有时也有些苛求。 另一点需要考虑的是作家为了出版，往往要做妥协（这种“先获得发言，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办法也不失为一种策略），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尽管作者写作的初衷是想“使美国人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使华人的成就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但美国当局看重的是黄玉雪可以现身说法表明“一个穷苦中国移民的女儿能够在有偏见的美国人中获得立足之地”，作为少数族裔的美籍华人可以从美国民主制度中受益。因此，《华女阿五》1945年出版后，美国国务院不仅出版了此书的日语、汉语（香港版）、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泰语、缅甸语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语言的译本，1953年还出资请作者到45个亚洲城市做巡回演说。华裔作家赵健秀因此怒斥黄玉雪为“汤姆叔叔”。黄玉雪生活在美国排华最严重的加州，但书中只有两处轻描淡写地提到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是黄玉雪有意回避，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此书是在黄玉雪的英语老师和出版社的编辑鼓励下写成的，最后定稿主要出于他们之手。编辑删去了原稿的三分之二，剩下的由老师艾丽斯· 库珀协助串连。据黄玉雪本人说，删去的是“过多涉及个人的”部分。她对采访者解释说“有些东西没有了，我原本是希望保留在书里的……”因此，难以判断谁该对无视种族歧视这一重大问题负责。黄玉雪解释说，她从小生活在唐人街华人世界，很少和白人接触。上高中和大学接触的又只限于学术圈，只是在毕业后找工作时才第一次接触美国劳工世界，即一般称之的“男人的世界”。值得指出的是，她进入白人主流社会时正值二战期间，中美为同盟国，美国公众对华人较过去关注，态度也比以前友好。 至于一些女作家如谭恩美作品中将“过去的中国”与“现在的美国”比较，对中国封建迷信的描述或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将个别写成典型而产生的东方主义或“一种东方主义效果”这一问题值得探讨。依我看，要研究弄清的东西包括：作家这样写主观上有否为出版而取悦于白人主流强势文化的意图；中国文化中有否这样的糟粕（比如歧视、压迫妇女、赌博）。 自愿流放到美国的华人都有逃离中国、向往美国的原因，他们该如何反映这些中国背景才不至于落入“东方主义”。华裔作家对作品中的“东方主义效果”应该付多少责任也值得考虑，是否有把华裔文学当作真实的历史或社会现状的误读现象，而又是谁该首先为误读负责。我以为华裔作家有审视两种不同文化的优势，但也有其特殊的难处，其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读者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又是主流强势种族歧视文化的“熏陶”造成的。这一问题确实值得有使命感的华裔美国作家注意。 华裔美国文学是否认同或在宣传中国文化 既然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的分支，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是他们的再创造，他们宣传的就不会是中国文化。何况华裔美国作家，尤其是用英语写作的华裔美国作家，认为自己首先是美国人，他们对中国文化也远不如对西方文化熟悉，引用时难免出错。如汤亭亭在《孙行者》中大量引入《三国》《水浒》中的人物，但她把关云长写成了关长云（Gwan Cheong Wun），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成了“Ku San the Intelligent”，让唐三藏对孙悟空说“我敢打赌你翻不出我的掌心”等。挪用、改写中国古典文学是汤亭亭的写作手法之一，但以上显然不是有目的的戏仿。 华裔美国作家书中有关中国文化的部分其实是他们创造的华裔美国文化。关于这一点，徐忠雄在他编写的《亚裔美国文学选集》的序言中说得好： 美国每个小城镇都有中国餐馆卖“华裔美国食品”，这种食品是在美国发明的，类似从前的中国食品。福饼和chop suey是美国原创。 的确，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福饼”，它是在美华人的创造。实际上，当今的不少美国白人作家也是创造性地利用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以及白雪公主等故事来写作的，如约翰·巴斯的《吐火女怪喀迈拉》。 值得一提的是，赵健秀以捍卫传统中国文化自居，大量引用《三国》《水浒》《西游》以及孙子、司马迁等等，以表现自己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并将中国文化传统定义为“英雄主义”传统。赵健秀把《水浒传》看作是《三国演义》的续编，前者则表现大众报仇反对腐败官府的道德观念或“天命”，后者探讨报私仇的道德观念。赵健秀认为这两种观念正是孔子的基本思想。而《西游记》的“齐天大圣”又表达、发展了《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精神。赵健秀把孔子看作史学家、战略家、武士，因此和孙子有了共同点。他认为中华文明的传统是信仰“人人皆生为战士。我们生来就是为维护个人的完整人格而战。一切艺术皆武术。写作即战斗”，《孙子兵法》正是培育了“生活即战争”的精神。由此可见，作为第五代华裔、不懂得中文的赵健秀，他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也是华裔美国文化，是华裔美国作家的再创造。而赵健秀的孔子是应华裔美国人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 作为美国多元文化独特产物的华裔美国文学，有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但它又割不断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提倡华裔美国作家的绝对独立或绝对继承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华裔美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继承是独特的。这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基本都是通过父辈甚至祖辈对往事的追忆和其他间接的渠道建立起来的。他们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和父母潜移默化中传授给他们的中国文化使他们不可能像普通的美国人那样来看待东方和中国；同样，由于在美国土生土长，他们也不可能像中国人或他们父辈那样去看待东方、中国乃至中国文化。至于“完全以认同居住国的主流话语的方式写作”，我认为不大可能，因为有所谓的“肤色制服”（color uniform）， 尽管白人或华人同样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华人注定不可能把自己当作、也不大可能被其他人看作是白人的同类人，黄皮肤的亚裔/华裔美国人对许多事物的感受肯定与白皮肤的英/欧裔美国人不同、甚至截然不同；种族歧视在美国不是短时间内就会消亡的。 尽管华裔美国作家不是在“宣传”中国文化，但华裔美国文学中提及的中国文学、传统习俗、历史人物等无疑会引起美国和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历史等的好奇和兴趣，如美国的“花木兰”热恐怕要归功于汤亭亭的《女勇士》。可以断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世界会对中国更加关注，华裔美国作家也会更认真、自觉地深入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在创作中更好地利用它来表现华裔美国文学的独特的魅力。这三者有互相推动的作用。 中国读者可以从华裔美国文学中受益吗 华裔美国文学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是美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本身的文学价值外，还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新移民，尤其是有色人种的新移民，带着“美国梦”来到美国，但很快就明白要融入美国社会，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绝非易事，通常是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而最后真正“成功者”凤毛麟角。研究文学的人都知道作家与作品是时代、历史的产物。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出版更和作家创作时中、美两国国内社会状况，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关系以及当时的国际风云变化等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尽管不能把作品作为真实的历史或社会现状来读，读者还是可以从中了解不少文学以外的背景知识。 华裔美国文学的价值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对有心的中国读者来说，华裔美国文学还可以作为“反思文学”来读。我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华人的影响，经过几代人以后，华裔美国人还保留了传统文化中的哪些价值观和习俗，其中哪些有助于或有碍于他们成功，这些反过来会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认识，对于我们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有启迪作用。 用英文写作的华裔美国作家多属第二、三、四甚至第五、六代华人移民，他们受的是美国教育，往往用不同眼光来审视老一辈人的传统价值观和所作所为，对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劣根性往往看得更客观清楚。即便是带有东方主义的内容，由于我们在中国不是“弱势群体”或“他者”，有条件心平气和地审视华裔美国文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吃碗茶》所揭示的个人和家族的关系、父子关系，中国人的“面子”、“为亲者讳”等情况在目前中国仍然存在。有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值得进一步思考，如“知恩报恩”。汤亭亭在《中国佬》中提到她新会老家的亲戚来信要钱买自行车，她寄钱时，母亲说：“我要在信上交代清楚，那钱是你寄的”。但汤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她说，“我可不想要任何人永远感激我”。她在书中也提到父辈为了筹集到美国的路费，需要借债，除了要支付高利贷外，“大家都清楚，从此我们家，包括子孙后代，即使在付清了债务以后，也应该对那两家人永远感激，不管将来这两家的子孙生活在何处”。 中国人的道德观是“滴水之恩，当以泉涌相报”，汤亭亭的话却让我反思——“知恩报恩”固然是对的，但同时，受人恩典后也使许多人产生负担。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讲述一个贫穷的小村中的女孩考上了大学，村里许多人都热心地拿出一元、两元地帮助她筹集学费、路费……她上了大学后，村里人凡是到城里的，必定要由她招待。她每次回家也要给大家备齐礼物……如今她已经不堪重负了！我想我们应该提倡不要求回报地帮助他人，同时受惠者要记得他人的无私帮助，有机会、有条件时，以同样的精神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仅仅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 在林露德写的关于19世纪华人刘锦浓的传记小说《木鱼歌》里，少年刘锦浓被范妮·伯林格姆收为养子，受报恩思想的影响，他大半生为她家无偿服务，不敢参加华工的罢工斗争，遭到同胞疏远。老伯林格姆剥削他，只给他极少工钱，不够他还债并寄钱养家，因此国内亲人饿死时，刘锦浓深受自己良心以及华人同胞的谴责。尽管在范妮·伯林格姆的帮助下，刘锦浓培育出以他命名的获奖优质橙，对美国柑橘业的贡献以数百万美元计，1933年和1940年分别在芝加哥和纽约举办的两次世博会上，美国的佛罗里达馆里都展示了他的成就。但他最后仍然是一个边缘人，一个和祖国与家人断了联系、在异国他乡既无家庭又无华人朋友的孤独名人！《木鱼歌》主要说的是刘锦浓的“成功”历程和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不过读者从中也看到白人、华人和黑人三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值得我们反思的是：造成刘锦浓的喜、悲剧的内因和外因是什么？有哪些社会历史原因？中国人推崇的“以德报怨”、“滴水之恩，泉涌相报”的美德到底应该掌握到什么尺度？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无疑对海外华人的生存状况产生极大的影响，作为华人如何很好地利用这些外部条件，如何批判地继承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人又怎样从海外华人的奋斗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这也是华裔美国文学对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可以给中国读者不少启示。 原载：《文艺报》2008-1-3 原载：《文艺报》2008-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