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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赵南栋》，一向与《山路》、《铃铛花》一起被视为其“政治小说”的代表，然而与《山路》、《铃铛花》相比，《赵南栋》虽然涉及到政治性的因素并以此为主，但仅以这一点却无法涵盖其内容的丰富性，小说中既有“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中对跨国公司精英的深刻描写，也有对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叛逆青年”的细腻刻画，而更重要的是，小说将这三者结构起来，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深刻的悲剧，使一个父亲与两个儿子各自人生道路的强烈对比，成为台湾20多年社会思想变迁的一个缩影。 在这个小说中，父亲赵庆云1950年作为政治犯被抓到监狱里，1975年大赦获释，但25年的监狱生活，使革命激情不减的他，已经无法适应进入资本主义的台湾了；大儿子赵尔平，自小被寄养在别人家，父母的苦难与寄养的家庭，使他自幼发奋图强，后来他进入了一家跨国公司，但公司高层的贪渎与倾轧渐渐浸染了他，让他成了一个谋取个人利益的精英；小儿子赵南栋，出生在监狱中，不久母亲被处决，他同样被寄养在别人家，但这个自小面容姣好的“小芭乐”，长大后成了一个频繁更换女朋友并吸毒、坐牢、搞同性恋的“叛逆青年”。这三个人，各自孤绝在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无法理解与交流，在时间与社会的变化面前，显示了一种悲壮的无奈。 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但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这是一个伦理的悲剧，是一个父亲的悲剧，也是两个儿子各自的悲剧；其次，这是一个身份的悲剧，是一个“革命者”的悲剧，也是跨国公司“精英”的悲剧，同时也是“叛逆青年”的悲剧；然而归根到底，在主题上，这是一个“时间”的悲剧，或者是一个“隔绝”、“背叛”的悲剧。正是在时光的流转与社会思潮的变迁中，父亲与两个儿子被彼此区隔，“革命者”来到了不属于他的时代，“精英”被跨国公司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异化，“叛逆青年”陷入了迷茫、彷徨与绝望之中，“革命者”的后代背叛了革命的理想。在这里，陈映真将莎士比亚式的生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想悲剧结合起来，为我们描绘出了后革命时代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 如果说《赵南栋》浓缩了台湾25年间的变化，那么在大陆，这一变化则更加漫长，更具有戏剧性，蕴含了更为丰富的意蕴。 《赵南栋》的第一部分，是以叶美兰的视角讲述的，叶美兰是赵庆云的爱人宋大姐的狱友，她回忆了她们在狱中的斗争、死亡以及小赵南栋的出生，熟悉大陆小说的人，从她的回忆中，不难想到《青春之歌》、《红岩》这两部影响深远的小说，她们在狱中面对的相互照顾是如此相似，而宋大姐这位参加过抗议的青年学生，也正像林红、江姐一样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了，她的儿子“小芭乐”赵南栋，也正如《红岩》中的“小萝卜头”一样出生在狱中，并得到了狱友的照顾，不同的是他们的命运。 有一则资料这样介绍“小萝卜头”：“小萝卜头”，原型叫宋振中。宋振中在一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重庆白公馆监狱；1949年9月6日，和妈妈徐林侠、爸爸宋绮云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戴公祠，当时，小萝卜头宋振中才9岁。他在敌人的监狱里被关押了8年，是在敌人的监狱里长大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在敌人残酷迫害下，小萝卜头是吃霉米饭长大的，不知道糖是什么味儿。他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渴望到学校里去读书，但是，他是“政治犯”，敌人不让他读书，经过地下党的斗争，他才在监狱里上了学，由地下党员和爱国志士作他的老师。小萝卜头稍微大一点以后，就懂得了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特别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在敌人的监狱里帮助地下党做了许多成年革命者不能做的革命工作，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正因为如此，重庆解放后，小萝卜头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小的烈士。[1] 我们很难想象，“小萝卜头”如果活下来，会成为一个频繁更换女友并吸毒、坐牢、搞同性恋的“叛逆青年”，但与他命运相似的“小芭乐”却成为了这样的人，为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而且在大陆，如果我们将视野从20世纪40年代延伸到80年代以至新世纪，这样的情况也并非不可能，我们固然看不到“小萝卜头”的变化，但1980年代以来，从徐星、刘索拉到王朔、王小波的小说中，我们却不难看到这样的“叛逆青年”，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语境发生了转变，当人们不再以“革命”的视角去看待历史与现实，“牺牲”便失去了被赋予的神圣意义，而在80年代以来的大陆，便经历了这样一个“去革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话语失去了“文化领导权”，而另外的话语如“现代化”则占据了主流。这从一个例子即可以看出，在80年代的大陆文学中，不断出现“马列主义老太太”这样的形象，这一形象固然蕴含着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批判，但同时被批判的也有被教条化的马列主义。而在90年代的作品如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老革命”老傅的形象则成为了一个僵化、保守、说一套做一套的喜剧形象，这在同时期王朔的作品中也是一个被突出表现的对象。这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形象，而在于这样的形象为什么被表现出来并被普遍接受，因为在现实中，必然存在着如赵庆云一样仍坚定执著于革命理想的人，在这样的人看来，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悲剧，他们毕生所追求的理想成为了新时代的一种笑柄，曾经视为生命的东西被无情地消解了，而这个悲剧却在转型中以喜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而在今天，这一问题甚至更加严重，近日网上传出一位曾经参加解放襄阳的81岁的老战士，只能在街头以卖花生糊口[2]，而在电影《集结号》中，失去了理想价值的视野，那些战斗的士兵似乎在进行一种无谓的厮杀，而这当然不足于解释中国历史。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忧，在1960年代初期，在大陆涌现出了一批“社会主义教育剧”，包括《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这些作品意在唤起革命时期的记忆，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希望能将革命精神传下去。这在当时取得了轰动性的演出效果，但却被80年代以后的研究者批评，有的认为这是“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而另外的人认为表现了“后革命阶段的日常生活的焦虑”[3]，这些批评以现代化、日常生活这样新的命题取代了“革命”的视角，将“革命”当作城市文化、日常生活的对立面，而没有认识到作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中国革命与城市文化、日常生活也有相契合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城市文化、日常生活并不具有自明的意义，它们在今天固然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文化的一种表征，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无产阶级”的城市文化或革命中的“日常生活”。 但就总体性的现实效果来说，“社会主义教育剧”及随后的“样板戏”，在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却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文化的优越性，或者“人性”天生就有追求享受的倾向，而是这种“教育”本身及其方式的问题。首先，这一教育方式将问题归结于文化与意识领域，而忽略了社会、政治领域的现实，这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尽管在文化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有着深刻的反思与解构，却不能从整体上触动资本主义体制。而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空洞的，它被抽象为一切“恶”的象征，而失去了其政治经济学上的质的规定性，虽然它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却又是陌生的，只有在“狼”真的来了之后，才能让人认清其本质。 而且“教育”本身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启蒙，是一种具有权力结构的思想控制，而现代思想本身的发展，却总是要以反叛、质疑的方式向前推进的，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正是1950年代培养起来的“新人”如李泽厚、王蒙等，在1980 年代充当了反叛这一思想的先锋，为什么正是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思潮中，才酝酿了1990年代中后期的“新左派”如汪晖等人。 另一方面，中国革命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反思并做出纠正，如韦君宜在《露莎的路》、《思痛录》，老鬼在《母亲杨沫》等书中谈到的革命内部的弊端，在1950年代采取压制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对于不同的思想系统，则采取批判的方式完全排斥，如批判《武训传》、胡适、胡风等运动与“反右”的扩大化，而没有采取思想论争的方式争取“文化领导权”；在1980年代以后，因之丧失了“文化领导权”，尽管仍有行政上的领导权，但却并不具备足够的合法性与说服力。 在这里，我们应该对“文化领导权”与“行政领导权”做出区分，如果说文化领导权是指在思想上具有说服力与合理性，从而依靠自身的力量成为一种笼罩性的话语，那么“行政领导权”则仅仅在法律或行政上拥有合法性。“文化领导权”与“行政领导权”有重合的可能，如在50年代的大陆，但也有分离的可能，比如30年代，国民党虽然占有“行政领导权”，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无疑占据着“文化领导权”。 仅就记忆来说，任何一代年青人都不可能完全重复上一代人的经验，那么如何将上一代的思想传递给青年一代呢？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当初的青年可以背叛富有的家庭参加革命，而今天即使出身于底层的青年也在背叛家庭，希望能进入中上层社会，成为赵尔平这样的跨国公司精英呢？同样的“背叛”，却有着不同的方向，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让人不能不思考一个时代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当革命文化占据领导权时，它甚至可以吸引对立阶级的优秀青年，而当革命文化失去合理性与说服力时，那么它连自己所服务的阶级基础也无法维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如何处理“接班人”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是与“独尊儒术”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科举制等选拔人才的机制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安排保证了士大夫阶层的再生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允许思想上的质疑与反叛，但自由、民主、博爱等主流意识形态无疑占据着文化领导权与行政领导权，而正是这些质疑与反叛，不断激发资本主义的内在活力，同时在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竞争中，将自由、民主的范围加以扩展，从而保持了这一文化的合理性与说服力，即使克林顿、布莱尔这样当初的反叛者，最终也融入了主流文化之中。相对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个“超稳定结构”，社会主义文化无疑是一种新生的脆弱的文化，在20世纪，这一文化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文化领导权，它所提倡的更为彻底的自由民主与民族独立，以及对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变革，一时凝聚了世界的希望，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它却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在国内复制了国家资本主义，在国际关系上复制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并没有发展出一种更具合理性与说服力的文化，没有发展出一种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苏东事件，更使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窘境，“历史终结论”的流行，便说明了资本主义文化将自身“普适”化的一种努力，而911之后布什政府提出的“圣战”，也首先是一种文化政治。 一个真正有活力的思想，应该是在不同思想的论争中产生并能够容纳内部差异的，只有这样，才能持续保持活力，防止自身僵化，并能应对新的现实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占据“文化领导权”，从而拥有青年与未来。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只有在相对开放的思想环境中，在与不同思想体系及内部差异的争论中，才能重建自己的“文化领导权”，而这种思想环境之所以是“相对”而不是“绝对”开放的，就在于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优势，如果完全开放，它必将以“普适性”的名义迅速占领一切舆论，而之所以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就在于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刺激社会主义文化的活力，使之依靠自身的理论力量重新“掌握群众”。 在《赵南栋》的结尾，叶春美将因吸毒而陷入恍惚的赵南栋，带回了远离台北的“石淀仔”，只是这一次，曾经拯救烈士孤儿的她，还能拯救这个孤儿的灵魂吗？陈映真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悲剧，在台湾，被跨国资本异化的赵尔平与反叛现状但限于迷惘的赵南栋，都看不到未来的出路，但他们是否会回头重新审视父辈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呢？而拥有更为复杂历史的大陆青年，是否也能以陈映真的小说为镜鉴，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经验教训呢？这是我们希望的，但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这也仅只是一个开始。 [1] 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170295.htm，略作删节 [2] 《81岁老战士街头卖花糊口 曾参加解放襄阳战役》，http://news.qq.com/a/20071219/000017.htm?qq=0 [3] 唐小兵《＜千万不能忘记＞的历史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193—203页，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 原载：左岸文化网 原载：左岸文化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