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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命运与家国的联系，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有抱负的作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个主题放在重要的创作位置上，仅从这个具体的点出发来观察，长篇小说《江河湖》(长江文艺出版社)就有着很不寻常的意义。 能看得出来，这是一部经过作家潜心多年创作的有分量的作品，凝结了作者的生活积累、知识储备，在艺术处理方面更体现了作家的深入思考。三峡建设是我国现当代社会的一个大事件，也是文学艺术表达的热门题材之一，到目前为止，以三峡工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陆续出了不少，但大多专注于论证建设过程、移民安置、经济发展等问题，具有鲜明的纪实性、当下性等“一过性”特征。刘继明的《江河湖》则着重以三峡建设为中心事件，在讲述几代知识分子在此间的人生命运的同时，着重反映几代知识分子与新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纠葛，挖掘和体现几代知识分子与国家、民族、人民的深刻联系，显出了他不同寻常的艺术追求，在众多同题材作品中应该说是很有特色的一部。 如果说《江河湖》的可贵首先在于为近百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留下了一份真实记录的话，那还不足以概括其价值，它真正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有替我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写史立传的气象。透过作品，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所走过的艰难而不平凡的风雨历程。刘继明认为，“面对来自现实的种种撞击和复杂体验，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很难在内部找到答案，我们必须从时代的喧嚣中跳出去，在一个更为广大的时空背景下审视现实以及我们自身。”因此，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合作化、大炼钢铁、“文革”浩劫、新时期一直到新世纪，作家书写了苦难而伟大的中国在坎坷中的前行与奋进，无论是上海、重庆、武汉，还是延安、北京，小说让人们逐渐看到，主人公的生活道路虽有不同的选择，生活的地域地点有所不同，但都留下了国家进步、民族兴亡的深刻烙印。作家在处理这一切时，采取的往往是文化视角，他刻意记录下现当代中国文化界、文化人的印记。比如，在作品开始不久写到巴金的《家》对主人公沈福天的影响、鲁迅之死造成的震撼，特别是新时期之初文学潮、朦胧诗潮对青年人的普遍影响，写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演进及其力量，通过沈福天与甄垠年、沈如月与邱少白所完整地勾勒出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无疑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启发意义。 这部作品不以情节的曲折、故事的煽情见长，但阅读的时候却往往有一种被紧紧牵引的感觉，之所以这样，就在于人们会时时感觉到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感，如果说这就是所谓的叙事张力的话，那大概是不错的。 小说中的沈福天与甄垠年有亲戚关系，但又是学术上时时可以针锋相向的对手，他们围绕是否兴建三峡工程几乎一辈子都在争执，由他们的遭际、浮沉所构成的小说主线鲜明映射了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的走向。两人无疑都有着满腔的报国热忱，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一番事业。沈福天一如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的那样，真诚相信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自觉参加各种改造，以期洗掉自己旧生活、旧家庭与生俱来的所谓污垢；而甄垠年则独立特行，似乎想远离政治的约束，过自己自由知识分子的生活，虽历经磨难，而九死其犹未悔，但不论他们的性格有多大差异，这两个人物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政治风云的印记，作家把他们两人的关系放置在大的历史风云之中，在从宏观角度把握不同时期时代氛围之外，更是以大量的细节，通过人物人生轨迹的变迁、人物命运的跌宕写出了历史沧桑感。 作者刘继明曾说：“文学的责任也许不是评判历史，而是如何进入历史，说出真相，昭示未来。”这是很有道理的，如何进入沈福天与甄垠年这一类极富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历史，从而向人们揭示历史的启示，做到既不生硬又不“矫情”，对作家是很富挑战意味的。刘继明在反复斟酌取舍后采取了一个女性后辈的视角，即通过沈福天的女儿沈如月来叙述，体现了他的匠心，小说开篇道：“父亲沈福天和舅舅甄垠年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恩怨，也许是从他们生下来那天就注定了的，就像一棵树那样，一旦落地生根，谁也没法改变，包括他们自己。只可惜，父亲和舅舅始终也不明白，仿佛两个演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舞台上，起劲地扮演着他们也许自己都不大喜欢的角色，争执了一辈子，直到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撒手西去，也没有分出谁胜谁负来。”围绕着他们两人的争执与命运，众多人物纷纷登场，演绎出不同的人生轨迹。随着小说叙述的推进，人们会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这样的一个叙事视角，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从一个私人的角度去理解复杂的历史，也便于更方便地进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既是知识分子的，也与作者身份与年龄接近，最可能带有细腻温和的色调，恰好适合作品的创作追求，避免了无所不知的全知全能视角或者男性视角的生硬，自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