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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降，大陆出身的欧美华人女作家纪实性自我书写的西语文本在西方时有获奖，其汉语创作的文本也在内陆大量发行。论者拟将此种创作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进行整体考察，并建构一种新的评价体系，拟以“欧美华人女作家纪实性作品中的女性自我书写”为其命名。 “女性自我书写”的涵义为“女人写女人自己”，即创作主体对女性自我生命历程的纪实性追溯。“欧美华人女作家纪实作品中的女性自我书写”，特指欧洲与美洲华人女性写作中对自我成长道路回顾的纪实性文本，包含其自传、自传体小说、自述性散文等。这种创作现象引起关注，成为文化研究与文学品评论的必然，其原因在于： 首先，作品探讨了人物如何作为“本土文化中弱势的人”发现中国女性“无我”与“非我”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境遇，从传统的生存范式与对“集体”的精神皈依中产生“逃离”的反抗意向，发生“自我”与“个体”观念的萌芽。其次，作品体现了作为“异邦境遇中边缘的人”，人物如何冲破生存焦虑、精神孤独、文化隔膜与认同危机完成“生命再植”与“自我认知”的过程，体现其作为“漂泊”与“奋斗”的“异乡人”对现代人生存状况与精神遭际的感知与顿悟。第三，通过作品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作家个人生命构成与主动的“自我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她们有着自觉的作为新移民的生存策略、独立女性的双性视野、边缘性作家的“第三空间”立场、“自由的公民”与“东方风骨”并存的人格追求等“现代性”人格建构。另外，“女性自我书写”，已经成为作家“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作家在叙述策略上对华裔女性自我书写、中国现当代女性自我书写与世界女性纪实性自我书写记有所承传，也有所突破，其“人类文化大视野”、生态主义理念，“挚”性写作、“智”性写作、“诗”性写作、“执”性叙事、“率”性叙事，西方现代理念与东方哲学意蕴相融合的异质性美学风格等，均构成其写作的特异性。新世纪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欧美华人女作家网上创作的纪实性自我书写文本。作为新生事物，代表了华人女性写作的非功利性与“性灵性”创作方向。 根据年龄结构、文本内容、写作年代等综合因素，作者可被划分为四类：严君玲、周采芹、郑念为第一类，其自我书写包含历史变迁与个人命运的沉浮，可被称作“历史与命运”类的自我写作。其作品以西文原创，后翻译为汉语的文本为主，包括严君玲《落叶归根：一个乱世奇女子的真实传奇》(Mah，Adeline Yen：Ealling Leav-es，The True Story of all Unwanted Chinese Dangh-ter，New York：Broadway Books，1997．)、周采芹《上海的女儿》(Tsai Chin：Daughter of shanghai，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88．)等。第二类为老三届、红卫兵，或者知青作家如高安华、杨瑞、李南央、张戎、周励、李彦等，其自我书写可、被称为“伤痕与反思”类的自我书写。其中高安华的《天边》(Anhua Gao：To the Edge of the Sky，London：Penguin Books Ltd，2001)、闵安琪《红杜鹃》(Anchee Min：Red Azalea，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4)、李彦《红浮萍》(Li Yan：Daugh-ter of the Red Land，Toronto：Sister Vision Press，1995)目前尚未有简体中文版本。第三类为60年代出生的旅外作家如虹影、马兰、王小慧等。她们的自我书写是与青春年代的生命苏醒、成长中“爱的缺失”的记忆相关联的，可以称其为“青春与成长”类的自我书写。第四类作家为60年代以后出生的“国际自由人”或现代社会“漂泊一族”的移民作家如陈谦(啸尘)、吟寒等。在她们的文本里，作为生存的现代人的现实奋斗较为多见，政治历史反思与精神拷问的成分减少。她们的文本可以被称作“移民与奋斗”类的自我书写。在几代欧美华人女性纪实性自我书写中贯穿了两条共同的线索。一是“女性个体生存观”与“自我”意识，即现实层面的女性个体“自我”的生存与精神需要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二是逃离故土，生活在别处的精神情结，这是她们共同的隐秘梦想。尽管“叶落归根”的“回归”思想在其文本中一再被强调，创作主体还是习惯于做“异国回望”的作家，或者说珍视她们这种既可以“回归”，也可以随时“离开”的双重文化身份。 在外延上，其文本包含自传、自传体小说、自述性散文等。这里不用“自传体”(autobiogra－phy)的概念，因为所选文本的范围要比“自传体”宽泛，比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NienCheng：Life and、Death in Shanghai，London：Grafton，1986．)是一篇回忆录，而非作者一生或者半生的“传”。英文中界定此类作品往往用“non－fiction”(非虚构)的概念，这种命名所涵盖的范围又过于宽泛，所以“纪实性作品中的女性自我书写”能够较准确地涵盖论文所选择的内容。 在反复的文本细读与理论辨析之后得出来的是作家主体关于“女性自我”的身份追寻与女性个体存在的哲学心理学探求的理路。在内涵上，哲学、心理学领域关于“自我”概念的界定有很多，论者拟综合汲取弗洛伊德、威廉·詹姆斯、米德、罗洛·梅与马斯洛关于“自我”的阐释，建构起论文的个体批评体系。首先，与广义的“自我”相对应的是“世界”。欧美华人女性纪实性自我书写中的“世界”以社会环境、家族群体、异国他乡为主，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自我在环境的挤压下成为多余的人、弱势的人、边缘的人、局外人，其缺失性需要与归属感难以实现。其次，自我的概念包括“主我”与“客我”。“主我”中包含有生物自我与精神自我，与“客我”即“社群自我”相对应。欧美华人女性纪实性作品中 的自我书写是“生物自我”的生存叙事，更是“精神自我”的心灵叙事。其三，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欧美华人女性的自我书写应该是“主我”反思“我在”，即作为客体的我——社群中的“自我”存在方式的一种历程。主体的自我努力适应社会及群体的需要，获得认同；但是生物自我与精神自我的不断觉醒与生命的屡屡受挫使个体由生物性“本我”的觉醒转向精神性“自我”的发现，自我在不断适应社会、达到社群中“客我”的实现之后并不满足，而是试图达到个人需求的更高的层次——精神自我的满足与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包括人的五个递增的生命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作家在文本中张扬了“自我”种种需要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她们的追求，不只包括初等意义上的生存满足如摆脱饥饿、寻求保护、在物质上达到一定的自由等，还包括爱情中的纯情纯欲、两心相悦与同等智性水平的长久交流等精神需要的实现。作为知识女性、现代女性，她们又有着被尊重、人格独立和自我实现等高级层次上的需要。分析欧美华人女作家在文本中作为有感觉能思维的人的认识主体对“女性”作为“主体”与“客体”存在价值的认识，应该挖掘文本中“女性自我意识”由积极性复苏到自觉性超越的过程，分析这个过程的反复性与复杂性，力图揭示出作家创作主观与文本客观上对现代中国女性生存方式的突围与超越，现代女性人格的建构与东方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创新等等。 “女性个体生存观”是欧美华人女性作家关于女性自我生存的主要观点。对于欧美华人女作家来说，其“女性自我书写”是“自我”意识强烈的“个人言说”。虽然客观上仍是在为一定的群体代言，但是她们的写作不做“家”、“国”、“寻根”等观念的承载。本着“五四”时期周作人所陈述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原则，作家在创作主观上力避宏大叙事和政治化表达，强调“自我”作为“个体生存”的人的立场。所谓女性个体生存观，即通过对“自我”的认知和主体性的努力，开辟最适合“自我”生存的个性化人生道路，在最大的程度上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现代女性独立人格的建树与东方女性审美形象的塑成。 欧美华人女性还在其纪实性自我书写文本中揭示了“女性自我”这个理念的深刻内涵与多元化意蕴。首先，作家所着力表现的是个体生存意义上“人”的“自我”，通过文本把女性还原成“个体生存的”人，这是一种“生存论”的观点与人本主义立场；第二，是性别视野中的女性“自我”，强调被遮蔽在男权政治、家族利益与集体天空之下的女性主体性自觉，作品揭示了女性由蒙昧的“无我”状态，到“自我”意识的萌芽，到对“非我”境遇的反思，到主体性“自我”观念的形成，最后臻于独立性、自为性“自我”的实现这样一种精神历程；第三，是“现代人”“存在”意义上的哲学探寻。作家认同存在主义的人生悲剧观，着力表现人物如何通过行动的“选择”找到真正“自我”的“存在感”，体现了对后现代生存背景下的人的精神孤独与存在的虚无意义上的哲学探寻。自我认同，社群认同，族裔身份认同，文化认同，被歧视、少呵护的童年，缺少精神引导的少女，思想不被社会认同的知识分子，本土环境中的弱势群体和异邦境遇中的边缘人，尼采的孤身奋斗的超人，海德格尔选择的行动者，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等，种种现代人的挣扎图存与精神焦愁成为文本表现的对象。这种普遍的人性的揭示与现代人精神实质的开掘构成文本深厚的社会文化内容，也成为女性“自我”主体性觉醒的主要思想蕴涵。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3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