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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师永刚等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1949年，鼎革易辙，中国大陆发生天地玄黄的政治变化，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着艰难的个人抉择。这一群体的何去何从、出处进退及其中的复杂心态，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话题。近年以来，学界陆续出版了一些触探这一话题的著作，如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但我们的视野仍有着巨大的盲区，那就是大多局限于对大陆知识分子心境的描述，而对于当年大批移居台湾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则由于史料缺乏与消息隔绝等原因，一直乏人问津。那些当年名动天下而渡海远去的巨大背影，仿佛消失于 洞的历史风尘中。事实上，理解这一群体的“出走”，对于理解当年文化版图、知识圈的分化离合以及其背后丰富的时代内容，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的是，在这次前所未有的政治巨变中，一批知名学人身不由己地漂移到了台湾。胡适、傅斯年、梁实秋、罗家伦、钱穆、蒋梦麟、殷海光、叶公超、雷震、王世杰……这些名震一时的人物，无奈地收敛起当年风云际会、风华绝代的神采，随着政治败退的人流裹挟退守到台湾这座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有些逼仄的孤岛上。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只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故园别离，或至多是一次政治意义上的利弊抉择；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还意味着一种人文意义上的文化飘流，一种精神家园的无奈迁徙。他们此后经历了怎样的悲喜？中国的文心学脉，在无奈的政治纷争中又遭遇了怎样的改变？……最近出版的《移居台湾的九大师》一书，以人物心路历程个案的方式，记录了在社会政治变局中移居台湾的九位著名学者——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此后的学术生命、社会活动等遭际及其心态变化。从单篇看，这是九位代表性人物个人命运的剪影与历史档案的努力拼合；合而观之，则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特定时空中的命运悲歌与文化乡愁。 喜欢咀嚼个人体验的文学家常说，幸福的命运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则各有其不幸；而对于喜欢总结历史经验的史学家来说，林林总总的个体不幸中，总体现出时代必然性这只无形大手的掌控力量。在《移居台湾的九大师》一书中，我们看到，即使是当年指点江山的大师，也无法摆脱或明或暗的伤害。“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生前因女儿来台探亲而被民进党恶毒攻击，他只能哀叹:“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民进党还以“侵占公产”为名要求其限期搬离著名的素书楼，而将其改为钱穆纪念馆。屈辱临身，钱穆黯然神伤:“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钱穆与梁实秋逝世后，子女都因政治的隔阂而无法入台送终，抱恨无已。在“五四”运动中狂飙突进、光芒四射的一代才俊罗家伦，入台后辗转官场，弥缝补罅，只能在权力的蛛网中渐渐喑哑了自己嘹亮的歌喉。元气漓淋的“五四”健将傅斯年，因保护学生、捍卫学界尊严而不断面临政治的高压，最终在议员的质询中瘁逝。甚至于被公认为学界宗师、自由主义灵魂人物的胡适，也处于不停的攻讦与挞伐之中，而只有徒叹“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至于与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雷震、殷海光，则更在以《自由中国》杂志为依托的群体抗争中，或身陷冤狱长达十年；或惨遭全面封杀，含恨而终。算来只有和光同尘的蒋梦麟和幽默处世的林语堂，晚年生活还算平和……《移居台湾的九大师》所记录的九位知识分子，都有着不同的个体命运轨迹；但是，在他们身上，都明显地折射出迁台知识分子的命运共性:他们起初都在历史的徘徊与彷徨中一度亲近败退的国民党政权，甚至走进了其核心圈，但最终几乎毫无例外地与这个孤岛上的专制政权发生了龃龉与冲突，甚至是激烈的抗争。经受过“五四”精神熏染的他们，以道抗势，不惜以知识分子高尚而又脆弱的尊严抵御着坚硬的政治铁幕，直至生命消磨，而只有那自由的思想与高贵的灵魂，还在厚厚的政治尘埃下唱歌。 在历史的进程中，政治的高压是粗暴至极而无所不在的。即使对于光芒“照远不照近”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无法摆脱这种吞噬一切的旋涡。20世纪40年代末，一败涂地的国民党退守台湾，而美国杜鲁门声明放弃台湾。为了点缀政权，营造“自由中国”宽容的表象以赢得美援，蒋介石与国民党高调打出“自由”牌，笼络了一批多数有着英美留学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批自由主义者包括学者胡适、王世杰、蒋廷黻、叶公超、雷震，以及军政人员吴国桢、孙立人等。他们甚至一度接近了政权的核心。但他们终究只是“过河棋子”，是台湾“自由开明”招牌的“样板”。随着国民党改造、情治系统整顿等措施的实施，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台湾纳入自己的防御体系，台湾风雨飘摇的局面稍有缓和，国民党建构威权体制的面目又开始现出本相，逐渐变得有恃无恐，自由主义者与蒋家威权之间的抵牾不可避免地加剧。首先是驻外官员蒋廷黻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的活动被视为捣乱而遭扼制；1953年，吴国桢因议员被绑架案等而与蒋经国不可调和，愤而辞去“台湾省省长”一职远赴美国，并发表公开信揭露国民党政权一党专政等六大弊端，公开隔海发难；同年，“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因涉及“吴国桢案”触怒蒋介石而被免职查办，只得重操旧业当起了教授；1955年，有着自由派背景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被诬以“阴谋叛乱罪”而遭软禁，直到1988年才获得自由；1960年，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阵地《自由中国》杂志社遭剿杀，雷震入狱，其灵魂人物胡适也只能徒叹“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1961年，“外交部长”叶公超被弃而不用，委以闲职……在此日益局促的历史情境之下，阴影无处不在，“移居台湾的九大师”或许收获了短暂、表象的欢愉，却依然摆脱不了最终的悲剧。遥想“五四”之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气相求，风云际会，激荡出黑暗时代里的一抹亮色；而在政治的高压下，终于如《红楼梦》所说，“呼喇喇似大厦倾”，“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于在大变局中作出渡海选择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台湾远非他们理想中的“民主国”，“道不行”，即使“乘桴浮于海”亦不可得矣。1966年，困顿疲惫至极的殷海光给他的学生林毓生写信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简直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这是当年一代知识分子共通的感受。这种无奈与伤感，或者正如《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编辑在按语中所说:“有那么几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又在海峡那边唱歌；有那么几个老头，他们一生漂泊，却终未摆脱政治旋涡；是宏大的抱负，是小小的乡愁，他们在夕阳下隔岸诉说。”这种诉说，缘于无尽的政治纷争，是知识分子无处不在的生命离歌，亦是他们九逝不悔的文化乡愁。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11-07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11-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