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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说:她不习惯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仅有的几次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尽管如此，当她近日与家人踏上申城寻根，适得新作《三月曝书》出版方邀请，在季风书园的走廊书吧坐定，面对记者的频频发问，依然保持了亲切随和、镇定自若的风度。 问到感兴趣的话题，这位以散文、学术、翻译“三笔”风靡中国台湾地区的知名学人，会用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一如她的散文，平淡、自然、有回味。不便言及什么，她就淡淡地回避开，在恰如其分中透露出她的人生态度:远离喧嚣和浮躁，但求岁月静好。 尽管已届七旬，眼前的她却看不出年纪，略加修饰的眉是平和舒展的，一身咖啡色的上衣是熨帖的，眼神安静、柔和，带着阅尽人世沧桑之后的纯然和志趣，却不禁让人想到她背后的人生故事。 林文月1933年出生于上海日租界。外祖父是有“台湾太史公”之称的连横，表弟是连战。父亲林伯奏是台湾彰化县北斗镇人，早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赴上海，进入日本人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上海分校，毕业后在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上海支店任职，并从事房地产生意，在上海虹口一带有不少房产，林文月就是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多年，而她曾因被店主善待而念念不忘的家边小书店，据众多学者考证，正是著名的内山书店。 在日本占领台湾的年代里，依据《马关条约》，台湾地区居民都是日本国籍。小学五年级以前，林文月一直在上海接受日式教育，由于年龄尚小，父母也就没有给她讲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的历史，她“一直把自己当日本小孩”。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战败那天，在小学操场上，她跟日本同学一起哭，“以为自己是战败国的子弟，过两天，才发现自己是战胜国的公民”。 所以，在林文月的回忆里，小时候的身份一直是不定的。“我的母语其实是日语，我最先会讲的是日本话，在家还会说点上海话。回到台湾，我不会讲台湾话，国语也不会。但对我来说，讲日本话最方便，突然之间就要改变我的生活和习惯。所以，最初在台湾上学时，我用不熟悉的台湾话来解释我更不熟悉的国语。后来才慢慢习惯。” 那时的她自然想不到，正是这样复杂的身份，使得她可以比较客观地看事情并作评价，日式学堂的启蒙教育，也为她日后翻译《源氏物语》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林文月透露，自己走上翻译道路，纯粹出自一场歪打正着:1969－1970年，她远赴京都大学留学一年，专攻比较文学，论文题目就是“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其中她提出:没有《长恨歌》，就没有《源氏物语》，“可能很多国人都不知道，这部日本最伟大的名著是受到白居易《长恨歌》影响，故事开始就引用了《长恨歌》中的语句，把桐壶天皇对桐壶更衣的宠幸比作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关系。” 当时《源氏物语》还没有中文译本出版，为了让读者了解论文，林文月试着把第一章翻译出来，附在论文后。论文还未受到关注，这篇附录横空出世，引发了出版社的浓厚兴趣，希望她继续翻译整部作品:“天，他们不知道后面还有54章！”但喜欢“踮起脚做事”的林文月抱着姑且试之的心态，在《中外文学月刊》上开始翻译连载，花了5年半时间，总共有1300多页，100万字，“感觉像跟时间跑马拉松赛”。 很多年后，林文月才知道，在她翻译之前，丰子恺就已完成了翻译，但译本的出版却在她之后:“很可惜，如果能够早点看到，也许能从中学习到很多。”但同时她也庆幸，“如果知道丰先生已经翻译了，我怎么敢翻译呢？而且那样的话，我遇到困难，就会很依赖地去参考他的文字，也可能保留了丰先生译得不妥之处。” 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林文月开始散文写作。她回忆说:当时，我顺带给台湾一个文学杂志写文章。但那个杂志主编对我说:“文月，你干嘛写那些正经八百的文章，写一些有趣的东西。”我说:“要写什么？”他说:“随便你，每个月写一篇”。林文月就陆续写了京都生活的散文，后来收集在《京都一年》中，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来把京都生活、文化介绍给台湾人，当时能出国的台湾人还是很少的。 关于林文月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名门子弟”这个标签。对此，她十分坦然:“外祖父去世时我才三四岁，但已经是第三代中唯一有与他老人家合影的。我母亲是长女，连震东是外祖父的独子，连战是连氏二度单传。我与弟妹先后有四人入台大，包括学政治学的连战，只有我是中文系。”得知林文月考入台大中文系，舅舅曾竖起大拇指，称“外祖父的文学遗志有此女承继了”。 这位承继外祖父“文学遗志”的大家闺秀，却写出了在众老饕心目中堪比袁枚《随园食单》的《饮膳札记》。谈及这个话题，林文月兴趣盎然。她说:袁枚是遣家中厨师四处学艺，我则是亲身尝试，台静农先生、许世瑛先生、董桥、林海音、三毛，都曾在饭桌上捧过场。学生笑我做菜像做学问，记了许多笔记。“其实，最开始我是为了避免重复以同样的菜式款待同样的客人，才用卡片记录每回宴请的日期、菜单，以及客人的名字，而今再度翻起，许多师长已经故世，许多朋友已经离散，更是唏嘘。” 出生于名门之家，一身兼做学术、翻译和文章，又不失烟火气息，林文月是女性心目中的“得天独厚”，多年前她写到:我实在不佩服现在那些只知道写论文，从不敢进厨房的女教授。人生岂不就是苦乐参半？一个女性教员和家庭主妇有甘有苦，实在也是应该的。而今，冲淡许多的她选择更有意味的另一说法:“我觉得我必须要先做一个人，再做一个女人，再做一个学者、作者或者是翻译者。” 原载：《文学报》2009-04-23 原载：《文学报》2009-04-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