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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师范大学的西餐厅门口，见到了已经在那儿等我的陈映真先生和夫人，他们先我而到，我在不远处就认出了陈映真先生，虽然以前没有谋面，但我见过陈先生的照片，他的眉宇和神态即便是照片上的模样也让你难以忘却。以前读陈先生的文字，觉得他威严刚正，见面的第一感觉是这之外又有慈祥。他的声音浑厚，一回味就觉得声音里也有沧桑感。在服务生还没有到之前，他就先问我，牛排吃几成熟的？这个细节至今让我感到温暖。我当时随便说了一下，等牛排上来时，才发现牛肉过老了，便使劲用刀。 印象中陈先生的住处至少在六楼之上。我跟在后面，感觉他步履的沉重。走了几层以后，便停下来喘气。到了住所门口时，陈先生已经有点气喘吁吁，我也似乎是上气不接下气。这间住所不大，按照我们这边的算法可能不到六十平方，也没有什么装修。我所看到的就是写字台、椅子等常用的家具，还有电话和传真机。我感觉这不是居所，而是一间工作室。我看到了一堆《人间》杂志。他告诉我，怎么艰难地办这份刊物，怎么深入底层社会，自然说到了“报导文学”也即我们这里通常所说的“报告文学”。他又在一堆杂志中找了几份非正式出版的资料，像语文课本那么大小的读物给我，也是讨论社会问题的，我印象深刻的有一组文章是讨论左翼和工人运动的。 以前零星读过陈映真先生的《将军族》、《夜行货车》等小说，在访问他之前，我又集中看了几卷《陈映真作品集》，而且做了笔记以及提问的话题。我们许多话题是从文学展开，但因为陈先生在台湾的特殊经历，又总是离不开政治话题。陈先生说话从容，总是大处着眼，喜欢讨论大命题。这种感觉是我在台湾半年中少有的。当时去“中国化”的声浪已起，朋友聚会，除了特别熟悉的，一般不谈政治问题，也不涉及统独话题。陈先生的坦荡、良知、正义、忧患甚至是乌托邦情结给给我震撼。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我在大陆知识界也久违的思想素质。他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中苏论战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台湾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合作医疗制度、弱势群体等问题都直言不讳，而且颇有见地。说到当年乡土文学的论战时，陈先生也不掩饰他对一些著名人士的批评。在说到当年在山上用半导体收音机偷听中苏论战的社论时，他的眼神显得特别。他知道我的博士论文是做“文革”研究的，又说了他对“文革”以及如何评价“文革”的看法，有些看法我未必赞成，但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之严肃，令人尊敬。在台北讨论这样的问题，我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陈先生对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十分钦佩，但他担心的是，如何关怀弱势群体问题，几乎是忧心忡忡地说起这个话题。我说了政府的一些做法，以及知识界的一些意见。他这才点点头，并且认为我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在见了他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用“台湾的鲁迅”来形容他。 陈映真先生的中国情怀是众所周知的。1988年台湾成立“中国统一联盟”，他是首届主席。他回忆了他1989年末率领“中国统一联盟”访问北京的情景，说起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以及交谈。陈先生说:我还对江泽民总书记说到了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看法。 在见过陈先生不久，我随东吴大学的乒乓球队到台北县的莺歌镇参加比赛。陈先生就是这个镇上的人。莺歌镇盛产陶器，比赛结束后，我到小镇上闲逛。我走在街上，甚至设想在这里和陈先生邂逅的情景。我后来虽然又多次去台北，但来去匆匆，心里想见，但再也没有见过陈先生。我回学校后，给陈先生打过一次电话，想在“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中给他出版一本画传，他详细询问了书系的情况，说再考虑。过了几天，我收到他的传真，其中有一句话是:我没有什么成就，不值得作传。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3-20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3-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