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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文学在中国本土以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存在，一般划分为三大板块，即亚洲板块、美洲板块和欧洲板块。由于本土以外的华人文学在各个板块中的社会形态和存在环境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尽相同的历史进程和存在形态。在世界华人文学的全球格局中，美洲板块中的北美华人英文文学，尤其是美国华裔的英语文学，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包括美国主流文化认同。北美华人具有双重文化视野、双重文化传承，在英文文学中用双重视角描写出的中国形象值得深入的探讨。一方面，这些中国形象表述着北美华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想象，另一方面也书写着北美华裔在居住国的生活境遇、生活欲望和梦想。 本文拟从社会形象、种族形象、文化中国形象三个方面对北美华人英文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梳理分析，揭示出北美华人作家的文化认同和对中国及其文化的态度，同时加深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反思，以便更好地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 中国社会形象：从异国情调的国度到丑陋、腐朽的专制国度 异国形象是一国文学中对他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它研究一国形象在他国的文学流变，分析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同时折射出在他者身上的自我现象。“他者”是与“自我”相对的概念。最先发现“他者”价值的黑格尔认为，自我不是孤立存在的，自我只有通过他者才能达于自身，即自我意识源自他人的承认。西方习惯于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西方意味着理性、智慧、勇敢、进步、科学、秩序，东方则意味着非理性、迷信、幼稚、软弱、堕落、停滞、混乱，这种二元对立将西方与东方对立起来，并使东方与西方互为他者，而且使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在近几个世纪中一直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用爱德华?赛义德的话说：“西方和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利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所谓的“东方”实际上是西方人出于对东方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指出：他者形象“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在北美华人塑造的中国形象里有想像的成分和主体的欲望投射，体现的是北美华人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的实质及社会地位。 1.异国情调的中国 异国情调实质上是主体对差异性的体验和认知，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谢阁兰认为，“异国情调就是关于不同的概念，关于差异的看法，是对非自我的他者的认识。”异国情调往往以奇特的人文景观、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再现于作品中，表现出书写者对异国的地理风光、奇风异俗等的好奇。由于北美华人作家介于中西两种文化的中间地带，中国是他们集体想象中的他者，是他们再现或想象的对象。他们在书写异国情调时致力于刻画中国社会的人性化的日常生活，向美国大众介绍中华文明。早期的北美华人英文文学，如在美国用英语创作的第一位亚洲人李恩富自传的《我在中国的童年》(1887)、刘裔昌的自传小说《虎父虎子》（1943）、林语堂的随笔集《吾国吾民》（1935）、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1945）作品中“东方理想化”的社会形象。 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以自己的生活轨迹为线索详细介绍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习俗，描写了大量的中国社会现象，详细地展示了中国如何养育婴儿、房屋构造及家庭、烹饪、游戏和消遣、女孩子的生活、学堂生活、宗教、节日以及民间故事等。如， 上午十点钟，饭桌摆好了；……每张桌子坐八个人，……长辈没有坐下前，晚辈们是不能冒昧就坐的；就坐后晚辈会礼貌地征询长辈是否能开始用膳，当长辈严肃地点头同意后，早餐正式开始了。先喝汤，然后每人右手持筷，左手端碗，把食物扒进嘴里，间或从共有的碟子里夹肉、鱼或蔬菜。但是每人只允许从最后靠近自己一边的碟子里夹菜，越过盘子到另一边夹菜是不合礼仪的做法。当一个人吃完欲离开餐桌时要向其他人客气地招呼“慢慢吃”这是我们说“请原谅!”的方式。中国人每顿饭后都要洗手和洗脸。 李恩富从和平安康、融洽和美的中国式家庭图画这个侧面描写了中国社会现象，旨在向西方证明中国人与他们一样是生活于文明之邦的民族。正如尹晓煌教授所说的“作者在书中为改善华人形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对十九世纪后期美国通俗文化对中国和华人形象的歪曲，有意识的进行了纠正。此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歧视性的《排华法案》（1882）之回应与抗辩。” 同样，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展现的是中国上流社会高雅脱俗、情趣盎然的浪漫生活情景，姚家姐妹和曾家公子们闲时游山玩水，登临泰山、泛舟西湖、中秋赏月、大摆蟹宴，集结诗社、舞文弄墨、吟风弄月、把玩人生；公子小姐和文人墨客间最常见的谈吐皆为高雅的文学艺术文化，诗词歌赋、哲学、书法、园林建筑、房屋设计装饰等，也有日常生活百科、风俗习惯。 裹的一双秀气娇小的脚是人爱的，……。小脚的美，出去线条和谐匀称之外，主要在于一个“正”字儿，这样，两只小脚儿才构成了女人身体的完美的基底。 林语堂对中国妇女的缠足的美化与李恩富把缠足与欧洲贵族对名节的重视作比较：“所有体面人家的女孩子在那个年纪都裹脚。……中国贵族对于自己的名声就如同欧洲最高贵的贵族一样的自豪而加以精心地保护。” 有意识地把残忍的裹脚风俗视为与西方妇女穿高跟鞋一样的审美追求，大大满足了西方对奇异的中国现象的窥探欲，也将中国社会中的糟粕理想化了。李恩富和林语堂对中国的表述明显带有粉饰美化中国的成分，呈现出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奇异之国。 2.衰败、停滞的专制国度 “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形象按照群体在历史中所占地位的主导性阐释将异国置于舞台上，并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表达对异国的怨恨、贬抑或批评的心态。对一个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同塑造者的本土和异域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紧密关联的。北美华人生活在具有现代文明和先进发达的居住国，具有一种优越感，相对而言，他们的祖居国中国尤其在近代，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风俗习惯等都是衰败、停滞不前的。国力虚弱、腐败成风、内忧外患；封建专制与父权制社横行，男尊女卑；外国的侵略，国内的战乱；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贫困阶级、衣衫褴褛的乞丐、风尘仆仆的和尚、街道旁替人写文书的穷书生、山道上步履艰难的苦力、农田里拾麦穗的妇女和小孩，而且中国的卫生状况非常差，城市街道拥挤不堪、污水横流、恶臭冲天；中国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染上吸食鸦片和赌博的恶习，而且更多的中国人处在这些恶习中不能自拔。这些社会现象在北美华人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揭示。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容闳的英文自传《西学东渐记》（1909）描写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没落王朝的腐朽、衰败：城市萧条肮脏、农村荒芜贫瘠、交通落后、官府草菅人命、百姓生灵涂炭、愚昧无知、民不聊生。这些形象印证和强化了西方看中国的刻板负面形象，另一方面，体现出容闳的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 表达出他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希望中国富强的强烈愿望。 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中，父亲在家里独断专行，如同失去人性的暴君。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控诉了“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及人物的行为等的重男轻女的现象。谭恩美的《喜福会》描绘了母亲们遭受了或经历了旧中国男权主宰下的女子不幸婚姻和战乱带来的苦难。吴静妹的母亲吴宿愿历尽千辛，逃离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来到美国；苏安梅逃离了那个妻妾成群、争风吃醋的腐朽大宅院；钟林冬摆脱了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幸婚姻；顾映映逃出了那个埋葬女人一生的婚姻坟墓。 北美华人作品无论是书写中国的异国情调还是揭露近代中国度的丑陋、腐朽、专制，无论是对遥远古典中国的依恋还是对现实中近代中国的批判，其目的完全相同：改善北美社会中中国的形象，促进主流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华裔作家对遥远古典中国的仰视，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并非野蛮而是文明之邦；对现实中的近代中国采取的俯视，间接表明华裔作家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怒其不争的心态和作为美国人的优越感，也可能表明他们希望落后的近代中国赶上先进发达的文明的一种期待。 种族形象：从驯化臣服的群体到追寻自我身份的反抗群体 华人在北美人心目中的形象经历了一条漫长的变化过程。马可·波罗发现了华人一大堆的可钦可佩的品质：极度聪明、持久勤奋、遵守孝道、爱好和平及坚忍克制等，赛珍珠在小说中展示了华人坚强、质朴、勇敢、与命运和逆境抗争等品质；成吉思汗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形象：残忍、野蛮、无人道、没有个性、难以渗透、势不可挡的数量、一旦放松便不可压制等。这两组形象在美国历史交错出现，表现出北美人“对中国人的感情在同情和厌弃、在父母般的仁慈和父母般的恼怒、在喜爱和敌意、在热爱和近乎憎恶的敌视中游离”。据此，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分为六个时期：崇拜时期（18世纪）、蔑视时期（1840—1905）、仁慈时期（1905—1937）、钦佩时期（1937—1944）、幻灭时期（1944—1949）、敌视时期（1949—）。 北美华人宋伟杰把北美华人作家不同的写作姿态分为三类，“顺从认同美国文化，激进反抗定型化偏见和温和批判西方对东方之误读”，从顺从到抗争到婉讽三种写作姿态和策略，是对整个华裔集体经验的艰难叙述。北美华人作品中众多的华人形象有从驯化臣服的群体到追寻自我身份的反抗群体，从沉默失语的弱势群体到个性张扬的英雄。 1.驯化臣服的群体 20世纪的上半世纪，北美华人作品为获得主流社会的承认，以遗弃自身华美文化的连续性为代价，具有谦和臣服的意味。《华女阿五》的黄玉雪很好利用美国给予妇女的机会，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作者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向白人表明少数族裔的华人完全适应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能够从美国民主制度中受益。 最早受到美国社会关注的刘裔昌的自传体小说《虎父虎子》成为异族讴歌美国神话的一个典范和一个异族臣服者的声音。作品中父子刻意追求心中的“美国梦”，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而故意隐瞒或遗忘自己在中国的过去： 有许多证据表明父亲不是生于美国，但从我记事的第一天起，他就总是坚持认为他是。当之质疑他的公民身份时，他最为盛怒，他会脾气暴躁地肯定道：“我是个美国人！” 李健孙的《支那崽》、《荣誉与责任》中主角丁凯的父亲，一心想自己的上西点军校的梦想在儿子丁凯身上实现，企图全心全意地成为美国人。父亲努力摆脱和忘记他失败的过去，对第二个美国妻子言听计从，成为一个温顺、沉默寡言的呆板形象。 北美作家为了取得平等地位，或迫于主流社会的压力，或受内化了美国主流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塑造出的这些华人形象故意隐匿或逃离自己族裔群体和文化，千方百计地为融入主流社会，成为美国社会臣服者。这些形象部分迎合了华人在主流社会中的温顺、服从、沉默无语的刻板形象。 2.男性传统英雄的阳刚形象 美国学者罗伯特·康奈尔曾将男性气质分为四种类型:支配（霸权）型男性气质（在主流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从属型男性气质（同性恋男性对异性恋男性的从属）、共谋性男性气质（指那些支配型男性气质不明显又从支配型男性气质中受益或潜在地支持男性霸权的男性）、边缘性男性气质（指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与从属阶级或集团的边缘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有色人种的男性往往在社会和文化上处于从属地位而被边缘化而成为边缘性男性或共谋性男性，他们渴望成为霸权男性而构成对霸权男性气质的一种显在的或潜在的威胁。北美主流社会塑造有两个具有共同特征的华人形象，邪恶狡诈的罪犯傅满州和模范的少数族裔侦探陈查理。他们缺乏男性气概，是“非性化”、被“阉割”的华人男子，也是从属性、边缘性的典型。如果说傅满州是种族主义之恨的典型，那么陈查理则是种族主义之爱的产物。另外，一些华裔作家也对华人男性带有成见，无形中加固、维护着美国对华人男性的偏见。汤亭亭的《女勇士》中没有女性角色，谭恩美的《喜福会》中的父亲是一个洗衣、煮饭、整理房间的家庭主妇角色，黄哲伦的《蝴蝶君》中男扮女装的华人男子是个骗子。因此，一些华裔作家认为必须重构充满阳刚之气的华人形象，消解美国文化中华人男子软弱无能的定型化印象。 赵健秀积极主张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资源重塑华裔英雄形象，抨击白人种族主义的偏见和他们心目中扭曲的华人形象，同时批驳迎合白人读者、强化华人男性阴柔、堕落的形象的华裔作品，如对黄玉雪、汤亭亭、黄哲伦以及谭恩美、任璧莲等的作品。赵健秀的《甘加丁之路》（1994）、《鸡笼中国佬》（1972）、《龙年》（1985），推崇中国文学史中的英雄关公形象，解构“傅满州”和“陈查理”定型化典型，选择挪用了关公身上符合作者需要的特征：高超武艺、慷慨大度、凛然正气、仗义执言和不畏强暴。重建北美华裔历史是北美作家以消解美国主流社会中的种族刻板形象是另一途径。赵健秀的《唐老亚》(1991)通过“对抗记忆”重述了早期华人修建横贯美国大陆铁路的经历，重现消音的过去，有力地抨击了对华人形象的扭曲和对华裔历史的篡改。徐忠雄的《家园》（1979）追忆了四代华裔的人生历程和华裔祖先在恶劣的环境下的修筑美国铁路的苦难历史，重建了华裔被美国主流社会“隐藏的历史”，揭露了种族主义的美国对华裔的歧视和迫害。值得一提的是受到赵健秀批评的女作家赵亭亭，她在《金山华人》中再现了华人被美国历史故意勾销了的艰难建筑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的历史事实，展现了华人的英雄气概：“一锤又一锤……就这样一连刨了二十四个小时以后，工头一量，又进了一英尺。锤声日日夜夜地响着……” 赵健秀从自身需要出发重新诠释关公，为华裔男性在中华文化中梳理出一个英雄主义传统并加以改编，又跟徐忠雄、汤亭亭一样，通过重写美国华裔历史而赢得华人的英雄形象，为华裔男性在白人主宰的美国社会重现男性阳刚形象提供了合法依据。 3.女英雄形象 与男性形象相似，主流社会一直有心狠手辣的“龙女”和“害羞莲花”或“瓷娃娃”两个对立的刻板华人女性形象。华裔文学专家Amy Ling认为: “美国亚裔妇女有两种极端的滞定形象：一个是“龙女”（Dragon Lady）,相当于男人华人反面形象―生性狡猾的傅满州（Fu Manchu）；她一边吐着烟圈，一边微笑着诱惑男人，同时也能轻而易举地毒死他们。她既性感又危险。二是害羞莲花（Shy Lotus Blossom）或瓷娃娃（China Doll）：娴静、小巧、顺从。她笑时掩嘴，走路总是垂下眼睛，跟着她男人后面足有十步之遥，而最值得称道的是她全身心地伺候他。”北美华人女作家为改变华人在白人心目中的形象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水仙花的短篇小说集《春香太太》（1912）中塑造了一个个命名为“苦力”（Ku Yum）的女英雄，她们具有同白人一样的高尚品德，以消除白人的偏见，改变妇女的处境。这是对两种漫画式的妇女形象强有力的驳斥。《华女阿五》的黄玉雪的奋斗历程、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争取少数族裔女性权益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身上表现出的标准中国女性式的谦逊和服从印证了北美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汤亭亭《女勇士》中的无名姑姑、母亲勇兰、花木兰等等不畏强暴、敢作敢为的女勇士形象，尤其是通过作者的嫁接和创改，花木兰从中国民间故事里那个被动、顺从、传奇、雄雌难辨的中国古代女子，转型为一个有各种能力、积极主动、拥有男性力量、又有女性特征的华裔女性理想形象。谭恩美的《喜福会》的中国母亲均具有既软弱有坚强的性格，最终都毅然决然地奋起反抗，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自由，为女儿找回了自我。《灶神之妻》（1991）的温妮思想解放，敢于冲破社会的清规戒律，批判人人敬畏的灶神爷，鼓励女儿与命运之神抗争。这些华裔女性的英雄形象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妇女阴险邪恶、卑贱低微、安于知命、受人摆布、不知抗争的定型观念。 北美华人女性文学从女性自身经验种族身份出发，把写作视角对准种族性别歧视的西方和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塑造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华裔女性形象。这些形象是挑战、解构和颠覆男权话语和东方话语的有力手段，与男性作品中建构的男性阳刚形象一起建构了新的中国人形象。 文化中国形象：理想化的、惰性的、包容开放的文化中国 一般说来，文化结构分为四个层次：即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的“物态文化层”，指导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准则的“制度文化层”，关于人们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的“行为文化层，和表示人们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心态文化层”，其中第四个层次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如果我们将这四个层次分分形而下的和形而上的两部分来理解的话，形而下的文化主要指一个特定的群体的传统、习俗、礼仪、礼节、饮食等基本的生存方式，包括“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行为文化层”三个层次，形而上的文化则是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内涵，主要指一个民族或社会的知识、价值、观念、思想等精神层面的存在和形式，即“心态文化层”。 华裔作家和作品可以说具有两重“他者”身份：对白人文化和读者，他们是一个具有浓郁东方国度色彩的他者；对中国本土读者和“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华裔作家或批评家来说，他们则是洋溢着美国现代味、对中国文化有误读和曲解的他者。由于身处两种文化的边缘，北美华人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他们的书写能够在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反映出了对它们从依恋到逃避再到回归不同的态度，呈现出不同心态的文化中国形象。 1.理想化的文化中国 生存于中西文化的夹缝中的林语堂通过对中美文化的优劣进行了比较，发现中国文化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依然可发挥巨大的作用。《京华烟云》、《唐人街》呈现出一种寄托了他自己文化理想的形象图解。形象服从的不是写实定律，而是民族想像的有效性和合乎逻辑性。林语堂在形象的背后，隐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的珍视情怀，并为西方人建构一个有深厚文化依托的中国形象来打量他生活的美国。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上、中、下三卷的标题下，分别用了庄子的《大宗师》、《齐物论》和《知北游》的三句话作为题旨，阐明道家的思想：天地之间，唯“不见动静形迹”的“道”之长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与死、祸与福、物与影、梦与觉、是与非等各种现象，都是“道”的物化现象。全书弥漫在道家精神所笼罩的“循环”“超然”“淡定”的氛围里，展现了“浮生若梦”的人生状态。同时，整部作品着力描绘了儒家社会秩序下的日常生活习俗和中国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呈现的中国文化的“传统性”———道家的超然、贤达出世精神和儒家的中和淡定的入世生活相结合。《唐人街》的老杜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在汤姆的视野中，美国是伟大的但是有缺陷的，身处美国的林语堂来说，美国是“自我”的寄身所在，中国是作为“他者”存在的，美国只有因为有了中国这个“他者”而显露自身的缺陷。林语堂正是借助于“自我”与“他者”的游移建构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考虑到现实中国的弱势地位，他极力强化“文化中国形象”，并以文化中国的理想来解构现实美国的优势，尤其是优势背后隐藏的精神危机。因此，他把古老而优美的中国形象当作现代美国的一个鲜明参照系统，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寻找拯救西方精神危机的出路 华裔作家李金兰的《大明所建之屋》（1964）延续着林语堂等北美华人作家写作路数，描绘了华人各司其职的家庭成员、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人们和平相处的遵守儒家道德规范、信守道家处事原则高度理想化的家园，塑造出一个与美国不同的他者形象。 赵健秀的《唐老亚》为了批驳美国主流文化对华人的排斥和妖魔化的历史，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英雄叙事中，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杰李逵、一百零八将和关公身上找到了理想化的中华文化的阳刚和完美的儒家人格。凝聚在他们身上而为人敬仰的忠、义、信、智、仁、勇，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并为中国释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 中国文化、唐人街在北美华人心目中，带着香格里拉的神奇与芬芳，刚健有为、刚柔相济，是有着强健的生命力的鲜活形象。 2.腐朽堕落的文化中国 由于沉浸于主流社会文化里，北美华人容易用内化了的西方观念来评判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封闭压抑的、僵化的、堕落的，随之疏离、拒绝、反抗中国文化传统。华裔的第一部英语自传《虎父虎子》的作者对中国的一切感到厌恶。“对刘裔昌而言，中国的事物都令人厌恶、无法接受，而美国的事物却令人神往、无法抗拒。中国是落后的象征，而美国却是现代化的象征。” 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完全失去自我和自由的中华文化的牺牲品，一个饱受家庭文化欺凌的弱女子形象。汤亭亭的《女勇士》中罗列的中国传统文化符码：吃活猴脑、饮乌龟汤、绞脸裹足、招魂祭祖、武术气功、历史传说、民间谚语、唐诗宋词；花木兰、孟姜女、蔡文姬、岳飞、关公等等，像中国织锦一般充满了富有文化的神话故事。然而这表面喧闹的中国文化符码暴露出作者理解中国文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使得曾经鲜活的唐人街文化渐渐地成了“文化化石”———满眼的文化符号、异国情调，却缺少鲜活的“文化传统”，如同赵健秀的早期作品中所揭示的失去生命力的唐人街文化。赵建秀的《龙年》中父亲是一个儒家思想观念下的父权制的典型，一心期望自己和儿子弗雷德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不顾儿子的真实需求和精神追求，以横行霸道的专制作风扼杀了信奉民主、自由、平等美国价值观的儿子的才华和理想。雷霆超的《吃一碗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父权家长专制制度下对妇女的蔑视、华人的面子观、婚姻观，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沉闷的家庭因中国式的爱而痛苦的叙事是华裔作品常见的主题。伍慧明的长篇小说《骨》围绕着“骨”这个意象表达了华人对家庭和爱的沉重的责任感。“契约儿子”把“契约父亲”的遗骨帮忙送回中国安葬的职责和母亲对三个女儿无私的爱使得家人背负上了沉重的枷锁，导致家庭成员纷纷逃离家庭，逃离唐人街。雷祖威的《爱的痛苦》描述了母亲与同性恋儿子之间的爱的情感债，表明了标题所暗示的感情强烈的爱是痛苦的意义内涵。 北美华人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展示与批判，一方面，揭示了主流社会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的挤压，反映了华裔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的自身文化身份和尴尬处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中国文化的落后、压抑的一面。再者，可以看出，要得到主流社会文化的承认，华裔既想对中国文化疏离又不得不加以利用的矛盾心态。如《华女阿五》的黄玉雪，在美国主流社会成名后，仍在她曾试图逃离的唐人街的橱窗里演示中国陶艺制作。伍慧明的《骨》的尼娜,把华人用来吃饭的筷子插在发髻里作为装饰。不过，华裔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与赛义德勾画出来的东方主义是不一样的。华裔作家以西方价值尺度为标准，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其目的是为了在美国社会中为自己的族群建构出既有别于主流社会又能与主流社会平等共处的华裔族性，在东方主义的缝隙中开拓出自己族群的生存空间”。 3.包容开放的文化中国 文化的包容开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差异，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另一个是吸纳融合他者的文化异质因素。北美华人作家作品描绘了一个具有文化包容开放性的中国。 多元文化的写作是北美华人英语作家经常的创作主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设置了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平相处的中国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以便弘扬中国文化精神，表达出对流散异国中的异域文化的一种美好愿望，即希望多元文化的人们能够和平相处。 有名的“赵汤之争”———赵健秀斥责极负盛名的汤亭亭、谭恩美等人是“伪”华裔作家，指责他们篡改和歪曲中国文化以迎合白人口味。事实上，争论的本质是，作品究竟是在迎合读者的好奇心堆叠文化符码，还是在美国文学中表达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神”内涵。同时，汤亭亭、赵健秀等华裔作家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经典的引用与挪用，对岳飞、蔡琰、花木兰等历史、民间故事的改编和再创作，表明中国文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活力。中西文化从对立走向的沟通和融合是北美华人作家的美好愿望。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我同父亲到中国大陆与失踪多年的同父异母的一对双胞胎姐姐相认时深深体验到中国文化的兼收并蓄所显示出来的活力和具备的走向全球性、吸引世界观众“眼球”的文化形态和内在趋势。当梦想吃纯粹中国式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时，父亲拿起宾馆房间里的菜单点了“汉堡包、炸薯条、苹果派和冰激凌”之类的西式宴食。 以汤亭亭的《孙行者》（1987）和任碧莲的《蒙娜在希望之乡》（1996）等作品书写了代表族裔身份的杂合与流动。《孙行者》中的华人文化对于第五代华裔的阿辛来说是一个和他族文化如意大利文化，黑人文化一样的客观存在。任碧莲的《蒙娜在希望之乡》中的年轻的蒙娜与周围其他不同种族的年轻人一样活得轻松，做犹太人还是做“中国人”自己有权选择。这些都表达了华裔作家“色拉碗”或“文化马赛克”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愿望。 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日渐开放，华裔文学创作产生了相应的全球性写作模式。这—类的作品可以以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的《月白的脸》(1996)、汤亭亭的《第五和平书》(2003)等为代表。前者以自传的方式写出了华人的流散文本———从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到印尼到新加坡，再到美国，构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华人文化圈，从世界的范围，以更宏大的视野透视华人文化；后者将怀想文化中国与走进、回归地理中国相结合，将中国大陆文化、港台文化、东南亚华人文化，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文化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彼此连接的文化圈，成为“世界主义”的文化中国。正如多元文化的概念从美国走向世界一样，这些作者对华人文化的反映也从美国走向全球，与文化的全球化达到了“视域融合”。 北美华人作家通过手中的笔刻画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是他们回应主流文化的一种叙事策略和生存策略，解构并重构了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刻版化、妖魔化，反映出北美华人作家从扭曲中国文化刻意迎合白人的趣味的“自我东方化”到“去自我东方化”而寻求平等的“多元化”或“全球化”的努力以及北美华人文学从边缘进入主流的努力。中国形象的刻画揭示了北美华人身处中西两种文化、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之间不断发生的矛盾、冲突、和解和希望，以及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要想在美国的大熔炉中不断锻造出一个崭新的、与过去的自我完全不同的自我，北美华人只有明确少数民族本身的文化身份，同时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养分，才能永不迷失自我。多元文化的产物———北美华人文学给了我们了解和认识中西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机会，是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刘登翰：《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页。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第4页，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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