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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立教授的《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以下简称《认同研究》）是一本华文文学批评的论文集。作者对身份认同理论有着深刻的浸润和操作的痴迷，因此身份（identity）是作者研究华文文学的关键视点。作者高屋建瓴，纵观台湾文学后殖民书写、旅美华文书写、东南亚的文学书写，包括批评的再阐释，为此华文作家的文学书写在作者的视野下成为文化身份认同的有力见证。 毋庸置疑，华文文学研究中总因为文化、政治等的亲疏远近而不断有范式的转换（paradigm shift），“文学评论家除了构想从新加坡到纽约爱荷华的华文圈，整体意义上的文化中国外，还开始构想从北京、台北、香港（“大中华”）为代表的华语文学大‘共同体’”。尽管朱立立教授的学术视域在论述中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动，比如，力图在全面多元的视域下作整体性、合理性的阐释，但作者还是难以逾越中国的“当下”，研究视域仍是无远弗届的固化视域。总览身份认同理论的假设：台湾文学（包括域外书写）中国性的阐释，对马华诗文“边缘他者”宁静致远的凝视，纵向研究的视野还未进入本土互文，而是横向研究的中国想像认同成了整个文集的叙事预构。 一、“个体”的不在场 台湾文学书写的国族认同是晚近文化书写的痕迹，当然这是80年代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构建出来的历史记忆。杨逵、林耀德、李永平不同时期的文学记忆的叙述是中国20世纪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旅行。自晚清肇始的家国民族危机，中国社会结构失序，言说结构由个体转向民族家国，文学关注的不仅是个人在历史困境中的自我挣扎，更多是集体、民族、家国的苦难悲怆的命运史、心灵史。台湾文学叙事延续左翼文学“感时伤国”的文学精神，呼吁和想像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样历史的记忆就在文学想像的建构下被生产出来了。 朱立立教授的话语在此间显示出一种阐释文学中国文化认同的焦虑。无可讳言，台湾的现代文学和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有一定的纠葛，但具体而言，中国大陆80年代文学历史的书写所构建的“苦难”、“忧患”、“家国叙事”、“左翼思想”、“去政治化”和杨逵等台湾后殖民叙事所处的文化场域到底有多大纠葛和精神叠合？诚然，杨逵的叙述和中国忧患的文学有反抗强权和悲悯苦难现实、道德审视批判的相似性。 后殖民批评的文化批评以殖民主义话语作为参照系，从而在此基础上解构并建构自己的话语。在驯服与反驯服的文化场域中，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书写是以对抗强敌和政治强权的姿态存在，基于自身的历史体验和现实体验，台湾知识分子和大陆知识分子的自我想像自我构想都因此出现了一个强权政治和耻辱的逼迫情节，作为读书人的内在需求和中国现实的外在呼唤，来建构自己的身份，改写“他者”的话语处境。但与此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却有着太大的差别。 重新进入历史，理解历史，建构历史，这是国族认同的想像，更是获得话语权的阐释空间。但也不能不考虑那个时代另外一个文学语义场的诸多个体存在的在场性。从此角度考察，我个人认为朱立立教授的话语总是强调中国语境下的文学思维，未转换观念考虑异域的文化语境，也忽视作为个体存在的在场。同样，旅美作家围绕认同的先验判断不断地围绕家国民族等十分暧昧的话语复制移植，将一个个文人化碎片化的曾经的文学书写整合在认同的价值标准判断下，为文学的历史埋下了歧义和含混，使一个个丰富的个体变成了如出一辙的理论预设。比如： “总体而言，台湾作家群内在地呼应了近现代中国文学（包括域外书写）浓郁的家国忧患意识，承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啼泪飘零’悲凉郁愤的美感传统”。 “这种沉重的家国忧患意识不仅在五四时期的作家笔下力透纸背，同样属于张系国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如果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感时忧国”、“涕泪飘零”，那么历史的文学场域将是一种声音的独霸江湖，文学的历史就不需要再考古阐释了，文学的谱系一线书写岂不快哉？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人并不是与他（她）所处时代融合无间，规训地置身于他（她）的时代蝇营狗苟、安于无事，而是不同时期的作家作为人的本能欲望、痛苦、孤独、焦虑纠葛于肉体在场的文化语义场中。朱立立教授处理身份的跨时代瞻望有很大的暧昧和简单化处理。个体内在生命的本真的艺术书写被家国、民族、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认同等抽象理论术语所排斥、挤压和覆盖，这样的文学批评的个体尊严和个体生命存在的合法性何在？生存论上的个体难道拥有历史如此沉重的自卑和自傲？ 作者在分析《一九四七·高沙百合》时吊诡地认为：“在笔者看来，作者个人气质和情感取向无可厚非，但作为一部立意建构台湾史诗的作品，仅仅展示儒家文人文化的没落和趋势而给予嘲讽是远远不够的，汉民族作为台湾社会构成的基础和一种主导力量，即使遭遇外来殖民文化的桎梏和摧残，仍然不乏自强不息的阳刚进取精神和抗争性格，作品这一维度上的有意忽略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史诗作品只是批评家的想像阐释。林耀德书写原乡的历史记忆和对日本帝国霸权和荒谬的解构，时空的任意穿梭显示出了作家不可小觑的艺术才华。朱立立教授的分析可谓是不乏洞见，有其理论的深度。然而，当我们追问民族二字存在的合法性何在时，难道不是国家机器的发明和构建使然？历史如此的不可思议，任何词语都有自己的一段权力史。民族作为民族学的一个概念本身需要深思，难道是朱立立见到小说家对儒家文化的消解心里不舒服，来此一笔？这是一首失乐园的悠远独歌，幽魂游荡历史和现实之间，一种文化的宿命消解了历史的深度。历史原来如此，或许本该如此。个体的历史已成为历史尘埃落定的碎片记忆，传说、神话、习俗、信仰只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若要还有其它的意义，怕就是知识者的发明了。因此有学者就反思了发明“中国性”本身“也是弥漫权力（power）的话语（discourse），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意义建构。” 二、被放逐的“文学性” 此部分我选择朱立立教授批评《桑青和桃红》一章来看作者是怎样介入文本。程光炜认为，“所谓的‘历史’都是被无数的话语命名复制才最终被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文学批评的历史亦然。朱立立的身份认同以及泛文化批评将个体文人化、主体精神、情感观念极强的文学艺术整合到家国文化想像的认同下，批评语言遒劲有力，打开了文本批评的特有视角。但毋庸置疑，文化批评是否是文学批评的有力武器，还需商榷。因为，如人所论，“在这个特殊的华文文学空间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也有与‘他者’文化对话之后产生的文化‘变异’现象,是一种跨文化的汉语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因素和视野。” 毋庸讳言，在文化中国的想像书写下，华文文学的场域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同声一气，而是众声喧哗的多声共奏。我们必须警醒：文学批评的过度阐释的语言是否尊重历史的“原生态”，一种阐释家国文化想像的认同，无形中文学个体生命中内在感知的情与思被压抑了。尊重差异，寻求沟通，这是文学比较的精神，用认同的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主体性文学书写，无疑显得问题意识的僵化而缺乏弹性。温儒敏先生对文学批评泛文化的过度阐释说过，文化研究“丰富了研究内涵，开拓了文学研究视域，”，但“总不能忘记文学研究必须基于‘文学’，而文学创造是非常个人化的，是独特的想像力和语言创造力造就了各式各样的艺术世界……而不能满足太大的思想背景的考察或所谓时代精神同一性的阐释。” 身份认同概念也有类似的局限，比如，有时会把问题限制得过死。当我们谈文学研究的问题时，面对的是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认同问题、家国民族寓言、现代性殖民性等宏大深刻的泛文化理论，总感到有点捉襟见肘、大而无当的批评无力。此时不妨问一句，难道《桑青和桃红》等一篇篇文学作品就是如此的粗糙，难道文学的审美批评就是手操文化理论临风而立，指点文学，洞著明析，傲视一切的话语霸气吗？就像米兰·昆德拉批评卡夫卡研究时所说的，批评是“将卡夫卡一步步逐出美学领域”。读完论文集，感觉后两章还能感受到艺术的温情和敬意，然而之前的几章，文学批评的温和审美感知在其笔下成了文化对峙的意识形态的偏执和认同理论的实验场域。 如同赵旭东反思中国本土思维时认为：“东方和西方对立的基本文化认知模式，是他们无法真正能够摆脱掉的；一方面通过描写时间空间的差异，进而是在文化认同拉开距离。另一方面通过东拉西扯的叙述逻辑，再加上民族文化的想像共同体建构，中国人的国民性之诸多特征被提合到一个抽象但又具体的中国人身上。”文化批评必须警惕东西想像场域的置换，朱立立对周蕾的批评可谓是刺到其痛处（下文继续）。然而就其对华文作家聂华苓的离散书写来看，朱立立教授认为文本是一个 “第三国家民族寓言”的离散书写，又从女性主义、身体政治学、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认同、自由主义等等鱼龙混杂的泛文化批评进行阐释，可谓是天马行空。一个极具文学想像性的文本《桑青和桃红》成了作家寄托自身离散流亡的政治八股文。如同作者所言：“小说的整体性民族国家寓言结构里又种植了数个小型的寓言结构。”如此宏大意义建构的文学批评，消解了小说语言给读者阅读感知的张力空间，一个个体的小说文本成了知识的概念化和寓意化。这样的批评忽视艺术性，作家个人内在生命的体验、情感、情趣、想像创造成了当代人指点历史时弊的教课材料，聂华苓人生经验的复杂性怎能用一个认同术语就能限定？ 三、自我的镜像 身份认同的流动性是朱立立教授预设的一个学理视点。在第三章，作者对身份属性做了精彩的学理界定，“力图走进马华当代知识分子，倾听他们心底的声音”，以“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开放多元的视域审视“不同代际与阶层的移民群落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然而作者力图在两者互补的交流视域下却显得力不从心，对异域本土“地缘美学”的分析付之阙如，不免陷入中心与边缘的家国想像建构。作者认知结构、文化视域还是“中国文化至上”的同质化思维范式，文学想像的书写固化在“中国经验”阐发，难道认同成为华文作家“文学想像”的唯一的宿命？作家所处文学场域的矛盾和冲突在认同的假设理论框架下被作者一笔抹杀。 福柯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放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的不同类型和层次事件。一个被建立起来的陈述的同质性决不意味着人们在今后几十年，将想同样的事情；他也意味着确定某些清楚或者不清楚的其他一切后果由此而生的原则。陈述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同语言的连续性（和变化），同逻辑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相互交错在一起，他们并不步调一致，或互为主从关系。然而在他们之间必定存在着某些关联和相互依赖性，这些关联和依赖性的范围无疑是十分复杂。”简单而言，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历史思维就是认为在历史激烈的政治场域和文化场域充满矛盾和纠葛，回到具体的历史人物的立场上产生问题意识，而不是预先的认同假设或后设的意义建构，这样的历史将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消解历史的复杂和丰富，给后来研究者过多的空洞，问题意识没解决，而且是步步疑惑。 朱立立教授不是按照认同的异域书写挥舞自己象征性的话语权，自我表演，中国文化认同的长焦视域延伸异域华文研究只是转换了一下思维角度，换了一种口气说话，中国中心的历史同质时代逻辑脱离具体语义场而繁衍，只能使华文文学流动性成为自身逻辑假设。源于自身的立场和“意识形态”（朱立立对周蕾的批评意识形态的暧昧性，是文化形态还是作者自我批评所遮蔽的国家疆域的权利对峙）的区别分野，因此后殖民理论和认同等知识的操作运行也就不言而喻。对于充满矛盾的历史语境不做敏锐的地域研究和时间梳理，单纯强调认同的无条件性，在作者笔下已不成为一种文化介入批评，而是满含自我语境的出发点阐释文本意义。文学的个体在场应是“在同文同种的范畴内,主与从、内与外的分野从来存在,不安的力量往往一触即发,更何况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愿景每每遮蔽了历史经验中断裂游移、众声喧哗的事实。” 《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偏执》是一篇中国话语非常张扬的文章。我不想对朱立立教授维护文学中国合法性和汉学家周蕾关于后殖民理论滥用的幽魂不散而浪费笔墨。东西对立的二元模式无疑不是自身立场的镜像，陷入新东方主义的思维怪圈。我从个体的所处的文化语境来看朱立立的微言大义、明察秋毫。 中国性是朱立立教授的文化立场。学术人之间的争吵以及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偏见互相表演得惟妙惟肖。文学批评的尊严就是在历史的时空里尊重文人化和碎片化的文学资料作理性思考和情感感悟。假如异域的声音冲击本土，我们抱着“拿起笔做武器”彻底消灭异端，那文学批评的胸怀何在，文学论证岂不是政治暴力专政的话语表演，就像朱立立教授难以超逾民族主义偏狭一样的“话语暴力倾向”。如其所言，“因为她自己完全缺乏民族意识，就贬损港人的民族意识。才感叹：香港的‘中华性’的力量却令人不可置信的强大。这种感慨充分说明周蕾并不理解香港，又谈何公道地叙述香港文化？” 朱立立教授貌似严密的逻辑却违背了一个常识的学术规范。“港人的民族意识”这是一个个体的声音还是一个总体性声音？到底个体有没有资格为共体代言？个体的在场何在？每一个人都成了“港人”，那“港人”中的个人是谁？我想朱立立比我深明其理。不言自明，家国之外的声音对总体性的话语垄断形成了强烈的威胁和冲击,异类的声音需要本土性的反思，而不是关门的含沙射影的话语强制。对民族意识任意标贴，前后话语权力无不是重复一种同质性的声音，同质逻辑的重复。去魅反而加魅，中国性和本土性之间的张力相互陷入了迷思。朱立立教授的焦虑的话语权力是面对域外文化对本土文化冲击,以中国文化的强势和阶级化、观念化的批评姿态通过排斥异质化的声音来建构抑或坚守自己的话语权利。对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敏感的朱立立教授如此的象征性话语并不是借助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力”而是无意识地为政治帮闲，可能会陷入权力利用文学，利用知识人的攻击制造的话语专政变相地实施专政，更不是参与“批评空间的开创”（王晓明语），而是参与和生产一种权力。 周蕾吊诡的“写在家国以外”的“局外人”竟然引起朱立立如此精心的话语反攻，当然周蕾的后殖民理论所暗含的自我悖论无疑不是中心—边陲的西方对东方想像的翻版在全球化的文化对话语义场下如何对待“异端”，“异端”不满足自己被凝视被边缘化，对文化平等的合法性渴求，这也许是一种声音。学理性的批评在朱立立教授的批评下竟然上升到有损 “中华性”的严肃性。一个个体的异端言论在朱立立博学的知识话语下成为“总体性的，全权道义性的话语，以致形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的总体的言说个体。 朱立立话语总让人感觉语言的攻击性，也许知识分子自身骨子里就有一种言说历史整体的隐蔽企图，从而寻找自己的话语权。就像作者用身份认同分析华文文学一样，无论是被迫流亡还是主动流亡都有一种身份迷思的困惑，只有认同才能寻找自我，言说自我，从而使语言在家的言说自我作为人在异域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境遇。作者虽然全面地论述了身份属性在时空变迁的流动性、差异性、分裂性，但还是主要倾向身份认同———对中国性的认同。民族国家主义的文化批评，完全忽视了文学作为个体肉体境遇和精神境遇的在场，一味地家国想像，历史记忆，民族构建，身份认同无形间取代了文学的个体言说。对汉学家周蕾先进行“不懂中文”的身份“去势”，以“西化已成为她真正的身份归属”的道义和情感的中国合法性将其打入另类，又以文化中心姿态将其隔绝于“中华性”之外，给周蕾文化属性以“西化”界定，接着又以“内化殖民性”界定，最后落笔意识形态偏差。真是笔落惊风雨，一种观念化的武断批评。实际上，美国的周蕾更多地只是显示出身处不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观点的不同而已，为何要一棍子打死才后快呢？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对峙无疑遮蔽了文学批评的公平性。 著名学者张旭东认为：“香港居民的文化认同没有问题，但他们的价值认同和政治认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辣手的问题，这不能仅仅看做是英国这个最早的民主主义帝国离开香港埋下的伏笔,而必须理解为近代西方世界性扩张突入非西方世界根本的政治认同所造成的震荡后遗症,他也是当代西方价值体系和政治形式对非西方世界仍保持着巨大压力的一个实例。”任何身份、共同体话语建构之后不可能是纯粹的价值取向，而是一种利益和政治力量的驱动。当然，笔者认为，谁也没有权力为整体代言，谁也无权垄断话语权。 综上所述，朱立立教授华文批评论文集借用西方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抽象理论，凌驾于华文文学的文学创作之上，显示出了批评话语的魄力。然而，作为读者总是感觉一种阅读的枯燥和空洞无味。在朱立立教授的文学批评里寻找阅读的愉悦只能是枉然。其次，《认同研究》以认同理论为中心，但感觉没有中心的很多中心，有一种拂之不去的困惑，华文文学的本土美学特质只是悬吊在大而无当的理论预设研究之中。文学个体的情与思在朱立立教授笔下被宏大理论所遮蔽，文学的审美被“放逐”，文学批评成为了一种理论话语的诠释，也成为审美批评的悖论。 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 期。 朱崇科：《吊诡中国性———以黄锦树个案为中心》，《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程光炜：《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饶芃子：《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第2期。 ［捷克］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赵旭东：《反思本土文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3版，第162页。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页。 有关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的论述，可参照朱崇科的著述《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三联书店2008版。 原载：《华文文学》2009/02 原载：《华文文学》2009/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