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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的史诗》是严歌苓继《第九个寡妇》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现在已被改编为电视剧正在拍摄之中，前一阵还因为角色的选择而引起争论。这确实是近年来比较好看的小说之一，它源自严歌苓熟悉而又伤感的童年记忆，讲述了一段红色历史中的浪漫情史，展现了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存轨迹。 故事从田苏菲白衣黑裙的轻盈跳跃的16岁开始，一开头就是“田苏菲要去革命了”。在革命的背景里，写她的爱情、她的婚姻，直到50岁左右收尾。这是一个交织着女人和男人、爱与被爱、革命与人性、苦难与幸福等感人元素的故事。小说以小菲的个人情感和经历串起了革命和时代的碎片，使其成为一面清澈的记忆，让人欷歔不已，感受着生活的痛苦抑或甜蜜。严歌苓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穿透时空的存在意义，小说展现出的叙事艺术刷新了我们的“历史记忆”。 一、革命与爱情 “革命+恋爱”的模式在蒋光慈手中成熟，这一模式吸引了大批青年作家，也吸引了大批青年投入到了革命行列。这一模式后来遭到了猛烈批判，可是文学作品中却依然深埋着这种浪漫情结，这确实是不能消除的——革命代表着青春与激情，而爱情正是青春激情中最灿烂的阳光。《一个女人的史诗》也是由这两个故事构成。 革命故事。“革命”贯穿全文，解放战争，“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大时代总是在激烈紧张地前行，而处于其中的个人似乎有些孤苦无依。小菲的“革命生涯”始于一件要不回来的毛衣，方大姐的“革命”是出于爱慕之情——革命的动机与革命的神圣目标相去甚远，甚至有些庸俗和无知。在小说中，只有欧阳萸是懂得革命之真正内涵的，却一生不得志。“革命是残酷的。”这句话经常莫名其妙地冒在小菲的脑子里，是现实、是幻觉，还是时代的寓意？小说中关于“文革”的描写也是如此——消解了运动的政治意义，而把重点放在了表现普通人的生活上，写出了人情冷暖，也写出了人性善恶。从这个意义来说，小说是对革命年代的另一种书写——个人化的情感记忆。 爱情故事。小菲的爱情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读者的心也随着她的经历起起伏伏。当读到年轻岁月里，都汉对小菲一往情深，而小菲不愿接受时，很替小菲惋惜：她可能错过了一生中最合适的伴侣；可读到小菲对欧阳萸的爱慕眼光时，又希望她能够坚持自己内心的感觉，因为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可以去爱的人是多么不容易啊。小菲的幸运在于她对欧阳萸是真心喜爱，这种爱几乎进入到一种“审美”境界，因而能从世俗和功利的泥淖中脱颖而出。但小菲的这个爱的过程很是艰辛，结婚30年来她一直孜孜致力于走进欧阳萸的心，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历史风云变幻，她面对婚姻和生活的困惑与压力，仍是永不停止地爱，以及由爱而生的敏感、嫉妒、坚韧，这些织就了小菲疼痛而甜蜜的一生。而正是为了这份爱所作的一切笨拙的努力成就了一个女人的史诗。严歌苓在做客搜狐网站时谈道：“她爱得比较笨拙……但是又爱得比较执拗，我欣赏既笨拙又执拗的。我们这时代人不会这样，也不会拿一场爱情当性命，小菲的爱情给那个时代的爱情，那个红色的浪漫恋情打了一个句号。”而小说中第二个让人感动的就是都汉，那样一个驰骋沙场杀敌无数的司令，却有着那样一份温柔持久的爱恋——就像他那双细腻的手。在他去世的前一晚还在张罗拉一个营的人马去给小菲捧场，或许，只有在他那里，小菲才永远是“小飞”，不管她是胖了，难看了，还是老了。这份侠义柔情是只有心底纯澈的人才会有的。欧阳萸，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一生都在寻找“可以交谈”的红颜知己，或许曾经得到过，却都很短暂，有如昙花一现。当他变成一个胖乎乎的老头时，身边只剩下一个关心他的营养和饮食的小菲，是不幸，还是大幸？典型的学识渊博、才气逼人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变迁中日益虚弱，他到最后仍在追索真爱何在，不过，他已经拉紧了小菲的胳膊。 二、人物形象 从故事再深入一层，小说主要塑造了两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是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物，作者通过他们来表现对于生活的感受。 知识分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并不多：欧阳萸，孙百合，欧阳雪，老爷子。其中最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的修养和气质的是老爷子——欧阳萸的父亲。温文尔雅，超脱不群，沉静如水，内心清透。无须多言，一种由内而生的气质就足以使人敬佩。欧阳萸则“集狂狷、柔弱、放荡不羁、细致入微于一身”，“他对任何俗成的东西都不屑，比如幸福婚姻、圆满家庭。在精神上他是一个永远的造反者，在心灵上他懦弱迁就，巴望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平等的一份眷顾”。正如愚笨的小菲所了解的：“欧阳萸是那种极能在悲剧中寻找美感的人，缺憾总给他满心诗意。”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这一代知识分子比他们父辈那一代更敏感、更脆弱、更迷茫。他们成为建国后众多“革命”的受害者，有的更激愤了，有的更超脱了，有的更沉静了。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变化却表现出虚弱无力，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小市民。小说中小市民的形象不少：田苏菲，田妈妈，伍善贞，伍妈妈……她们刁钻、粗野、蛮泼，却也活得自在坦荡，也讲究面子和生活，粗中有细，野中带柔，形成了小说的大氛围，使整部小说浸润在极为浓郁的人情味中，就像自家磨的浓浓的豆浆，香浓醇厚。小城是个藏污纳垢之地，市民们都鲜活地生活在其中，面对风暴，他们表现出了坚忍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宽容仁爱。从这些底层民众身上，我们看到了民族自我救赎的希望。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能经受住巨大的灾难，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精神没有灭亡，在强力的打击之下，这种精神会灿烂地迸发。 在这一方面，严歌苓与王安忆的小说有一致之处：都是藏污纳垢的小城，都是小家小户里走出来的女儿，有些傻，有点儿拙，然而却执著、真实。小说里的两类人物其实并不能进行心灵交融，但他们都不过分计较，在乐天知命的心态中竟也相处融洽。这就是民间，就是小人物的生活。其实，任何时代里，人性根底善恶美丑的纠结总是埋藏在最常态的人情世故里。 三、女性视角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干部家庭的出身和文联作协大院的生活经历让严歌苓比同龄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身处政治运动旋涡中心的人和事，那些与“文革”的亲密接触，曾让幼年的她早早告别了童稚的蒙昧，并在心灵深处留下了无法磨平的刻痕。多年以后，拂去岁月风尘的遮挡，穿梭在中西文化的交接地带，严歌苓用她的作品，把对那段历史有些隔膜的读者引上了一条通向“文革”的幽径。“历史生成于细节”应该是作家在重述历史时成功的一个经验。这些作品可分为两类——从童年和女性视角对“文革”作个人化的反观，对非常时代里的人性和社会文化心理进行深入探察，揭示出了一个时代的隐痛。 童年视角的叙述者由一个叫穗子的小女孩承担，她的年龄视故事情节的需要，从七八岁到十几岁不等。比如《白蝶标本》和《拖鞋大队》，孩子们那机灵的乖巧，笨拙的模仿，稚嫩的叛逆，及其引发的一切喜怒哀乐，都发自最真实的内心。严歌苓巧妙地借助童年审美视角，使小说演出了几分富有哲理意味的荒诞，从而走进时间的深处，力图展示生活的真相。 女性视角的作品则更多，比如《白蛇》、《天浴》、《雌性的草地》、《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严歌苓是一位擅长抒写女性生存状态和生命情感的作家，这种女性视角使其多从女性的角度切入，偏重特殊年代里女性特质和女性力量的展现。侯婷：《论〈一个女人的史诗〉的女性视角》，载《文学评论》，2008(3)。她曾将雌性定义为“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但更多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含义。把女性写成雌性，这个容纳是大得多，也本质得多了”严歌苓：《雌性之地》，见《波西米亚楼》，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在《雌性的草地》中，严歌苓以悲剧的方式写人性的残缺与幻灭，同时又在各种各样精神与肉体的争斗中引发了关于雌性的全部意义——既柔弱又勇敢，既凶狠又善良，既有容纳一切的母性，又有毁灭一切、催生一切的欲望。 《一个女人的史诗》虽以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文革”结束这一段历史为背景展开叙述，却没有描绘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也没有让读者感到太多的苦难气息，而是以小菲的情感为切入点，书写了特殊年代里女性的真实的情感体验。严歌苓在做客搜狐网站时说：“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历史，她的情感史又是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几十年的历史交融在一起的。”评论家贺绍俊在推荐这本小说时说：“这是一部从新的视角开掘红色资源的小说，重点写情感，特别是田苏菲的个人情感，但并不单薄，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回望历史。” 小说运用了内聚焦的叙事视角，叙述者与人物始终保持了一段距离，让读者能够更理解这个单纯而强悍、坚忍又娇媚的普通女性，但又与之有一段心理距离，隔着这段距离可以更好地欣赏她。大部队进城、四清、“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粉碎“四人帮”，这些政治事件完全附着在了小菲的生命事件之上，甚至连背景都算不上：她在时代的变幻里独自品味爱情。也正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扭曲、黑暗、疯狂甚至丑陋。这部小说可称为“小菲的视觉”，是她看世界，而不是世界看她。这种视角，使个人命运被放大，国家命运被缩微，成为一个乍隐乍现的陪衬，同时使小说具有一种超越个体性体验的潜在力量，得以让我们沉思文化蕴含中的人性内涵。 严歌苓欣赏的女性是“极其豁达而宽大的”，“是包容的，以柔克刚的”，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载《华文文学》，2005(3)。这就使得她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多是宽厚、沉静的，有令人感佩的母性光芒，这是女性最神圣的气质。《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两部小说都可以称为母性叙事，正是在母性叙事中，革命现出了荒诞的一面，也是在母性叙事中，人性的底色才得以保存。尽管欧阳萸一生都在寻找知己，小菲却为了保护厄运不断的欧阳萸而心甘情愿地付出，她甚至想：“假如她只能在他无望时得到他的依恋，她祈求这无望延至永远。”当欧阳萸被误诊为肝癌时，小菲为了满足他的情感需要，甚至主动把孙百合请到家里，替他们牵线搭桥——小菲对欧阳萸的爱充满了母性的质朴、宽厚与包容，而非停留于占有欲的满足。在现实的荒诞中，朴实的母性紧紧守护着的是人性的“天理”，恐怕也只有这种近乎本能的母性才能守住人性的底线吧，这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悲哀？付立峰：《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载《华文文学》，2007(3)。 《一个女人的史诗》还设置了另一条叙事线索，即小菲的朋友兼革命同志伍善贞的故事，这两条叙事线索互相参照、对比，也即母性的丧失与坚守之间的对比。母性是人性的具体化和深化，它存在于人间烟火中，它大俗，但也只有在大俗之中才能生长出真正质朴而丰满的母性。它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也具有难以克服的弱点：掩盖了女性生命体验中所要面对的其他问题。尤其是在母性与女性个体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之间的冲突中，结局往往是后者的丧失。 中国当代小说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大都已放弃宏大叙事的视角而采用微观叙事。严歌苓的小说也是从微观上切入历史，通过女性视角或母性叙事，让我们对种种历史事件有了更细腻的感受，引发了更多的对于人性的思考。从故事的表层来看，叙述的中心不再是对沉重历史的反思，而是讲述一个个具有戏剧性的爱情故事，透过这些故事，种种历史事件被切开，其中的荒谬性便自然坦露出来，让人陷入沉思——人的生活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认为，这部小说在讲述故事方面仍存在不足，与之前的《雌性的草地》、《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相比，其吸引人的力量有所减少——因为看过之后，并不再想去看第二遍。这大概就是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不能达到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吧。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