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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使文学的创作与观念发生了自五四以来最为剧烈的变化。文学在探索、实验中不断发展，创作格局不断调整，体裁有的繁荣有的式微，题材有的兴盛有的衰退，门类有的分化有的融合，文学理想与当下现实、现代性与传统观念、继承与创新等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纷繁复杂局面，以致文学的本质定位也失去了确定性。“今天中国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落差性，以及它在同一时空平面上共生性的奇观，无疑给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极大的价值困惑”[1]，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困惑正在导致文学发展失去方向，创作评估失去标准，定性困难。对旧文学观念的坚持，以及失重和失落的文学圈子对新的文学发展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难。围绕当前创作是繁荣还是衰退的争论一直在进行，作家、理论家、评论家见仁见智，各执一词，根据各自的需要和理解，注解着创作现实，由于出发点不同，结果往往也大相径庭。文学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把文学放在社会历史这一较大的框架中才能真正理解文学，如果孤立对待文学以及将它置于孤立的境地，使之与社会历史相脱离，那么就不足以解释文学究竟是什么”[2]。在迅速推进的社会发展中，不认可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内涵的调整和外延的扩张，继续沿用旧的文学观念作创作评估，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因此，把创作从当前文学发展的种种困境中剥离出来，进行系统、客观、定性的分析，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论者以为，当前创作繁荣的结论无疑是可以成立的，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征象。 一、长篇小说创作成果丰硕 长篇小说能全方位展示时代变迁、人生历程、家族历史、国家民族的命运，被当作“历史的记录”、“历史的教科书”，是一种最重要的文学体裁。长篇小说创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复苏后，日渐兴盛。在国家扶持长篇小说的宏观政策引导和商业利益的推动下，“‘百年历史’正在当下中国长篇小说领域里走红，反映某种社会的全貌也是经典长篇所要承担的责任，[3]，“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成为当下一种主要创作追求。在这一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激增，在原来每年200多部的基础上不断攀升，2000年为700部，2001年800部，2002年突破1000部，近年一直保持了这个水平，成为图书市场的独立产品、出版业的主打文学形式[4].。在一个媒体发达、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优势明显，商业利益巨大，是作家创作成功的一条捷径，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作家。当前，优秀长篇小说已经成为影视剧文学剧本的初稿，出现了所谓“影视同期书”现象。刘震云的《手机》，海岩的一些小说，拍成影视剧后，小说同时走俏，作家和出版社获益颇丰；去年张平的《国家干部》、王蒙的《青狐》、王刚的《英格力士》等长篇小说刚出版即被买断影视改编权。近年来，《当代》、《收获》等大型文学期刊也加入对长篇小说的追逐，纷纷以长篇专刊、增刊的形式推出长篇小说，与出版社争夺市场份额。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形态的长篇小说文本充满着文学的视界，长篇小说数量上的繁荣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艺术质量上，过去由于过分追求所谓“史诗性”和“宏大叙事”，长篇小说创作叙述滞后、形态粗糙、艺术性不足。现在，这种状况有所改观。长篇小说开始摆脱创作传统和现实环境的制约，逐渐从单纯的服务社群和强调教化功能，转向反映和表现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问题，展现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思想风貌。有的作品提供现实宣泄的快感与想象性满足，如尤凤伟的《中国1957》；有的关注民生，直面现实，如近年涌现的反腐小说、反贪小说《人间正道》、《抉择》、《十面埋伏》、《国画》等。在创作思想上，一些思想敏锐的作家实现了从传统的“大我”向个体性的“自我”的角色转变，用作品表达出对社会、人生、历史的思索，如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史铁生的《务虚笔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柏慧》、北村的《施洗的河》等。作家个性的思想追求赋予.这些长篇小说以独特的艺术价值。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林白、陈染等作家的新潮长篇小说创作，追求技术的个性与创新，语言机巧，结构精致，改变了传统长篇小说的文本形态和创作观念，丰富了长篇小说的艺术追求。长篇小说的文体开拓也有新收获。有论者在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概括除了拟骚体小说、双体小说、跨体小说、索源体小说、反思对话体小说、拟说唱体小说等七个品种。[5] 当前，长篇小说数量的增长和对艺术险的开掘，拓宽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空间，提升了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平与艺术境界，反映了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基本态势，也是作家驾驭题材能力增强创作水准提高的标志。事实上，近年涌现的不少长篇小说精品，如《张居正》、《无字》、《历史的天空》、《狼图腾》、《檀香刑》等，在一些方面确实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表明一部分作家已经率先走出时代的浮躁，潜心寻找文学创作的真谛。以长篇小说为标志，包括散文、报告文学等在内的多种传统文学体裁创作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成为创作繁荣的一个最重要证明。 二、创作题材得到拓展 乡村题材与城市题材构成当前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两大板块。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乡村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乡村文学自上世纪20年代中期勃兴以来，高潮迭起，成为新文学的主流，主导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乡村叙事构成中国文学的基本经验。新时期以来，乡村文学在一个更加宏阔的背景上得到发展。汪曾祺、刘绍棠、贾平凹、李杭育、何士光、张炜等一大批作家积极进行乡村文学创作；稍后，刘恒、周大新、苏童、叶兆言、余华、刘震云等一批在新时期产生重要影响的中青年作家，也先后创作出众多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学作品，汇成了一股乡村文学的大潮。在新时期的各阶段、各流派、各门类的文学创作中，都产生了大量乡村文学文本。除上海、北京等少数中心城市外，绝大部分地域文学，如文学湘军、陕军、西部文学等多以乡村叙事为主。虽然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创作对现代性的追求，使当前的乡村文学创作略显疲态，但文学创作强大的乡村叙事传统，使乡村文学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近年，韩东的《扎根》、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等乡村题材短篇创作，受到很高评价；李佩甫的《城的灯》、尤凤伟的《泥鳅》、关仁山的《天高地厚》、范稳的《水乳大地》、阎连科的《受活》等乡村题材长篇小说也有不俗表现。在所有不分题材的重要文学评奖中，乡村文学保持着很大比例。今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的8部获奖作品有6部是乡村题材，4部获奖中篇小说《玉米》、《松鸦为什么鸣叫》、《好大一对羊》、《歇马庄的两个女人》全是乡村题材。这些创作以丰富的题材、多样的表现手法、不断升华的主题思想，继续引领着当前文学创作的潮流，把乡村文学创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长期受到限制。新时期后，文学创作逐渐把城市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刘心武的《钟鼓楼》成为新时期初城市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王朔、刘索拉、徐星等作家以极具个性的创作推动了城市文学发展，城市文学逐步以多种方式发展起来。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不断加速，城市变成了国家的中心、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深深牵动了作家的注意力。一些著名的乡村文学作家，如贾平凹、莫言等，也写出了不少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一些乡村文学作家，转而从事城市文学创作；许多从城市成长起来的作家则直接进入城市文学创作，涌现出王安忆、铁凝、陈村、皮皮、邱华栋、张欣、池莉、张抗抗等城市题材代表作家。他们书写心目中的城市形象，写出了城市的美好，抒发着对城市生活的热爱，颠覆了传统的“乡村美，城市恶”的审美范式，产生了《长限歌》、《鲜花和》等一批有分量的作品。城市文学的影响不断增强。近年来，新生代作家陆续登场，他们以对城市生活的独特的感悟、体验和旺盛的创作力，冲击着传统的城市题材创作禁区，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题材不断开拓，城市生活的多个领域都有所涉及。城市文学迸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以乡村题材、城市题材为中心，当前的文学创作在题材方面不断开拓和突破，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异常火爆，儿童文学丰富多样，显示出创作繁荣的整体性。 三、主旋律创作渐成规模 主旋律与纯文学关系密切，它是纯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分流的产物。新时期初包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所有文学创作基本上都符合今天我们对主旋律的界定。当时，作家与社会对文学创作的认知高度一致，不存在纯文学与主旋律的严格分野。“纯文学”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文学理想被提出后，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学观念，被作家和批评家所信奉，主宰了今日文坛。在纯文学观念下，主流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和创作手法被限制在极其狭隘的范围，作品疏离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抛弃文学的社会责任，高度自我，观念封闭，受到社会和市场的双重抑制，很快陷入困境。受其影响，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创作在一个时期内几近消失，这直接导致了“弘扬主旋律”的创作要求在上世纪90年代被提出，其创作实践逐渐从纯文学创作中分离出来。主旋律作品一经产生，即以强烈的现实精神、时代意识和社会效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文学作为“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6]的重任，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问题，传达群众心声，使文学接续了五四以来的传流，并因此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经过多年发展，主旋律作品主题不断深化，人物形象日趋丰满，题材涵盖了各个领域，产生了《苍天在上》、《中国制造》、《大雪无痕》、《国家干部》、《至高利益》、《苍山如海》等代表作，主要代表作家有周梅森、陆天明、张平、张洪森等。主旋律作品努力建立文学与现实的连接，磨合现实矛盾，重建现实秩序的合法性，显示了作品思想的独有锐利和深刻。主旋律重要作品多发表在重要的文学期刊上，由重要的出版社发行，并频频在国家重要的文学奖项中获奖，在出版发行、改编、播出方面也获得诸多便利。借助国家的扶持政策和市场的支配性力量，主旋律小说的社会功能和艺术效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成为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主旋律作品和消费文学的强大挑战面前，纯文学的主流文学地位受到冲击。今天纯文学的主流文学地位更多是观念形态上的，在创作实践上，它的主流地位已经失落。代表纯文学主阵地的文学期刊，经历上世纪８０年代的短暂辉煌后，开始持续衰落，读者越来越少，发行量急剧萎缩，有的停刊，有的改弦易辙，绝大部分陷入困境[７]。这也是创作衰退论者的出发点和最主要论据。在很大程度上，纯文学的衰退并不是创作的衰退，而是社会支持度下降，市场容量急剧减少造成的。纯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资源、技巧与风格、形态等方面相差无几。虽然在观念上存在主旋律与纯文学的无声对峙[８]，但在创作上，主旋律作品作为纯文学的派生物，是对纯文学的批判与发展，与纯文学构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它的繁荣发展，从一个方面抵消了纯文学衰退的影响。 四、消费文学持续走俏 如果说主旋律创作从思想层面削减了纯文学的社会责任的话，那么，消费文学则从市场方向瓦解了纯文学的受众群。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风潮在本质上把文学消费变得与其他消费无异，彻底剥离了纯文学的消费功能，使纯文学期刊圈子化、资料化、学术对象化。消费文学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市场经济造就了消费文学的繁荣。正如陈晓明所说，“当代小说大批量的复制生产，畅销、流行而后被遗忘，正成为文学存在的基本方式”[9]。 中国消费文学始于琼瑶、三毛、金庸、梁羽生作品的流行。贾平凹的《废都》可算是新时期以来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后的邱华栋、张凫、何顿、池莉、陈染、林白、朱文、卫慧、棉棉、周洁茹等一批消费文学的写手，用《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正午的供词》、《物质生活》、《上海宝贝》、《糖》、《小妖的网》等作品，把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消费性发挥到极致。尽管消费文学作品被批评家指为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缺乏美好的道德感和丰富诗意感，把写作变成消极的习惯，靠大胆的粗俗和浅薄的机智来吸引读者，是一种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伪写作[10]，但它们完全以市场和网络为基础，用市场叙事取代文学叙事，依靠书籍市场、网络热炒和青春群体的主动传播而流行，在市场中不断掀起文学消费的潮涌。近年来，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占到整个文学图书市场的l0%；郭敬明的《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接连在2003年和2004年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中位居前列；郭敬明、张悦然等人的作品在网络文坛和传统文坛所占的读者数量和市场份额甚至远远超出许多写了一辈子的前辈作家。在市场推动下，消费观念向文学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渗透，各种文体的消费功能得到充分挖掘。为适应市场需要，不少主旋律作品也开始采用消费文学的创作模式和艺术模式，如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等，在整体上，主旋律创作已构成消费文学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部分文学期刊，如《萌芽》、《小说月报》等向市场靠拢；《作家》、《书城》、《创作》也以美国的文化娱乐杂志《纽约客》为范本，引入漫画，取消中篇小说，塑造“朴素优雅”的市场形象以吸引读者；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站也纷纷引入精短的小小说、流行语、顺口溜、笑话、小段子、短信。各类消费文学作品迅速流行、极度繁荣着。 五、创作社会化与作家换代加速 社会开放、环境宽松、创作出版的商业化操作，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广阔空间。当代社会媒体和出版业的繁荣，提供了巨大的文学需求，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文学创作领域。他们有的借助报刊，有的依托文学出版的商业运作，有的借助网络传媒以不同的形式进入文坛。在传统的专业作家之外，出现了一支庞大的创作后备力量，不断有人从中分离出来，成为全新意义上的职业作家。社会文化素质水平提高，具备写作潜力的人迅猛增加，也使新的创作主体不断涌现。网络的公开性撤消了作品发表之前的一切审查程序，使每个人都能在网络间自由地发表、传播作品，打破了作家传统的产生方式。同时，互联网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素材来源，使作家对素材、文本的积累发生了根本变化，极大地弥补了人们基于生活经验差异而造成的创作差距，使文学创作更接近于一种精细的文字手工操作。电子传媒也使创作者与欣赏者的身份和地位变得模糊不清，文学与现实交融，创作迅速社会化、大众化了。过去出版长篇小说是名家的专利，现在有的年轻作家直接从长篇小说进入创作。创作已经由少数人的工作、职责变成人人可以享有的平等权利，变成一种高品位的消闲方式。文学正在回到它本真的含义，“为人民”的文学正在创作和阅读两个层面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文学。 社会转型，新生活、新题材、新的文学样式、新的创作方式和创作观念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文学内部的调整，也必然带来作家构成的变化。20多年来，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作品。新时期担纲的中青年作家仍然是当前的创作中坚，许多著名的前辈作家还坚守在文坛的中心，如王蒙去年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青狐》，市场经济的似锦繁华簇拥着他们。但在他们身后，一些前辈作家陆续退出创作领域；还有的作家影响日趋减弱；许多外围作者逃离文学。写作工具的改变，也促进了作家更新换代。20世纪90年代以电脑写作为标志的“作家换笔”，真正换过来的只是一部分。在不断加速的作家换代中，像王朔、余华、史铁生等这些重量级的作家也渐渐退隐。与此同时，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短短几年时间内，“70年代后”、“新人类”、“新新人类”、“美女作家”、“80年代后”等新生代作家成批次崛起，在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他们置身于网络、电视、报纸、光盘、生活提供的种种信息的世界中，时尚而奔放、率真而自由地创作着，给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80年代后”从郁秀的《花季雨季》开始，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肖铁的《转校生》，龙秀梅的《新的班主任》等，掀起一股青春文学热。儿童作者也不甘示弱，“90年代后”也开始出现，高靖康8岁写成8万字童话《奇奇编西游记》，窦蔻6岁创作了《窦蔻流浪记》，蒋方舟12岁出版了《正在发育》。他们中的许多人从网络天地里脱颖而出，年轻但却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感悟力，他们的集体亮相构成了新世纪一道绚丽的文学景观。他们的创作姿态和实践，成为了当前创作繁荣的持续支撑和重要见证。 六、文学形式不断细分和创新 丰富的社会生活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促进了文学的形式变换。近年来，传统的文学形式不断细分。小说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产生了财经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打工小说、青春小说、奇幻小说、幽默小说、恐怖小说等类型；散文也在传统的分类外，被细分为文化散文、思想散文、学者散文、新媒体散文、行走散文、手记散文、园林散文、新潮散文等类型。其他如摄影文学、电视散文、科普小品、人物传记、回忆录、介于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之间的社会问题纪实等新型文学也获得长足发展。如果说上述文学还保持着与传统文学密切联系的话，那么，由于电脑、互联网技术引入文学创作，产生的网络文学、博客文学、手机文学(短信文学)等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文学形态。电脑、网络的出现，为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技术手段，开辟了一片崭新的文学园地，文学创作从内到外，从语言形式到内在本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网络文学凭借其创作的自由性、发表的及时性和交流的互动性，赢得了人们欢迎。1998年蔡智恒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上连载，其纸媒出版物连续22个月高居国内畅销书排行榜，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热，网络文学获得迅速发展。近年，先后有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瞎子的《佛裂》、燕垒生的《瘟疫》、醉鱼的《我的北京》、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将我遗忘》在网络广为传播，产生了广泛影响。文学创作的电子文本与传统纸质文本一样，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形式，被迅捷而大量生产、复制着。 网络文学集中体现了信息传媒时代的创作特点，但它在体裁、题材以及表现形式上，仍然与传统文学保持了密切联系。正如余华所说的那样，“对于文学说来，无论是网上传播还是平面出版传播，只是传播的方式不同，而不会是文学本质的不同”[11]。而在网络文学后产生的博客文学、手机文学，在载体、受众、形式和阅读期待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们彻底抛弃了主题、结构、技巧，甚至对语言也进行了翻新改造，使用大量自造词汇、心情符号等。博客文学不追求表达上的文学性，文字更随意自我，它的生活化特征、写实化品格、非教益性倾向、自我记录和抒发，对传统文学观念构成了强烈冲击。当前，博客文学已推出了一批纸质出版物，手机文学也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出版物《手机不夜城》。 电脑和网络技术引起了文学写作方式的变化，也引起了文学的位移，但它们作为一种工具和载体，并未给文学的内在精神带来多大改变，也没有影响文学的核心品质—故事、冲突、人物的命运感、精神细节的雕刻、语言的韵律美等等。文学只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变换了方式在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学、博客文学、手机文学等新型文学只是扩大了文学的范围和表现形式，是对传统文学的一个有效补充和延伸。。它们的创作实践丰富着文学的内涵，并从另一个方向促进了传统创作的繁荣与活跃。 七、市场为创作繁荣提供了持久支持 当前创作的种种现象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创作环境、机制、体制的因素，也有作者、读者审美和创作观念的因素，而最深刻的影响则来自市场。市场手段介入文学出版，打破了特定时代形成的少数人垄断文坛的格局，打破了文学自身的圈子，也使长期以来规范文学发展的整套传统规则和机构出现了机制引导失效、创作引导失灵、批评引导失语的状况。市场运作正在逐步成为文学组织、创作、生产的核心力量，极大地促进整个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引导甚至决定着创作的方向。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所有人都关注文学是不正常的。虽然市场的局限，导致一些作品文学性不强，长篇小说创作类型化倾向明显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市场在根本上已经和正在消除过去对文学的种种束缚，促进文学发展正常化、常态化。市场经济正在把中国文学带入一个稳步发展、持续繁荣的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不断规范、完善的市场，为创作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巨大的可能。在一般意义上，除了作家本身的固步自封以外，已经没有太多外在因素阻碍作家的自由创作。中国文学第一次获得如此宽广的创作空间，真正实现了各种创作追求、审美趣味和作品形态的和谐共存。文学正走出过去的非常状态，以异常活跃的姿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肯定地说，当前的创作繁荣不是畸形或暂时的，而是在市场环境下充分自由自主发展的先声，在表面的喧嚣和无序下，文学创作正积蓄着一次巨大的飞跃。上世纪末，谢冕评估新时期文学时曾说，“中国这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它的亢奋、它的隐忧、它的困扰，无不来源于这个世纪的动荡与病变。当前阶段文学的思考已潜深到并接近于上述的那个磁心。它把中国人冬眠醒来的灵魂的困惑或迷惘，以及这个灵魂面对旧世纪的落叶和可见未来的更为严峻的抗争，都快速地浓缩在已经过去的匆匆十年的创作实践中”。[13]而在这个全新的世纪，中国作家已少了困惑迷惘，新的创作正以更高度的自觉和更强烈的自信展开并繁荣着。 注释：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2]罗成琰：《呼唤科学的社会一历史批评》，《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3]阎晶明：《信息时代看“中篇小说”的尴尬》，《人民日报》2005年7月z日。 [4]杨匡汉：《漫说当代文学生态》，《广州文艺》2005年第2一3期。 [5]王一川：《我看九十年代长篇小说文体新趋势》，《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6]鲁迅：《论睁开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332页。 [7]叶祝弟：《纯文学刊物的式微与先锋派小说的终结》，《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5期。 [8]刘复生：《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暖昧的文学史段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9]李建军：《不从的精神和反对的自由》，《延河》2004年第7期。 [10]徐肖楠、施军：《被市场遮断的想象与奇妙》，《广州文艺》2005年第9期。 [11]余华：《网络和文学》，《作家》2000年第5期。 [1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13]谢冕：《文学进步与批评期待》，《面对时代的选择一一探索中的新时期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06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