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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早年曾与陈天华、成仿吾被誉为湖南新化“三才子”。陈天华以《猛回头》、《警世钟》传世，并用自己的生命唤起国民的觉醒；成仿吾独树文艺批评大旗，以异常勇猛的气势，在文坛上刮起一股股旋风；谢冰莹则以散文作品名扬天下，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地位。她的《从军日记》一出，便引起文坛轰动，被译成数国文字传扬海外，美国、日本还将其选入中学课本；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一面世便成了畅销书，据说当时进步青年男女几乎是“人手一册”。因此她成了文坛上著名的“女兵”。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曾向她致函，表示敬意和祝贺。罗曼·罗兰称赞她是“一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鼓励她“不要悲哀，不要消极，不要失望，人类终究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的”。[1] 一个作家想要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必须有独特的东西。翻开谢冰莹的早期散文，我们就能感觉到一些独特的东西来。 谢冰莹的早期散文创作鲜明的特色体现在：真实地反映时代的某些侧面；体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具有醇真自然的艺术风格。 真实地反映时代 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关注社会、忧患人生、“兼济天下”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代代相传便成了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谢冰莹生活在一个风云多变的年代，因此，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既是时代对文学提出的要求，也是谢冰莹早期创作的自觉的追求。1922年，谢冰莹在长沙省立第一女师学习期间，便以“闲事”为笔名发表《刹那的印象》。作品写一位师长太太买了一个丫头，要人们品评好坏。谢冰莹认为这是侮辱人格，把人当成牲畜，非常气愤，便写此文来表达她的愤怒。这是她的处女作，是第一次用文字表达其正义感和社会关怀。那时她才十五岁，但其社会批判锋芒已见端倪。 北伐战争是中国人民在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爆发后，谢冰莹欣然从军，随叶挺的部队出征。在途中，她或牺牲睡眠，或于休息的几分钟里，用膝头当桌子，写下了《从军日记》。《从军日记》从女性的独特角度观察着大革命的某些侧面，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历史舞台上的那轰轰烈烈的壮剧的某些片断。作品表现了革命军人的高昂士气和勇于牺牲精神，反映了农民的觉悟与反抗，揭露了反动军阀的罪恶行径，同时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心理状态，精神世界也有所点触。特别是表现了时代新女性的思想和感情：她们经过挣扎和奋斗，从封建家庭里逃出，“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充满着投入大革命风暴的女性解放感、自豪感和乐观精神。《从军日记》因对时代风云和革命热情的真切反映而受到读者普遍欢迎。谢冰莹这位带着女兵的自豪，带着时代的热情，带着“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文坛新秀因而成为“时代文学的骄子，革命文学的明星”。[2]有人曾说，《从军日记》的成功不是因文学的价值，而是因了政治机缘，不是没有道理的。谢冰莹自己也意识到了所写的日记的价值。她说：“对于前线的生活和当时的民众，那种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情，很少有报道的，除了我那十几篇短短的文字外，很难找到当时的材料”。[3] 《一个女兵的自传》则是一部进步女性的奋斗史和心灵史，“主要是表现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如何地从封建的家庭里冲出来，走进这五光十色的社会，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刺激，始终不灰心，不堕落，仍然在努力奋斗，再接再厉……”。[4]女主人公反抗封建婚姻，追求独立自由，实现自身价值，曾两度从军、四次逃婚、两次入狱，经历了生与死的挣扎。作品给人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它提醒人们：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不能等待社会革命来拯救自己，女性必须奋起反抗，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它提醒人们：封建势力是非常强大，非常残酷的，对于封建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它更提醒人们：冲出封建家庭走向社会的女性，同样面临着矛盾和痛苦，面临着生与死的选择，既不能象那些“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小姐一样，走上交际花、明星之路，过着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走向堕落，也不能向封建势力投降，回到家中，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就必须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不断奋斗，顽强拼搏。这正是人性最闪光的一面，也是作品最具魅力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娜拉出走后实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然而，谢冰莹生活的时代已不同于娜拉生活的时代，谢冰莹的思想也比娜拉的思想要进步得多，她没有游离于时代之外，没有沉迷于个人的感情之中，而总是积极投身于时代，投身于社会，抛弃一己之私情。因此谢冰莹出走后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回来，而是勇敢地顽强地生活着。她是女性奋斗的典范，作品激励着当时的青年男女奋勇向前。 李大钊在1922年《现代的女权运动》中指出：“20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女性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确实是这样，20世纪，对于中国妇女来说，是她们彻底改变历史命运的世纪，不仅女性觉醒了，而且女性文化出现了。妇女倘若没有文化意义上的真切解放，其解放是浅层次的，是不彻底的。而谢冰莹则是20世纪女性觉醒的先驱和女性文学的较早作家之一。 抗战爆发后，历史使命感又一次使谢冰莹走出了书斋，民族责任感使她忘记了个人的身心痛苦，再度从军，投身抗日战争的大潮。她发起组织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并亲任团长，在前线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创作了许多反映战地生活的纪实性作品。如《新从军日记》、《五战区巡礼》、《在火线上》这些作品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慨。维持先生在《新从军日记·写在前面》中说：“这一部作品，是不避炮火，深入枪林弹雨中去，得来最真确的材料，运用最忠实的笔尖，暴露了敌人的狰狞面孔，描绘着我军的英雄精神，尤其是关于战地民众组织的重要，服务团工作努力的方针，都有相当的发挥。”这是对此书内容的精确概括。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斗争屡遭失败的民族耻辱。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促进入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彪炳千古的历史贡献。描写这场战争的作品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象谢冰莹这样亲临前线进行写作更是难能可贵。 谢冰莹的创作题材海阔天空。从国内到国外从家庭到社会，从学校到监狱，人生的林林总总，世相的形形色色，无不涉及。她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但所写的绝非个人的遭际，一己之悲欢。她通过个人遭际的描写反映了一代新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命运，通过一己之悲欢的抒写倾诉了一代新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感情。她的作品闪射出时代精神的光芒，跃动着历史的宏大脉搏。反对封建势力，争取婚姻自主，妇女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她的作品中奏出的两大主旋律。 总之，谢冰莹的早期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在这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命运。谢冰莹的散文向人昭示的是：文学是时代脉搏的感应。 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作者选择的道路密切相关。谢冰莹选择的道路与封建女子迥异，与一般新女性也有别。在当时一批觉醒了的新女性跳出封建藩篱，醉心于讴歌幸福爱情，自由婚姻的时候她已经向前进了一步，摆脱了个人狭小的圈子，投入到了时代的大洪流之中。正如她二哥所说：“如果你不参加革命，你的婚姻痛苦解决不了，你的文学天才无从发展，为了你将来的前途，从军是目前唯一的出路。”谢冰莹也认为：“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品，每一个时代的作品，也必定和其它时代不同。”因此她的作品始终紧扣时代跳动的脉搏，贯串着“叛逆——追求——爱国”的思想红线，洋溢着浓郁的时代精神，高奏出一曲曲时代的主旋律。可以这么说：时代成就了谢冰莹，谢冰莹的作品表现着时代。 鲜明的个性色彩 记得一位学者说过：“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都是自传性质的。”谢冰莹的散文最具有自传的性质。尼采也曾经指出：“在所有的文学中，我喜欢用血泪写成的文字”。他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每一个字都深沉地切身地从生活中体会出来，其中不乏痛苦，许多话甚至是用血写成的。”[5]谢冰莹的散文便是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她在《关于〈女兵自传〉》中写道：“写的时候，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好几次泪水把字冲净了，一连改写三四次都不成功，于是索性把笔放下，等到大哭一场之后再来重写。”谢冰莹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女兵”形象。这是一个饱受苦难的“女兵”，也是一个顽强拼搏的“女兵”。苦难的遭遇，不幸的命运与不屈不挠，顽强反抗的性格相结合，显示出这位“女兵”鲜明的个性色彩，真可谓“历经坎坷路，奋斗永不息”。这个“女兵”形象，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个突出贡献。这位“女兵”形象不仅在当时就鼓舞了许多青年女性脱离封建家庭，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在以后不同时期都为年轻人的奋斗和成长提供了精神力量，具有永恒的魅力。 苦难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苦难始终伴随着谢冰莹。母亲的专制，幼时的缠足痛苦，为争取读书权力而进行的绝食斗争，从军后队伍的解散，归家后的囚禁，四次逃奔的折磨，几度入狱的不幸，闯进社会的饥饿，多次产生的自杀的念头，爱情的波折……诸多的苦难加在谢冰莹身上。《女兵日记》、《在日本狱中》便是她苦难经历的真实写照。作者谈到《女兵自传》的创作感受时指出：“在我写过的作品里面，再没有比写《女兵自传》更伤心，更痛苦的了!我要把每一段过去的生活，闭上眼睛来仔细地回忆一下，让那些由苦痛里挤出来的眼泪，重新由我的眼里流出来”。[6]许多读者看了她的作品后感动得流下泪来，“遭遇的确太复杂、太悲惨，甚至太可怕了。” 然而，没有苦难，人只能是卑微地生活。苦难磨练意志，激发生机，解放心灵。英雄气概就是敢于直接面对最大的痛苦。热爱生命的人虽然比别人感受到更多更强烈的痛苦，同时却也感受到更多更强烈的生命之欢乐。《女兵自传》的主人公的命运是悲惨的，然而主人公并非悲剧人物，而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坚强的女性。 谢冰莹从小就祟拜英雄，最爱看《水浒》，“佩服《水浒》上描写的每一个英雄好汉”，表现出男性化的性格气质。她在回忆童年生活时说：“我完全象个男孩，一点也没有女孩的习气，我喜欢混在男孩子里面玩，排着队伍手拿着棍子操练时，我要叫口令，指挥别人，于是他们便叫我总司令。我常常梦想着将来长大了带兵，骑在高大的马上，我佩着发亮的指挥刀，带着手枪，很英勇地驰骋于沙场。”“我反对裹足，反对穿耳，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男女平等，只知道同样是人，为什么男人可以不穿耳不裹足，而这些苦刑只给我们女人受，男人有资格出外读书，为什么女人没有呢？” 谢冰莹在大陆的岁月是在对旧礼教，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反抗和搏斗中度过的。她经过两天绝食斗争，入校读书；她大胆地解开裹脚布，放了天足；她十四岁参加游行示威被学校开除；她十五岁发表《刹那的印象》进行社会批判；她认为“爱情不能带有丝毫的强迫性，为反对封建婚姻“四次逃奔”；她因拒绝欢迎到日本朝拜的伪满皇帝溥仪，蹲过日本监狱，遭受严刑拷打，却始终不肯屈服。最难能可贵的是，苦难不仅没有消磨她的意志，反而使她更加坚强，更加清醒。她这样表白：“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象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7]面对婚姻的挫折，她经过无数次感情与理智的激烈斗争，认识到：“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但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世间有比爱情重要万倍的事业待我去做……”。[8]她发誓：“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恶势力奋斗一天。”她曾这样自我评价：“我是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也是个头脑最简单的人，生来洁身自好，不慕名利，与世无争。如果问我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能吃苦，不怕穷，不论做什么事，但顾耕耘，不问收获；不肯向现实低头，有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再干的勇气。”[9]这是她性格的真实写照。 谢冰莹的这种性格，我们从她写的《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也可以间接看出来。她称赞鲁迅先生“一生为真理，为正义，与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在“险恶的环境里，始终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万恶的旧社会奋斗”，号召人们“从艰苦的环境里，打出一条血路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解放全人类的奴隶!”她对鲁迅先生和鲁迅精神的颂扬，表明了她的是非观和价值观，这正是谢冰莹自我性格和人格的体现。 与同时代女作家相比，谢冰莹的“女兵”形象有着反抗的艰辛磨难，却没有莎菲式的内心矛盾，惶惑、苦闷，也没有丽嘉、美琳式的缠绵、徘徊，她是一往无前的。 总之，我们打开谢冰莹的早期散文，一个活生生的“女兵”形象扑面而来。这是一个富有强烈个性色彩的“女兵”。这个“女兵”形象，既使人同情，叫人留泪，更给人鼓舞，催人奋进。 醇真自然的艺术风格 巴金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谢冰莹散文的风格特点便是“真实”和“自然”。 谢冰莹一生把“真实”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和创作准则。她曾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这一准则。她说：“‘文如其人’这句话，我想大概是对的。我为人处世只有三个字：‘直’，‘真’，‘诚’，写文章也是如此。”“我一生无论做事，说话，写文章，都是纯洁，坦白，赤裸裸的。”[10]她一向认为，创作的源泉在于生活，艺术的价值在于真实。“要有真情实感，才能写出好文章。” 我们打开谢冰莹的散文，往往为她的真诚所感动。他用那支彩笔，向读者描述出自己的灵魂。她在读者面前，欢笑、哭泣、咒骂、歌颂，并无矫揉造作之嫌。谢冰莹的散文没有高远玄妙的幻想世界，全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大部分是她个人复杂的人生历程和思想感情变化的真实记录，叙述的是真实的故事，抒发的是真挚的感情。她在《关于〈女兵自传〉》中说：“当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一句假话也不写，完全根据事实，不渲染，不夸张，只有绝对真实，才有价值，才不骗取读者的热情。”“我站在纯客观的地位，来描写《女兵自传》的主人公所遭遇的一切不幸的命运。在这里，没有故意的雕琢，粉饰，更没有丝毫的虚伪夸张，只是像卢梭的《忏悔录》一般忠实地把自己的遭遇和反映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环境里的人物和事件叙述出来，任凭读者去欣赏，去批评。” 谢冰莹刻意追求散文创作中的“真”，把作品的真实美看得高于一切，甚至表现出一种唯真主义的倾向。他说：“只要是我生活之写真，丝毫假都没有的写真，那我也不顾一切了，不管它好不好了。”她在《新从军日记·自序》中记载这样一件事：“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是维持，他对于我描写东战场退却的那十几天生活，有点认为不妥，原因是怕读者看后有‘凄凉’，‘失望’之感。然而我觉得艺术的价值贵在真实，何况东战场退却是事实，而且是一段很值得纪念的事实，为什么不可以写咧？”可以这么说，她的散文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动荡时代历史风云的某些片断。 谢冰莹不仅将“真实”作为自己的创作准则，也将它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她认为，那种“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幻想出来的故事，象空中楼阁似的不可靠，而且也没有价值。"她批评三十年代的一些躲在书斋里的作家，说他们的作品脱离实际，无病呻吟，表现出唯美主义的倾向。 散文它不需要小说通常所具有的场景冲突，诗歌通常所具有的节奏和韵律，它可以无拘无束，任你自由挥洒，达到直抒胸臆的目的。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容易做到的，其实又相当困难，困难就在于它缺少可以遵循的规律。克服这种困难的关键，在敢于坦率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以便去打动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谢冰莹的作品正是靠这种真情来打动读者。一些读者和批评家“爱她新鲜活泼而且勇敢的文格”，认为她不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而是凭着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真诚的态度来表现崇高。 “自然”而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是谢冰莹创作风格的又一特征。 谢冰莹的散文无刻意求工之痕迹，笔到意随，兴之所至，直接畅快，通俗自然。谈到《从军日记》的创作时，她说：“我写《从军日记》，脑子里根本没有任何希望，并不想拿来发表，只觉得眼前所看见的这些可歌可泣的现实题材，假如不写出来，未免太可惜了。”[11]她所有在北伐时代写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是在膝盖上写成的。“晚上，在豆大的油灯下面，听得同学们的鼾声，我不住地写，那时我的脑子，根本没有推敲字句的念头，只管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只要把要写的题材，随便想了一下，便动起笔来，同时也不仔细推敲，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写完之后，也不重复一遍，更没有想到过需要修改”。她自己也坦诚地认为：“论文字，写得太幼稚了，一点也不谈结构，修辞和技巧。”[12]但正是这种创作的自由随意，幼稚无技巧，使作品具有一种朴素、自然之美。有意的修饰加工往往会使作品丧失这种自然美。林语堂在《从军日记·序》里说：“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们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年轻女子，身穿军装，足着军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拿一支自来水笔，靠着膝上振笔直书，不暇改窜，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这种急就章形式，决定了她早期的创作不以行文技巧取胜，而以自然真实见长。林语堂认为这种文格“不是一些专讲技巧结构的文人所能写得出的。”当时，许多朋友看了《从军日记》后都说：“那是一部没有经过雕琢的最自然的作品，是青年人真诚的流露，能够代表那个时代，不管经过多少年，它还是有价值的”。[13] 康德认为崇高的特征为“无形式”。即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谢冰莹的创作正具有不受形式限制的特点，她信手拈来，“没有组织”，“没有结构”，“谈不上技巧”，如树叶长在树枝上一样自然，“象一匹悬在高山顶上的瀑布，它根本无所顾忌，无所作态，永远地，活泼地，随意地狂泻”，[14]以本色的自然，具有一种健康生动的活力。正因为这样，她的创作才显出崇高。 附注： [1]《谢冰莹年表》见阎纯德《作家的足迹》续篇413页。 [2][14]荔荔《读了〈从军日记〉后的闲话》。 [3][9][11][ 12][ 13]谢冰莹《关于〈从军日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4][6]谢冰莹《关于〈女兵自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5]《尼采选集》第2卷第445页。 [7][8]谢冰莹《女兵自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10]谢冰莹《关于〈麓山集〉的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