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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移居比利时、1990年定居荷兰算起，林湄的海外创作生涯已经走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事实上，林湄的创作分野，大体上可以新旧世纪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段：前一阶段，林湄主要从自身的经历出发，着重于女性问题的探索；后一阶段，林湄的视野明显拓宽，能有意识地联系跨文化经验，思考中西文化关系的交流变化，探寻与人类普世价值相关联的若干问题，从而展示出一种全新的创作风貌。 (一)基点：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林湄作为海外华文女作家，其创作也同样具有着新移民文学的共性，即强烈的“自我性”。移居异国，远离故乡，异质文化的碰撞，母族文化的牵引，生存过程的艰辛，这一切构成了她丰富的域外经验，使她产生强烈的倾诉欲望。当她拿起笔时，自然会从自身经历出发，从作为一个女性的独特感受出发，将女性问题作为她创作主题的首要选择。在创作中，她关注当代妇女的实际处境和生命体验，与妇女命运有关的许多方面都引起了她的注意和思索。她的许多小说揭示了时代因素在妇女问题上的本质体现，抨击了社会残存的轻视女性、摧残女性的腐朽心理。她所创造的许多女性形象是对为维护人的尊严、追求人生真谛、寻求自我解放、自我实现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的女性的礼赞，字里行间回荡着女性的呼喊，洋溢着女性的激情。 林湄的早期创作，诸如收在散文小说集《诱惑》中的《云妮的黄昏》、《芳邻》以及另一 短篇《新婚的新娘》（1）等作品，主要集中于对当代女性实际生存处境的描画，表现的是家庭妇女地位的低下，以及妇女冲出家庭的艰难。在这些家庭中，女性只是作为玩偶而存在，丈夫喜欢了便拿起来，厌倦了就丢在一边。《云妮的黄昏》的女主人公云妮为了在英国取得居住权，轻率地结了婚，婚后丈夫不但另觅新欢，还吵闹大骂，逼迫离婚，甚至肆无忌惮地把情妇带到家里来。云妮为了“显得坚强，贤慧”，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最后毫无条件地在离婚书上签了字。《芳邻》中的莲馨和《新婚的新娘》中的俞琳琳的遭遇也都差不多。这三个家庭中的妻子都因年轻貌美成为丈夫的玩偶和附庸，饱受欺压。稍有不同的是，俞琳琳和云妮选择了软弱的忍让，而莲馨则选择了反抗，她偷偷地积够了钱后便毅然离开了忌妒、凶暴的丈夫，走向自我解放之路，仅此而已。 在中篇小说《爱瑟湖》、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飘泊》（2）中，林湄对妇女在男权统治下的实际处境揭示得更加深刻。这些作品中的男性虽然分属不同的职业身份和文化层次，但他们蔑视乃至践踏女性人格的行为却如出一辙。《泪洒苦行路》中主人公瑞沁的丈夫作为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却蔑视她的人格和感情，只把她当作一个会生孩子的玩偶和发泄性欲的工具。《爱瑟湖》对华商赵行的男权心理有一段生动的揭示：“他只喜欢顺服的女人，或那些需要男人保护的弱者。有些女人，不过像油画家面前的一堆颜色管，需要时拿起来用用。”他同时与三个女人“谈情说爱”，而心目中只是把她们作为自己捞钱、向上爬的“天梯”。《飘泊》中的男主人公迪克·特夫里斯也从不把女人当成人来对待，在他心目中，“所有的女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有时候他居然觉得“狗比女人好”，因为“狗比女人听话”。他对女人只是一时情欲的需要，他无法容忍专一的爱情，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所以不但婚前常去红灯区，婚后也会找其他女性泄欲。林湄通过对三位女性不同命运的书写，多角度地反映了当代华人女性的复杂处境，让读者透过表层的浮华看到妇女在后现代社会的真实生存状况，并力图通过当代女性生存实际的展示告诉读者，妇女的解放虽然首先是妇女自己的事业，但决不能仅仅靠妇女自身的努力，它还应寄望于全社会对妇女问题观念的更新和提高。 林湄一方面觉察到传统男权思想对当代女性的外在束缚，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传统男权思想已经深深地内化在女性的心灵深处，成为当代女性的自我束缚和生命误区。在她看来，这种自我束缚对于女性的解放威胁更大。在《新婚的新娘》中，女主人公俞琳琳在外面闯荡一番后还是回到家这个“鸟笼”中，并不是因为物质和经济的因素，而完全在于她自我意识误区的拘限，在于她竟然将“正常女人怡静温馨的生活”与女人的事业对立起来，甚至不惜为此放弃自己的事业，走进婚姻的殿堂。 然而，当代女性的这种自我设限自我束缚并没有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观，《爱瑟湖》所着力反映的就是当代女性身上的这种令人遗憾的弱点。小说里的三个生活在欧洲的华人女性虽个性和事业心各不相同，但在男性面前，她们都同样表现得软弱和脆弱。薛兮娥来自中国大陆，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来欧洲二十多年，始终温柔忍让，委曲求全。她的丈夫惹花拈草，她都能装得充耳不闻，而且还以其他女人面临此事不会有她这样的“潇潇洒洒、不声不响、若无其事”而沾沾自喜。后来她的情夫赵行一而再地另觅新欢，她又同样提醒自己不要有“妇人之见”，直到赵行的所作所为彻底暴露，她还能排解自己的失望和沮丧，全然“设身处地”为赵行着想，甚至将一切罪过都归于“勾引”他的女人。应该说她的“愚钝”完全来自她的软弱，结果也就无法摆脱总是被玩弄、被欺骗的悲剧命运。张惠之是“文革” 以后才从中国来到欧洲的，她很有抱负，是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她经受过艰苦的磨练，聪明果断，事业有成，不多久就做到了一个经济集团的对外发展部副总经理。然而，由于她过分地强调了爱情与家庭在人生天平上的分量，所以，当她一旦意识到自己所追求的“爱情”只不过是做了赵行往上爬的“梯子”时，她的精神就一下子崩溃了，生命之弦也因此而彻底绷断。同薛兮娥、张惠之这两个移民自中国大陆的女子相比，华裔混血儿、女商人陈娌妮在性问题上随随便便，似乎完全不把爱情婚姻当回事，然而她内心深层“仍不失华裔血统女性共有的寻求———精神的、真正的爱情”，除了爱情，没有别的事可以使她懊恼，所以当她发现自己同样只是被赵行所利用和玩弄时，她恼怒、懊丧到死乞白赖地想“攫住那一点希望”。于是她对赵行纠缠不清，继续在幻梦的期待中过日子。 在上述三位女性的心目中，似乎都不存在男权的压迫，一切只是她们的“自作自受”。然而她们的所谓“爱情”———本质上只是对男性的依附，却使她们同样束缚住了自己，使她们几乎是不自觉地从表层的成熟自尊转化为深层的不成熟和失去自我，从而滑入生命的误区，进而陷入美国女权主义专家弗里丹所指出的悲剧境地：“妇女寻求自我实现的努力在匆忙探求跟别人共同生活的安全感时，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她那无限广阔的天地收缩成了舒适家庭的几面墙壁”[1]63。我们体味着小说所描写的这类女性的遭际，一面惊叹作家观察的准确和剖析的剀切，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受到作家对滑入生命误区而仍不能自觉的女性的警示。这里林湄表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她把笔触主要集中于对女性性格弱点的挖掘，说明她忠实于自己的体验和观察，即女性的自我束缚的广泛性和严重性，希望借此唤起女性以及全社会的关注。 在林湄的小说创作中，关于妇女问题的探求最集中、最有深度的当然要数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这是一部表现当代女性追求人生意义的心路历程的作品。这部颇带自传意味的作品，集中了作家数十年艰难求索的生命体验，倾注了她全部的思想和情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苏瑞沁，痛感到女性被家务羁绊，做了丈夫和孩子的“傀儡”，终生委曲求全，从未想到要离开家；而她的丈夫也仅仅是把她当作一个生孩子的玩偶和泄欲的工具，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人格受到了亵渎。为此，她从内心深处发出作为一个人的呼喊：“不要忘记，我是人，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感情的人，不是工具，不是花瓶！”所以她为了一个女人应有的权利而与丈夫决裂。走出家门，是需要勇气的。尽管距离娜拉出走的年代已经久远，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妇女解放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何况还要带着两个孩子谋生，实在大不易，所以瑞沁的朋友们一再劝她“回家”———与丈夫复婚。但瑞沁不愿用自己的人格尊严去交换那些俯身可得的东西。她反对把爱情当成是金钱的满足和肉体的揉合，反对贬低爱的真正含义和价值，尽管她渴求着爱与被爱，但决不降低爱的标准，故而当两者相矛盾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事业。到了后来，瑞沁不只是追求自我实现，而且把对自我的实现提升到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贡献，这就比单纯地走出家门、靠自己的双手顽强地活下去更加难能可贵了。《泪洒苦行路》中最使读者受到激励的也正是瑞沁对时代、现实的关注与投入，她用自己的方式———写作———来与生活共同燃烧。她的生活需要钱，可是她写作却不是为了钱。明知“写文章是发不了财的”，但她仍不肯放下手中的笔，她将写作视作是自己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追求。正是在孤寂和困难重重的人生寻求中，正是在把个人的生命燃烧在时代进步的努力中，她感受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小说对瑞沁理性层面的揭橥，不但使得人物的行为具有更充分的心理依据，而且也为当代女性的人生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参照。 西方思想家傅立叶说过：“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2]5林湄把探索妇女追求解放、实现人生辉煌的道路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基点，本身就是对社会文明和人类进步的不懈追求。 (二)视野：跨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关系和人类命运 经过多年的积累、磨练，林湄的创作在进入新世纪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继续关注女性问题的同时，不但主题上有了新的拓展，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出现了诸多新变。《天望》（3）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也是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创作领域中的一部颇有分量的作品。 《天望》以新移民荣微云出国后与欧洲一小镇上的青年弗来得结婚后的矛盾、苦闷、出走又回归的情节为贯串线索，在多个层面上显示了作家对东西方文化关系及其发展走向的非同寻常的探索和思考，从而大大超越了在此之前的新移民文学。尽管小说的主要情节也是一桩跨国婚姻的悲欢离合，但作者的出发点并不在于给猎奇的读者描述一段异域恋情，也不在于叙述一个单纯的移民故事，而是着重于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精神的共同归属的大问题。小说意义在于，作者从一个边缘人的特殊视角把主人公定位在一个东西方文化冲突、碰撞、相互接纳和融合的特殊位置，试图把这些人寻找肉体与灵魂的归宿的问题融入到现代地球人对人生、历史、文明、宇宙和天的思考和探索之中。 作品沿两条主线逐渐展开，一条是弗来得爱人济世的传道之路，一条是微云移民欧洲的生活与婚恋。每条线索既展示了主人公个体的命运与精神的变化，又描摹出主人公身边芸芸众生的群情世相。在第一条线索展开的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书中的男主人公弗来得从小生长在一个偏僻纯净的农场，浸泡在爷爷所设定的虔诚的基督教文化之中，对上帝充满了敬畏，对人类充满了大爱。他把肉体看作灵魂暂时的栖息地，而把灵魂的终极去所———天堂看成是人类的永恒归宿。为了传播福音，弗来得视财富如粪土，抛却功名利禄，在文明堕落、心灵迷失的社会上天真地走上了孤独的道德骑士之路。凭着对天国大奖的热望，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对人类的博爱，凭着“我不来拯救谁来拯救”的骑士般的献身精神，心灵纯洁的他像堂·吉诃德一样竭诚努力、竭诚向善。在好心不断遭到恶报，肢体备受打击的时候，仍然对人类充满爱心。甚至在自己深爱的妻子的不忠行为使他大受打击之时，仍然能把持住自己，继续走自己选择的通往天堂之路。只有当他在身心健康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得知他的精神支柱———儿时的教堂被追求物欲的胞兄拆毁时才全线崩溃。人身上最高的特性———神性之消失使他身心交瘁。可以说，弗来得所受的考验从肢体的痛楚到感情的创伤到信仰的危机最终到身心崩溃层层加码，他对人性的批判对神性的追求也随之步步高涨直到心力衰微。 与此同时，作者也随着弗来得的布道之路和心灵之旅向读者展示出了欧洲社会自身已有的疾病和问题。这条线上所出现的各色人等表现出了世纪交接时西方文化之堕落：心智蒙垢的现代人制造的战争给人心带来的阴影，文明和知识所带来的对信仰的怀疑，科技与人类的傲慢给自然造成的污染，物欲在人性中诱发的贪婪和冷漠等等。小说中有几处魔幻手法，运用纯熟恰到好处，对于人性的不完美和科技对自然的负面影响都刻画得入木三分。例如描写A镇的怪病一段。原本平静富庶的A镇，在旅游开放中带来种种疾病时，政府决定进行空气消毒，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不仅绿野变成荒原，人也变得心智不全，全镇居民都得了一种奇怪的心理疾病。这则插曲把人类认知的误区，人类与科技发展共生的膨胀和狂傲带来的灾害，以及这种灾害转而在人心中造成的空虚和恐慌展示得淋漓尽致。 故事的另外一条线索，是对以微云为主散发开去的有关中国在欧洲的移民众生相的描述。这部分的故事叙述在大量的倾诉、独白和内心描写之外，较多地借助于写实的手法。如果说弗来得追求的是人类心灵的归属，那么他的妻子微云的追求则更侧重于现代人类对于肉体家园的寻觅。微云是一个受过中国大专教育并拥有一定中医知识的来自中国东南部的渔家女。偏僻的渔村给了她单一的文化背景和简单实用的神祗信仰。在她的心目中，她所虔信的是海神，那个她相信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庇护和保佑的神灵，而不是那位只给未知世界中的大奖诱惑和各种考验的基督教之神灵。她来到欧洲就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在感谢自己能幸运地嫁给一个善良而又有钱的好人的同时，生活中中西方式的不同常常令她心烦思乡。但是当丈夫决定放弃安宁的农场生活走上布道之路时，信仰的差异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她不解和焦躁。对丈夫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她没有一分的理解与热忱，而途中见到的世态种种更使她感到寂寞与孤独。尽管丈夫对她爱护有加，她却很难说对丈夫有深切的爱恋。她在一次邂逅一个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老陆时稀里糊涂有了一夜情，而后便无望地陷入了一种畸形的恋情。与其说微云对老陆的爱恋是一种男女的情爱，不如说是一种乡情的寄托，一种文化寻梦过程中同根的亲情。这份恋情最后使她不得不走上带着孩子单身闯江湖的艰苦历程。虽然离开弗来得并没有给她在情感和精神上带来多少痛苦，但社会的恐怖却使她饱尝了生活的艰辛。除了微云个人的遭际之外，她所接触到的众多华人移民也大都具有辛苦恣睢的命运。这些移民中，有凭靠国内权贵得以出国的公派留学生和无脑但有心计的陪读人，有借留学镀金机会打工挣钱的访问学者，有盲目出国身陷绝境而自杀身亡的年轻女孩，有目光呆滞得过且过的餐馆老板娘，还有找不到自己位置而沦落为街头小流氓的年轻人，更有那些最可悲的永远都没能走完偷渡路的偷渡客……每个人都满怀希望而来，但好像没有一个人圆了人生梦，绝大多数都停留在现实的挣扎之中。当然，在描摹华人移民的艰难困苦时，中国人的勤劳与能干、勇敢与自信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场合显示出来。 《天望》通过两条线索的交织，运用对比的手法，充分展现了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在各个具体人物载体上形形色色的表现。小说里每个人物都象征着一个社会阶层，或一种意识形态。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专业知识，有各自领域观察分析世界的视野与尺度。他们所遭遇的问题均反映出当代社会的某一侧面，其中有牧师、农民、工人、教师、科学家、艺术家、精神分析学家、汉学家，律师，房地产商、非法偷渡移民、人口贩子；有同性恋者、吸毒、流浪汉、餐馆老板及打工者；有新闻记者、医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人士……所有人物既具抽象意义(如某一群体，社群，人群)又具血肉丰满的个性，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由文本和话语系统折射出的丰富多彩、五颜六色的社会万花筒。为串联起如此纷纭复杂的人物，作者匠心独运地塑造了现代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弗来得和新移民荣微云，通过他们在各个阶层、群体的奥德赛式的历险，将本来互不联系的人物依次呈现出来，将各自对社会人生、历史和未来的形形色色看法，纳入一组组的对话、讨论和辩论之中，从而打破群体之间的隔阂，揭示出东西方文明背景中的种种问题。在他们的身上，既有各自文化的优点，也有同种文化的缺陷，更有因缺陷而带来的严峻现实问题。如战争、种族歧视、人权剥夺、环境污染、非法移民、同性恋、吸毒、恋童癖、失业、破产与企业外迁转产等等，由此作者提出了深深的疑问：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往何处去？怎样解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以往表现中西文化关系的叙事作品中，单一视角多为作家常见的创作选择，并有意无意地揭示出文明中心论的影响：不是夹杂着民族主义滤色镜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东方文明优越论。而林湄的《天望》则突破了这种局限，以关怀人类命运、生存状况的博大胸襟和普济之心，推倒横亘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间的那堵看不见的“柏林墙”，站在对人类终极关怀的世界大同的高度上看待东西方文明的关系和发展，通过情节、故事、不同人物的性格及其结局、命运，很自然地凸现出这样的思想倾向：东西方文化要互动互补，“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地球村，互补、互识、互用的情况日益增多。”因此，《天望》对东西方文化不是悲观的、消极的，而是乐观的、积极的。“天人相望”———人类大有希望。 《天望》作为林湄晚近的作品，代表着林湄目前创作的最高水准，也预示着林湄未来创作的追求，因此，这部作品在艺术追求上也有匠心独到之处。首先，《天望》的叙事结构实现了西方文学中两大类型的传统叙事结构形成的巧妙融合。其一是“流浪汉文学”，这种传统滥觞于荷马史诗《奥德赛》，盛行于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天望》作者继承了这种“上下求索”型的传统结构，并加以推陈出新，使主人公的精神历险具有了跨文化、跨宗教和跨哲学的内涵，从而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倡导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理想和追求。其二是十八世纪的哲理小说，这种类型，读者可以在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的哲理小说中领略到此种结构的奥妙。其特点是叙事结构让位并服务于哲理对话的结构，通过对话揭示真理，批判现实，抨击蒙昧与偏见，宣传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天望》继承了这一传统，以探讨人类的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为鹄的，以追求生命意义与价值为己任，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体现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和思想的交锋，来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而恰恰是在这些对话和交锋中，人物的精神意义上的生存状态才如此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其次，作品恰当地运用了一些符号或象征，借以承载自己的认识与思考。比如，作者选取的弗来得祖上三代人分别具有西班牙人、英国人和印尼血统，而弗氏又娶中国姑娘微云为妻，这种有意识的组合，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时代人类交往关系的新特质；而其他几个混血儿形象如麦古思、罗明华与海伦等，也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东西方人种的混血儿，更是文化学意义上的杂交与混血。而在对故事背景的描写中，作者还有意“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使故事发生的地点虚拟化、抽象化、象征化，形成一个不同肤色、语言、宗教、不同文化特性、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互相作用的多元文化场域，以承载自己深邃而广阔的思考。第三，《天望》对东西方文化的探索，还促使作家采用了诸如生活流、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多种表现手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在行动中描写人物，在对话中显示人物、在对比中刻划人物等———相结合，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耐读性与感染力。一方面它的紧凑流动的情节吸引你一口气读完，另一方面它的丰富新颖的手法又不时引起你的陌生感和新奇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天望》中的弗来得、微云等人在情节发展中多次吟诵歌谣、圣歌，既展现了人物当时的内心世界，又有其自身的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的价值。据了解，这些歌谣除一两首是改编的以外，其余都是林湄本人创作的，它们恰到好处地用在《天望》中，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文化意蕴和民俗风味。 作为已经身居海外多年的华人作家，林湄一直把自己归类为边缘人，也就是她说的那种“受了完整的东方教育又在西方生活了多年的”、对东西方文化都有真切体验和深入观察的书写者。诚如海外学者李欧梵所言：“源于中立立场的完全的自由，应该成为真正边缘作家的优势和特权。”[3]林湄所处的边缘位置使其具有更多的距离和空间，来审视母族文化和考察异质文化，从而在自我认知和中西互看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的关于人类作为一个总体该往何处去、如何发展、如何与天相望对话的深层思考。而她在异域漂泊的人生经历的基础上对东西方文化的全力吸取和比较思考又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深刻的探索精神和思辨色彩。这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体现着海外华文作家对文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着意追求。 也正是在这种精神驱使下，林湄更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新的责任，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对当代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注，和对人的生存选择的深切关怀。在面对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许多矛盾和困扰，她不是悲天悯人，也不是仰天叹息，而是抬起头来，以一颗澄澈的心灵和一种理性的呼唤，希望人们为生命创造意义，为世界创造意义，为大地创造意义。因此，从她的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异国风情，看到了移民血泪，更主要的，我们还感受到一种温馨的体恤和坚韧的担当。这种高远的创作意向，显示了海外华文文学的一种新品格，一种超脱了文化比较从而指向人类终极意义的创作新质。这一特质，或许会给今天国内文坛带来一种新的启示。 注释： （1）《诱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新婚的新娘》，载《文学世界》1989年第3期。 （2）《爱瑟湖》，1993年-1995年香港《文汇报》副刊连载；《泪洒苦行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飘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 （3）《天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版。 [参考文献] [1]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吴妙华.当代中国女权保障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 [3]李欧梵.身处中国话语的边缘：边缘文化意义的个人思考[J].当代作家评论，2008，(3).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总第144期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总第14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