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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陶的新作《浪漫的先知──屈原》(以下简称《屈原》在历史真实与深切的情感之间寻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不难看出穆陶与当前流行的历史小说写作模式的差异。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界越来越表现出中止价值判断的倾向。在历史小说领域,许多作家也普遍以为在作品中清晰地对人物加以情感判断是美学上不成熟的表现,应该说,作为一种文学史的反拨,这种矫枉过正自有其理论与实践的合理性,但若将其上升为一种普遍化的标准则大错特错。可是,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写作却出现了一种将现代小说原则普泛化、庸俗化的倾向,即一定要写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人格的多侧面或多维度,对每一种历史人物都要予以廉价的“同情的理解”,极力要把自己的情感判断写得模棱两可,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更符合于历史自身的真实性和复杂性,也更符合新的后现代史学观念,自然也符合了“更先进”的美学尺度。相对于这种潮流,穆陶的创作是边缘的。这不但表现在写法上,出表现在他还选择了不时髦的历史时段和人物来写。他逆流而上,不在种种宏大历史叙事的阴影下进行写作,而是直接面对古人的灵魂和自己的心灵,展开纯净的中国式想象。《屈原》正是摆脱历史焦虑的产物,由此它也就自然进入了狄尔泰所说的个人体验与理解的历史,那是被众多当代的历史小说所遗忘的美丽风景。从这一意义上说,《屈原》是对日渐枯萎的历史想象的一次拯救。 《屈原》没有野心和兴趣去寻绎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得出某种历史训诫,它也没有展示一个时代完整图景的雄心。它只关注一幅幅精彩的历史场景和人物,一幕幕心灵的戏剧,描摹不同人格之间、人性中高贵与卑下之间的对抗与冲撞,这就走向了莎士比亚的史剧的戏剧性,小说的外在情节已让位于这种内在的戏剧性张力。《屈原》并不注重情节的新奇,在故事框架和人物性格定位上相当多地承袭了支书的记述。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在整体构架上,屈原的生平事迹并没有给小说家留下多少自由编织的空间,但是对这部小说来说,情节因素处于次要的位置,而这恰恰正是小说真正的魅力所在。《屈原》虽然也以极高的叙事技巧讲述了屈原的文功武略,他与靳尚、苏秦、鄂君等人的政治冲突,却并不像有些历史小说那样,重在展示权力人物的政治伟业以及他们中国式的现实智慧、权变策略。《屈原》对主人公文功武略及政治争斗的讲述,其意并不在这些外在化的奇观性事迹与热闹场面本身,而是为了展示在艰危境遇中屈原的意志决断,他的人格操守。可以看出,穆陶是将屈原作为纯净的“士”的形象来塑造的,在屈原身上体现了儒家文化弘毅任事,体恤民瘼,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怀。当然,严格说来,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德文化尚未取得主流地位,对于楚地影响更小,在屈原身上也不会有如此集中的体现,但小说中的屈原属理想型人物,而且强烈的儒文化气质也是穆陶小说理想主义的特质之一。 原载：《文艺报》2003年08月05日 原载：《文艺报》2003年08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