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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年代对文学而言可谓恰逢其时，“天时”、“地利”和“人和”一切皆有利于成就文学。文学的“天时”是指文学的“主体自由”。文学主体在新世纪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自由。文学的“地利”可谓文学的“写作资源”。时代的转型与现实的裂变，虽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但到了21世纪则更走向深广、趋于驳杂。这种深广驳杂的时代现实虽然对既有的艺术经验构成挑战，但恰恰形成了文学赖以寻求突破和持续繁荣的厚土；“人和”则意味着文学的“生命周期”。如果把“文革”视作一个巨大叙事背景的话，新时期(包括后新时期)文学恰好构成了一个文学的“生命周期”，经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起”、80年代的 “承”、90年代的“转”，到新世纪便应进入“合”这一文学集大成的总结阶段了。风云际会的时代呼唤厚重大气的扛鼎之作，而厚重大气的扛鼎之作理当“应运而生”。然而，金色季节并没有出现，现状只能算差强人意。 缺失与危机的根源还应该到成就文学的机制中去考察寻找。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可谓是理性与审美双重自觉的一个结果。这种自觉其实就是主体自由习得的一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大叙事的背景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在文化语言的层面上对传统意识的清理；经新写实小说的过渡，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小叙事的语境中，“每个人，包括哲学家，都以自己的指尖为界”。在新生代小说和私人化写作中，个体经验(包括身体经验)被充分强调并推向极致，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经验的深度沉潜和对存在的执拗叩问，虽说包含有后现代语境作用的成分，但也可理解成是一种对理性自由自觉返回的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并非很充分。比如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中出现的语言游戏的倾向、90年代个人化写作中出现的身体迷恋的倾向，恰恰反映了文学主体的缺失，即批判立场和超越精神的缺失，最终沦为一种惯性式的写作。面对来自现实场景中的政治强力，主体所缺失的常常是坚持理性自由的勇气；而面对来自精神视阈中的文化霸权，主体所缺失的往往是实践理性自由的能力。文学进入新世纪，重返生活的现场、重建历史的维度、重启人性的立场，将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曾经阻断了的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之间的通道重新疏通，从而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进入一个更高的综合创造的空间。应该说文学的前景不可限量。事实上，像贾平凹的《秦腔》对底层生活的透视、余华的《兄弟》对“文革”场景的重叙、毕飞宇的《玉米》对人性力量的发掘等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作品中运行着某些如磐的磅礴大气。然而，相当部分的作家仍然在趋时和惯性中进行着自我复制，失去了对现实的感受力与艺术的想象力。深广驳杂的外部现实并未能转化为深刻的文学经验和精湛的文学想象，波谲云诡的多种叙事可能性也在主体的缺失下迟迟未能生长出来。 可以有时代的贫困，却不应该有文学的贫困。当下时代，你可以说它“匮乏困顿”或“混沌未开”，你可以不指望文学能够寻求到“沾溉荒原”的“古老圣杯”或“澄清玉宇”的“神秘法力”。然而，文学之所以能够在无数匮乏、壅塞和劫难中继续存活，肯定是因为它自有属于自己的特殊功能和不可替代的特殊使命。 新时期以来，回应时代、直面现实一直是重要而强大的文学传统，但是文学也曾偏离或修正过这一传统，文化、语言、形式、超验、身体、欲望等都曾喧宾夺主，占据过文学叙事的中心。当然，不能仅仅依据文学叙事的“及物”与“不及物”来评判文学价值的高低。对文学而言，“批判的武器”也需要适时进行“武器的批判”。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之于文化寻根、先锋文学之于形式实验、新写实小说之于表象还原、个人化写作之于深度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学对自身的自我调整，是对所依傍的价值资源合法化的重新估定和审查。如果说文学使命在于在精神的领域开疆拓土的话，这样的探索便是犁铧上先行的锋刃。然而，锋刃却不能代替犁铧，更不能须臾脱离蕴藏博大并等待开拓的大地。新时期以来一些文学实验的危机和短命就在于未能继续将锻造过的犁铧重新插入等待深掘的现实处女地，实现文学的最后的超越、回归与集成。功亏一篑，良为可叹。在20世纪80年代某些先锋作家所宣称的“到语言为止”的写作中，丰富驳杂的现实被高度抽象为空洞的逻辑法则和滑动的能指符号，语言的情感性和意义的指向性业已消失。这样叙事不但失去了对现实回应的能力，同时也丧失了当初创造的真义。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某些新生代作家所自许的“身体叙事”和“断裂”式写作中，身体及以身体为中心的个体经验在断裂的叙事策略中的确得到了精微的发掘和显现，而且对以往宰制我们自身的公共话语与惯性意识也是一种颠覆和改写。然而，这种“试管婴儿”式的叙事，有时恰恰是以割断与现实母体的脐带为代价的。小叙事自身的整合功能以及对大现实的映射功能很大程度上已经渐渐退化了。 近年来，文学不但对现实生活得以重新关注，而且在大历史语境下重建宏大叙事的雄心得以重新恢复。当下时代现实经由20世纪90年代初转型与裂变更为深广驳杂，触目惊心，让作家的视线无法从上面回避与逃遁。历史记忆与当下现实、民族想象与底层民生、信仰吁求与物质欲望、全球视界与本土境遇等等，相互对立胶着，形成巨大张力，共同构成了当下生活的复杂图景。自然有其周期，生命有其运程，文学也有其内在的节律。20世纪的中国可谓经历了一段既命运多舛又波澜壮阔的峥嵘历史。“文似看山不喜平”，“文”的“不平”不仅关乎写作技艺的奇崛错综，更受制于文学所映照现实的跌宕起伏。近年来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焦虑、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一方面意味着称得上鸿篇巨制的作品并没有真正出现，另一方面，作家、批评家直觉感应到文学这一生命体内在的节律，敏锐意识到当下已经到了一个经典之作诞生的时代了。 纵观新时期文学创作，可以约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承继和修正大叙事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伤痕和反思文学承继和重启“五四”的人道主义价值理想和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则对上述大叙事进行的改写和修正，在文化和哲学的层面上丰富了原先的伦理价值理想，并在语言和形式的层面上动摇了写实性叙事的惟一合法性；第二个阶段是准备和构建小叙事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新写实通过所谓的“零度情感”保持对大叙事的缄默，而原生态的呈现则悄悄颠覆典型化背后的意识形态的专断与虚妄。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更通过身体符号的呈现和个体经验的叙述，全面拒绝宏大叙事，执拗创制个体叙事。每当一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出现危机时，返回个体、返回身体这样的逻辑原点，以另启和积蓄带有原创性质的价值资源与叙事资源。继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当下，则进入了文学的第三个阶段，即疏通并勾连个人小叙事和历史大叙事的阶段。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集大成的综合过程，需要对已有的价值传统和叙事经验进行整合与创化。这种经过整合与创化的叙事在主体自由得以守护、厚重现实能够穿越的前提下，便可能打通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之间的厚壁障，催生出足以呼应和佐证我们这个时代里程碑式的作品来。对此，我们有足够的期望，也有足够的耐心。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1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