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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与台湾文学史 首先，传统的台湾文学论述与国族建构。文学史是权力和文学知识共同建构的意识形态，就传统的台湾文学史的相关论述主要有两类，分别是以大中国情怀来建构的文学史和以台湾意识为主的所建构出来的本土论。中国意识的文学史以大陆学者和台湾统派学者所撰写的为主，如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古继堂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和《台湾新诗发展史》、吕正惠、赵遐秋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彰显台湾意识的文学史主要有叶石涛的《台湾新文学史纲》、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就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台湾文学史的论述与国族建构紧密结合，这是两岸的台湾文学史书写的最大共同点，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台湾文学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 大陆版的文学史，刘登翰先生编撰的《台湾文学史》既是最早的系统的台湾文学史，也是海峡两岸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宏大的一种。刘登翰以“分流与整合”的理念阐释台湾文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中原文化的基因，在台湾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规范了它的方向，确立了它的形式，赋予它的精神内涵，奠定它的民族风格，把台湾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传统中。”[①]《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则是由台湾统派学者与大陆学者共同合作编撰的“新文学”的“思潮史”，认为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对“文学台独”的种种谬论不遗余力地进行批驳。总体而言，大陆学者和台湾统派学者所持的是大中国的立场，把台湾文学视为大陆文学的支流，尤其认为台湾新文学是受到大陆“五四”运动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大陆版的文学史受国家机器的影响较深，官方色彩浓厚，比较注重发掘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的亲缘关系。这甚至被台湾深绿学者认为是“发明”台湾文学史。由于两岸长久隔绝，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书写受到现实条件限制，资料掌握上往往不够全面，这导致大陆文学史规模宏大，但细节的把握和分析不足，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陆的研究者缺乏对台湾区域文学史的关注，目前为止，大陆没有台湾区域文学史出版。另一方面，资料的匮乏导致书写过程理念先行，意识形态统帅资料。例如古继堂的《台湾新诗发展史》，被游唤认为“这一部台湾新诗史是从中国大陆的预设角度出发来编写成的台湾新诗史。它编的成分实在远远大于史实的层次。它宰制性建构的性质完全驾驭着诗史的评价与解释。”[②]资料的匮乏有历史和现实因素造成，无法苛求前辈。但也有不少的文学史获得台湾本土派学者的客观公正的评价，例如，陈黎认为“中国大陆出版的那么多专书，文学史观几乎没有差别，其中《现代台湾文学史》、《台湾文学史（上卷）》集体编写，显出团队合作的成效；就文学的艺术性之内在研究，黄重添的《台湾当代小说艺术采光》、《台湾长篇小说论》确实是下了功夫。”[③] 在台湾方面[④]，本土派的叶石涛、彭瑞金和陈芳明主要以殖民抗争来架构其历史叙述的基调，强调文学中的“台湾意识”。叶石涛和彭瑞金的文学史关注点在本土作家和乡土文学身上，对外省作家和现代主义文学以忽视的姿态对待。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强调“台湾意识”和“台湾主体性”，重视写实主义；把乡土文学视为台湾文学的正宗，认为只有表现台湾本土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的文学才是真正的台湾文学，重视本省籍作家，外省作家的努力和贡献评价不够积极。在序中他指出“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⑤]虽然叶石涛承认日本殖民时期台湾现代文学的出现是受中国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但他认为日本统治期间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持续分隔持续分割使台湾文学具有自主性和独特性。意识形态导致叶氏对作家作品的评析不够客观公允，对外省籍作家及其作品重视不够，认为他们的作品“远离台湾的土地和人民”，企图把外省籍作家的文学作品排除在台湾文学之外。同时，狭隘的意识形态因素导致他对现代主义作家的评价较低，认为他们作品中“无根”、“漂泊”的情结是不爱台湾不认同台湾。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继承了叶石涛的本土文学史观，不同的是该书主要从文学运动的角度来观察台湾文学。总之，以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理念只选取和自身论述主轴相关的作家作品，这会导致台湾文学史的简单化，以及扭曲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无法展现台湾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与叶石涛、彭瑞金的“排他性”不同，陈芳明虽然也重视台湾意识，但他的文学史论述并没有排斥外省作家。陈芳明尚未完成的《台湾新文学史》是从“左翼的、女性的、边缘的、动态的”立场出发，企图在“后殖民史观”的基础上书写一部相对具有宽容性、多元性的台湾文学史著作。他提出了“殖民三阶段论”史观（或称“再殖民史观”）作为文学史论述的框架：日据时代是“殖民阶段”，国民党到台湾后称为“再殖民阶段”，解严后（亦即李登辉上台后）称为“后殖民阶段”。同时，陈芳明宣称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主义”是国民党灌输的，在强调台湾意识上与叶石涛、彭瑞金一致，不同的是陈芳明对现代主义文学及外省作家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陈芳明的“殖民三阶段论”有简单化台湾文学史的趋向，同时，有学者认为陈芳明所持的族群和解、多元共存的理念，使得他在处理解严后的台湾文学时，事实上转为多元的“后现代史观”[⑥]。此外，陈芳明认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书写意识形态先行——“发明”台湾文学史，而他本人的《台湾新文学史》的框架不仅被认为过于简单化，同时被疑为“以论套史”，认为他提出的“殖民”、“再殖民”、“后殖民”的文学史分期理论框架有简化的嫌疑。 其次，两岸不同的政治立场所导致的文学诠释权的争夺使得书写者在史料选择上有着“简单化”的倾向。由于台湾复杂的历史状况和现实态势导致台湾文学史的书写不由自主地被纳入国族建构中，成为国族建构史的一部分，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国族意识成为文学史家关注的焦点，符合史家立场的作家作品被选择被放大，与其立场相左的则被消音被漠视。对此，杨宗翰认为“为了要制造一个合于史家规划的文学故事，所以某些作品会被消音，而我们都没有考虑要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⑦]杨宗翰对台湾文学史的理解和实践，说明台湾新生代学者开始反省传统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学史书写，他认为中国意识或台湾意识不是评判文学作品是否经典的标准。此外，意识形态的过度介入导致传统台湾文学史中二元划分的概念相当多：例如“台湾意识”与“大中国意识”、“本省籍作家”与“外省籍作家”、“本土派”与“西化派”、“民间文学”与“官方文学”等等，二元对立的局面抹煞了台湾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非主流的作家作品难以被含纳进文学史。 再次，传统的文学史书写都是采用单线的历时性的“进化论”的方式，且往往采取单一的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传统的“单线”、“进化论”文学史往往有着“起承转合”的规律，多以萌芽期、兴盛期、转折期、衰微期等来论述台湾文学的发展。这种类型的文学史往往是十年一个世代，有一个主流的文学门类或者思潮。这种文学史观有二个基设：一是‘世代说’——即以每十年为一世代（纵向面的划分）；另一是‘主流说’——即有吸引大多数人创作及认同的主流文学和为大多数人排斥而仅被少数人接受的边缘文学。[⑧]以上所讨论的传统文学史，在书写体例上都偏向“编年体”，以单线的“进化论”史观按照年代叙述重大的文学事件与作家作品；赵遐秋、吕正惠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则以思潮史取代作家论。传统的书写方式更注意前后文学的延续性和发展，但是对文学史的“断裂”和“非连续性”关注不足，对共时状态下文学史的复杂和多维描绘和阐述的不够充分，为此无法完整展示文学史的全貌。近年来，历时性的单线书写方式有所打破，比如王德威的《台湾：从文学看历史》、黄美娥的《重层现代性镜像——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域与文学想象》等是选取共时的横切面的方式来撰写的。共时性文学史的出现打破过去的书写模式，文学史书写范式的改变带来文学史风貌的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文学的历史，为人们认识台湾文学打开另外一扇窗户。 二、现代性与文学史突围 就当前台湾文学史的书写现状来说，除了“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的国族建构史外，学者也积极探讨文学史突围的可能之道，众多的文学史研讨会以及相关论文就是明证。讨论的焦点：一是因为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导致书写过程中化约的倾向，某些族群、性别的文学书写被淡化处理。当前的台湾文学史尤其是本土派的文学史书写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不能很好地反映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台湾现状。二是单线的历时性的文学史书写，无法处理文学史的“断裂”和“非连续性”。为此，当前台湾学界偏向以“现代性”为主轴来建构台湾文学史，“就是拉到整个现代性中去看，而不只是反殖民。这个问题，事实上有其吊诡性，一方面它有进步的一面，而比较吊诡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著作就是全部把它包进来，写得非常圆融，非常得体。……而这种史观允许多元性。”[⑨]对“现代性”的具体内涵，并无统一的界定，大致是指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体验和思考。王德威、黄美娥、邱贵芬、杨宗翰等学者对此都有所思考和建树。 对台湾文学史书写反省最深刻的当属邱贵芬。她的《日据以来台湾女作家小说选读》以傅柯的史学方法挑战传统文学史在论述策略上“完整性”、“连续性”的文史学概念；希望能暴露文学史建构过程当中的“断裂”、“不连贯”。在此史观影响下，台湾女性文学史不再是把文学活动看成前后延续的“一脉相传”，而是把文学活动看作是特定的共时状态下不同文学形态的纠葛和互动。真正体现她企图突围台湾文学史的努力的是《从战后初期女作家的创作谈台湾文学史的叙述》。邱从战后初期女作家创作的角度，指出当前各种版本的传统台湾文学史，因为国族建构的需要，其着力点都在男性作家上，无法完整涵盖女性作家的创作。同时，她认为台湾学界从殖民抗争的角度书写台湾文学史，这种压迫与反抗、官方与民间、本土与外省等二元对立的模式遮蔽了女性作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她以文学史对台湾五十年代女作家的书写为例，叶、彭从本土派视角出发认为五十年代台湾文学“荒凉”，而陈芳明则把五十年代的文学二分为“官方文学”和“民间文学”，不管是哪种书写策略都无法真实再现女性作家在文坛上的贡献和位置。可贵的是，邱贵芬认为“要真正呈现台湾这块土地复杂的文学活动状貌以及其脉络，做法不是企图以“女性”（哪个女性？哪样的“女性”观点？）观点来取代“男性”观点来叙述台湾文学史或是以某个族群（外省第一代第二代、原住民、客家人）的观点来取代另一个族群（福佬族）的观点，而是重新检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概念。”[⑩]在邱贵芬看来以前的台湾文学史书写以殖民主义史观为基础，注重台湾文学反殖民、反压迫的一面，这样的书写策略会压抑与主旨无关的其它类型的文学，比如女性文学、原住民文学等非主流文学即使进入书写范畴，也只是处在边缘位置。为此，她提出以“现代性”为切入点书写台湾文学史，这样就可以关照到各个层面，因为现代性不是单一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力量共同作用的。但也有学者认为邱贵芬依然没有跳脱以往的文学史的局限：“此文与作者所点名批判的各本台湾文学史一样，都犯了两个共通的弊病：一是不自觉地将诗风笔潮与社会变迁两者间的联系，过度简单地化约成一对一的镜象关系(尤甚者更有视社会变迁为形、诗风笔潮为影，影后形生、影随形转的倾向)；二是诸位史家或研究者虽意图采取不同的史观与解释模型，然皆不脱‘冲击─回应’此一范式的魅影。”[11]文学史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书写难免带有学科烙印，即使邱贵芬的反省仍然有着传统文学史的“一对一的镜像关系”和“冲击—回应”的弊病，但她看到传统的殖民抗争、国族建构史观无法关照到台湾的多元族群、性别、阶级等议题和文学史的“断裂”、“不连贯”，提出以“现代性”来建构多元的复杂的台湾文学史，她在文学史观上的突破依然不可小视。 新生代学者杨宗翰对台湾文学史的观察和省思不仅全面而且颇具特色。史观上，他质疑台湾学界在建构台湾文学史过程中对“台湾意识”的强调，认为文学本身的审美特征是能否进入文学史以及成为经典的标准，而不是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我认为是不是一个美学作品跟有没有台湾意识事实上并没有关联，我讨论的是说不管是由大中国主义或是以台湾意识为主到最后都是与建构一个国族史或是一个正典化的部分。”[12]他认为台湾社会应该允许多元声音的存在，台湾文学史应该是一部包容多元的文学史。其次，叙述方式而言，他提出可以借鉴新历史主义的手法来书写文学史，“既然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间本有亲密的血缘关系，故我辈在‘建构’历史或‘情节编构’（emplotment）时，显然无须避讳对文学之叙述文化的借用∕挪用。除了适度融入小说笔法来撰史述史外，我辈也可（也该！）尝试改变‘传统’文学史着中的叙述观点与叙述技巧。”[13]杨宗翰对台湾文学史叙述方式的思考，与历史学界的后现代转向相关，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虚构的，那文学史就是虚构的虚构，应允许文学史家在叙述方式上尝试多种手法，甚至“后设”的手法来与读者互动。再次，文学史的兴起与教育体制息息相关，文学史书写往往有着隐含的作者，即“国家权力”。 戒严时代，台湾文学研究在台湾是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当时的台湾文学史与体制、权力相距甚远。杨宗翰认为，与大陆文学史书写多采取集体写作方式带有官方味道相比，台湾的文学史则更多“在野性质”。[14]遗憾的是，随着民进党上台，“本土意识”、“台湾主体性”成为台湾当前最大的“政治正确”，台湾文学迅速成为一门显学，台湾文学史的“在野性质”能保持多久还是个问号。 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号称在反省两岸文学史书写的基础上着手的。虽然，陈芳明也是强调台湾“主体意识”的本土论战，但他意识到“本土论述并不足以概括台湾文学的全貌，写实主义也并不必然是台湾文学唯一的主流。”[15]所以，与叶石涛、彭瑞金漠视外省作家和现代主义不同，陈芳明强调族群和解，对外省作家和现代主义文学评价颇高。对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他认为“是一段从‘发现台湾’到‘发明台湾’的过程，在研究中常常会出现各种‘发明’与‘创见’。在东方主义式的书写策略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建构霸权论述的苦心。如何把台湾文学史套入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裹，是现阶段中国学界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从发现台湾到发明台湾的演变中，中国学界对于台湾文学的研究成果，透露了‘东方化’、‘同质化’、‘阴性化’的种种书写策略。而这些书写策略，已经成为中国学界书写台湾文学史的固定模式。”[16]陈芳明的“殖民三段论”不仅简化了台湾文学史的复杂样貌，同时也含有与大陆台湾文学界争夺台湾文学话语权的意味。在国族建构与话语权争夺中，陈芳明并不会比他所批评的“发明台湾”者更高明。从另一个角度看，陈芳明不免陷入过度的意识形态，对大陆进行“西方化中国”的想象，认定大陆的殖民角色后，进而否定大陆研究者的书写成果与发言权，这未尝不是另一个霸权的体现。陈芳明以后殖民理论来建构台湾文学史，国族建构的意味使他的文学史书写难免落入另一种站在本土立场上的“发明”。 另外，有学者质疑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并非是完全从殖民史观的角度论述，再殖民与后殖民阶段已经开始偏离，变成“后现代”史观。理由是日据时期的作家陈芳明把他们分为殖民作家和被殖民作家；战后部分，出于族群大和解的考虑，陈芳明并没有把外省作家归为殖民作家，而是以官方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分类来淡化文坛的“殖民抗争”意味。“只谈多元、包容，而回避殖民阶段的历史反省、后殖民阶段的‘去殖民化’，就不能算是‘后殖民史观’”。[17]游胜冠认为原因是当前的文化资源还大多是掌握在外省族群手中，不管是有意无意作者都是出于对权力的一种妥协。 对当前台湾文学研究界“本土意识”高涨的情况，王德威认为“如果‘复国’的神话需要被解构，‘建国’的神话又何尝不是如此？由此类推，正典的生成不总已经预设了正典的遗/弃？”[18]王德威认为台湾文学史的书写不能忽视台湾长期以来的“遗民”心态，这对外省作家作品的分析尤其有效。同时，王德威以实践反省台湾文学史书写，他的《台湾：从文学看历史》一改过去单线历时的文学史知识和文学运动及思潮为主的叙事方式，以共时的文学作品为分析脉络，从具体作品来关照当时的历史。正如陈建忠所言：“《台湾：从文学看历史》与既有的文学史论作，有着不同的编写观念，创造了一种较新的文学史体例。再者，像这般有坚强顾问群、编辑群与出版社、传媒支持的新型态文学史出版模式，也展现出不同的文学传播风貌，而可能改变读者的视野。”[19]王德威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建构文学史，不同于以往历时性的国族建构意识浓厚的传统文学史。同时，《台湾：从文学看历史》的编撰和出版方式，也极具“现代性”——“坚强顾问群、编辑群与出版社、传媒支持的新型态文学史出版模式”——体现了消费社会和大众传媒时代的特色，而非以往书斋似的学者着书。 就研究实践而言，黄美娥的《重层现代性镜像——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域与文学想象》从日据时期台湾特殊的历史境遇入手，指出当时台湾的现代性并不是单一的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而是多元并存多重纠结的，存在着殖民性、现代性、本土性、传统性多重纠葛的镜像。二十世纪初期，传统文人面对新兴的全球化的社会场域，积极调整自己因应新时代的变化与需要。区别于传统的台湾文学史从新文学角度评价传统文人的视角，黄美娥从旧文人/传统文人的立场出发，厘析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的主要纠葛，分析旧文人在论战发生前后的应变与思索，重构双方在文坛中面对日本殖民帝国的强势威胁下所产生的复杂关系，挖掘传统文人“维新”和“现代”的向度。黄美娥对传统文人“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发现，打破以往文学史新旧文学“断裂关系”的传统认知，寻找新旧文人面对现代情境时合力与协力的一面，并寻找新旧文学的延续性。同时，扭转人们对传统文人“落后”、“守旧”的思维定势，揭示传统文人在世纪初面对现代性的“迎新”和“改良”表现；从传统文人的角度发现传统诗文“延续汉文斯文”的抵殖民作用等。黄美娥以现代性关照传统文人的做法，与大陆学界近年来对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关注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相呼应，并以实际行动加入该实践。 [①] 刘登翰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第17页。 [②] 参见游唤《有问题的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诗学季刊》第一期，第22-27页。 [③] 陈黎，《文学台湾》第七期，1993年7月，收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允晨文化，1996年，第81页。 [④] 台湾方面，这里主要是指强调“台湾意识”、“台湾主体性”的叶石涛、彭瑞金、陈芳明的文学史版本。早期黄得时、陈少廷的文学史，书写年代较为久远，这里暂且不谈。 [⑤]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序》，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91，第2页。 [⑥] 游胜冠：《后殖民？还是后现代？——陈芳明台湾文学史书写的论述困境》，源自网站“台湾文学工作室”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i/iu-seng-koan/tanhongbeng-bunhaksu.htm [⑦] 参见台湾大学“历史叙述学研讨会之六：《维柯（G. Vico）、怀特与历史想象的议题》”。 [⑧] 林耀德：《以当代视野书写 80 年代台湾文学史》，《世纪末偏航──80年代台湾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0年，第7页。 [⑨] 林正珍在“海登怀特与台湾文学史书写——历史理论中的叙述与叙事问题 文本分析研读会”http://benz.nchu.edu.tw/~chenlin/text/text2/text2%20record6.7.htm [⑩] 邱贵芬：《从战后初期女作家的创作谈台湾文学史的叙述》http://www.complit.fju.edu.tw/conference/conference1999/abstract/literary_history.htm [11] 杨宗翰：《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台北：巨流，2002.6. [12] 参见杨宗翰在“海登怀特与台湾文学史书写——历史理论中的叙述与叙事问题 文本分析研读会”http://benz.nchu.edu.tw/~chenlin/text/text2/text2%20record6.7.htm [13] 杨宗翰：《被发明的诗传统，或如何叙述台湾诗史》，《当代诗学》第1期，2005年4月，第69-85页。 [14] 杨宗翰：《台湾新诗史：一项未完成的计划》，《台湾史料研究》第23期，2004年8月，第121-133页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Taiwan/yang-z/yang-z-10.htm [15] 陈芳明：《台湾文学研究的新地平线》，《文讯》，第205期。 [16] 陈芳明：《从发现台湾到发明台湾——现阶段中国的台湾文学史书写策略》，《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第189-205页。 [17] 游胜冠：《后殖民？还是后现代？——陈芳明台湾文学史书写的论述困境》，源自网站“台湾文学工作室”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i/iu-seng-koan/tanhongbeng-bunhaksu.htm [18]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http://www.douban.com/subject/2341636/ [19] 陈建忠：《文学史家的末世危言》，《诚品好读》2005年12月，第61期，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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